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经验主义和拜物主义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相比，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经验主义是一种恶性发展了的经验主义。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中也有经验主义的成分。斯密在商品价值问题的理解上始终无法摆脱交换价值概念的束缚，这不仅导致了他在价值定义上的两重理解，而且还导致了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商品价值的理解时放弃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走向了立足于经济现象的价值决定于收入的观点。李嘉图用强制性的方法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但他由于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已经转化成了生产价格，试图不通过中介环节就直接证明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适用性，结果却总是无法自圆其说，弄得最后甚至想改写劳动价值论，想把劳动和利润两个因素同时承认为价值的来源。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方法中的这种经验主义成分应该说是由于其思维方法的局限性所导致的，而并不是源自于其主观的动机。因为，斯密和李嘉图就其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而言，的确是把经验事实看成是资本主义内在联系和生理过程的外部表现的，他们的经济研究之目的就在于力图透过事物的现象形态来了解它们的本质和规律。他们的经济理论最后无法彻底解释经济现象并由此而出现了向经济现象层面的回返，这是其整个经济理论的非历史性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本身就未曾越出过经济现象的层面。
而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就不同了。马克思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26) 庸俗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只是把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翻译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语言。而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就“物”论“物”，根本否认商品这一“物”背后的社会劳动的本质。庸俗政治经济学满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实践基础”，自觉地固守着事物的表象形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现象视为资本主义生理过程的外部表现相反，庸俗政治经济学立足于经济过程中的现象层面，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建构其所谓的经济理论。显然，他们的这种经验主义方法是一种自觉的、彻底的、放弃了任何批判维度的恶性发展了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当然同时就是拜物主义，因为他们生活在作为人的社会劳动的物化的“物”的世界中，在这个颠倒了的世界中一点都不感到困惑，相反感到很自在，并以这种物为基点来建构其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应该说，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经验主义性与其拜物教性是相一致的。
下面我们结合一些有代表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来对庸俗经济学方法的经验主义和拜物主义特性作一点分析。萨伊是斯密理论的后继者，但他却是一个庸俗化的后继者。面对斯密经济学方法中科学因素和庸俗因素共存的局面，萨伊没有发展其科学的成分，而是发展了其庸俗的成分。萨伊也说过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事物的本质，“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物本质，而对于事物本质的仔细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惟一根据” (27) 。但问题是他所说的这种“事物本质”根本不是透过现象而分析出来的事物的内在本质，而只是彻底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所谓本质。他说，“不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能探索到事物的本质，并且绝不创立在实践上不能直接应用的抽象原则。原则总是和确定的事实相比较，这样任何人在发现它的效用之同时，都能容易看出它的真实性。”更进一步，萨伊说：“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有实际效用的科学，就不应当教导人们，什么必定发生，尽管这是从适当的推论和无可怀疑的前提演绎出来，而应当说明，实际发生的一个事实，怎样是另一个同样确定的事实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应当确定把事实联结起来的链条，并根据观察，在两个环节的连接点确定这两个环节的存在。” (28) 萨伊自己就是运用这样的经济学方法来展开其理论论述的。萨伊面对两个经济现象，一是在分配的层面上，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获得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二是在生产的层面上，劳动、资本、自然力都参与了生产的自然过程。他的政治经济学要做的是寻找到把这两个事实联结起来的链条，以便解释其中的一个事实怎样是另一个事实的结果。萨伊找到了“生产⁃效用说”，他指出，所谓生产，其实不是创造物质，而只是创造效用，只是提供前者所不具有的效用。从这种把使用价值与价值混淆起来的观点出发，萨伊便很自然地过渡到了生产三要素说。谁都知道，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人的劳动所能单独创造的，就生产的自然过程而言，当然需要劳动、生产资料和自然力这三种要素。因此萨伊能很“自信”地得出结论，“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 (29) 。既然在生产过程中这三个要素都参与了，那在分配的层面上，这三者分别获得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萨伊就是由此来找到联结上述这两个事实之间的链条的。表面看来这似乎的确很能达到解释经济事实的目的，但只要想到早在斯密那里就已经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萨伊这种观点的错误和庸俗性就很清楚了。萨伊所理解的这三个要素都没有历史性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指劳动一般、生产资料和自然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完全被抹杀了。
在对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线索上，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三位代表人物。如果说在萨伊那里，庸俗化表现为立足于两个有待解释的经济事实，把斯密思想中的庸俗成分分离出来并进而形成具体的庸俗化的经济学观点，那么，在上面三位人物那里，庸俗化则表现为，一方面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没有矛盾的、绝对自然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要证明李嘉图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并且完全可以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因此，他们走出的是一条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彻底摧垮的道路。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从本质上讲，如果不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那么要像穆勒所主张的那样根据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来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李嘉图经济思想中的新的和重要的东西恰恰是在矛盾的“肥料”中，从矛盾的现象中强行推论出来的。系统阐述李嘉图学说首先必须深入研究作为其理论之基础的现实的矛盾本身。而穆勒所做的却不是这样。他既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客观性矛盾，又不承认李嘉图学说与经济现象之间无法直接对应，他要做的是把李嘉图学说解释成一个完美的理论，而且还是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的“解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能得出的所谓李嘉图体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穆勒把客观存在的矛盾“解释”掉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在经济关系或经济范畴包含矛盾的地方一概只抓住统一而否认对立。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基础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人们为了方便而发明出来的，这种关系并不包含有任何与其他关系不同的独特的东西，并且，经济学理论还应该建立在作为这种生产关系核心内容的资本和劳动的分离这一前提之上。于是，当穆勒考察商品的流通时，他根本不承认商品中隐藏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看不到商品在流通中已经实现了自身的两重化即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这种二重化作为过程出现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卖和买是一个过程的不同因素，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行为同时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 (30) 。穆勒摆脱对立的方法是仅抓住了买和卖的统一，从而把商品的流通仅仅变成了物物交换。以此为基础，当面对李嘉图理论中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的矛盾时，穆勒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把雇佣工人变成普通的商品所有者，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交易变成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公平交易当然是没有矛盾的，这是穆勒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例如，一个工人生产6码麻布，这6码中的2码所代表的价值等于他所加入的劳动，因此，他是把这2码麻布卖给资本家的卖者。不过，这样一来，穆勒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即如果这个工人把代表他所加入的劳动的这2码麻布的价值全部以货币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拿回来，那资本家就不能实现剩余价值了，李嘉图的体系不是同样要被推翻了吗？对此，穆勒又想出一招。他说，工人的报酬是以预付的形式支付的。资本家在他自己把这6码麻布转化成货币，即卖出去之前就付款给工人了，也就是说已经替工人把属于他的2码麻布转化成了货币。工人交给资本家的是使用价值形式的产品，而资本家交给工人的却是货币形式的价值。穆勒接着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提升”：“在这笔交易中，买主购买是为了再卖并赚取利润，因此卖者不得不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也就是说，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商品与货币的交易是“以卖者不得不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而买者用自己的货币买到比货币价值大的价值为前提”的。 (31) 如此一来，资本家既合理地取得了利润，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又得到了理论上的“圆满”解释。可问题是，穆勒因此而把李嘉图体系的基础即整个价值理论推翻了。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束缚的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在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中，利润的获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经济学理论必须以此为前提，而不是倒过来，通过科学的抽象法来分析这种现象的本质。
如果说詹姆斯·穆勒开始了对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庸俗化的话，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麦克库勒赫则是使这个经济理论解体的最可悲的样板。麦克库勒赫的庸俗化历程是从对相对价值概念的歪曲理解开始的。在李嘉图那里，相对价值即交换价值不过是商品实际价值的另一种表现，不过是意味着各种商品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而到了麦克库勒赫手里，情况则不同了。在他看来，商品的相对价值是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或其他任何商品的量。李嘉图在其交换价值概念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视为劳动价值论的例外，而麦克库勒赫在他对相对价值概念理解的基础上似乎轻松地解决了这个例外。他说，无论商品同商品的交换，还是商品同劳动的交换，其交换比例都是商品的相对价值。接着，麦克库勒赫玩了这样一个把戏：他说，在通常状况下，一个商品所交换的是和该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的雇佣量，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物化劳动，恰好等于他在交换时以直接劳动形式还给资本家的劳动量。可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的源泉不就消失了吗？麦克库勒赫马上话锋一转，可事实上，后者却总是大于前者，也就是说，商品不仅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的直接劳动量相交换，而且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的其他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相交换。因为，利润就是建立在这个余额基础上的。这样，麦克库勒赫就把利润推到了“让渡利润”的层次，即在他的理论中，利润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得以实现的。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高水平的李嘉图学说在他的手里被倒回了重商主义的水平，难怪马克思说，麦克库勒赫只学会了李嘉图“咳嗽和吐痰”的姿态 (32) 。
在谈到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时，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 (33) 这句话用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独立化，离不开经济学方法上的独立性。穆勒在促进经济学方法庸俗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进步是把流通领域中的物的交换看成是生产这些物的劳动之间的交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的。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专注于对人的劳动的量的分析，因而没能很好地对社会劳动的内容作出很好的研究，但它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自己正是在这一思路上继续推进，从而揭示了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内容。也就是说，物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所要做的就在于揭示物背后所蕴含着的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内涵。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可穆勒却把这一方法论思路倒了过来。他完全堵死了从物的交换中发现社会劳动的历史性内容的思路，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把人定为“经济人”。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中，人就是并且仅仅是为了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而生的。尽管穆勒思想的庸俗性并不在于他把现实的人都看成是经济人，因为，穆勒在他的著名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中的确对这一点作过清楚的说明：“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也许，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仅是对这些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政治经济学需要采取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当作就像真的是人活动的惟一目的一样；在所有同等简单的假说里面，这种假说是最接近真理的。” (34) 也就是说，穆勒为政治经济学虚拟了一个经济人，但他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在这种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不再可能研究财富背后的社会劳动形式，不再可能研究社会生产的历史性生成与发展，不再可能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史性的批判，而只能停留在对浮现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表面的外在的物的现象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穆勒的经济学方法论本质上不过是对业已存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一种方法论总结和凝炼。不过，他的这种方法论总结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们把穆勒看成是一位经济学方法论的大师，因为正是他使非批判的、经验主义的同时也是拜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合法性。不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穆勒其实是一位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大师。
在具体的经济学观点上，穆勒体现出了“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由于他把政治经济学直接定位于研究经济人的活动秩序的学问，因此，他的理论探索当然不可能通过物背后的社会生产的线索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而只能是对不同条件和不同状态下经济人的各种不同活动秩序进行混合，就跟马克思所说的一样，走向“学术上的混合主义”。譬如，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穆勒的观点是彻底的混合主义和折中主义。他把商品分成三类：一是供给绝对有限的商品，二是可以按不变成本无限增加供给的商品，三是成本将随供给增加而递增的商品。穆勒说，第一类商品的交换价值主要以需求大小为转移，第二类商品的价值主要由生产成本决定，第三类商品主要指农产品，其价值是由最劣条件下的最大成本决定的。在穆勒的价值理论中，商品成了一般商品，商品的不同的社会属性根本不存在了，商品在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独特内涵也全然没有了。穆勒也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改革中走向经验主义和自觉的拜物教的。
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质，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分析：“庸俗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以学理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在其动机和观念上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的意识。而庸俗政治经济学愈是肤浅地抓住现象的表面，仅仅用一定的方式把这种现象的表面复制出来，它就愈觉得自己‘合乎自然’，而与任何抽象的空想无关。” (35) 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学”的研究视为抽象，把停留在资本主义生产表面的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反而视为“合乎自然”，这便决定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即使在某些具体操作性的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可能有所推进，但它仍然摆脱不了总体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性质。庸俗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经验主义、拜物主义与其学说在总体上的辩护论性质是相互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