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抽象性和庸俗性
我们先来看作为现代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学派的方法论。广义的新古典学派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除了包括马歇尔的狭义新古典学派理论外，还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北欧学派以及美国近代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等。我国目前习惯使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内容就是广义的新古典学派。尽管对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前提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共识，但通过对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边际效用理论和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理论的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对新古典学派一些共通的方法论特点作出说明。
从总体上说，新古典学派方法论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和庸俗性。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它只是从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界定人，因此，经济人这一概念在它这里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庸俗政治经济学者那里具有更大的抽象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确是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但他的经济人是生产行为中的经济人，因此，无论怎样，他的经济人概念总还是涉及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群体。他无法对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那是由于他的方法论局限所致，而不是他在理论出发点上没有打算这么做。李嘉图是从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人概念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李嘉图研究分配关系的目的在于说明生产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他的分配关系是跟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因此，经济人本身在李嘉图那里也还是一个具有真实社会经济内容的实体，而不只是一个用来悬挂经济逻辑命题的晒衣绳。即使是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里，他的确是站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上而感到很自在，并以此为基础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了庸俗化的处理，违背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当作生理过程来理解并努力寻求其本质的理论方向，但跟新古典学派理论相比，他毕竟还是把作为实体的人所处的客观经济现实作为自己理论所面对的对象的，尽管他不是从理论出发来批判这一现实，而是从这种异化的现实出发来使理论庸俗化。如果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理论是一种本质上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话，那么，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开始的新古典学派则是一种在出发点上就已经庸俗化的经济学。
把人仅仅当作一个消费主体，撇开与这种消费直接相关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关系，这样得出的消费主体当然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问题是，这种思路使经济学在抽象化和庸俗化的道路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经济学开始与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的思路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局限于对供应、消费、需求领域的经济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和说明。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逻辑分析当然是典型的形式逻辑，与探究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关系为宗旨的辩证逻辑是根本不同的。当我们在说边际效用学派只从消费主体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人时，我们也的确注意到了奥地利的门格尔曾把经济学的理论视域扩大到生产和分配的领域，并且还把它们与消费领域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但问题在于，门格尔是把从消费领域中得出的边际效用原理推广到了生产和分配的领域，而不是相反。门格尔不是从研究生产过程的本质出发来理解生产、分配、消费、交换这一有机整体的本质，而只是站在消费主体的思路上，把生产资料也看作经济货物。在他看来，这是因为生产资料能帮助生产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从而也满足了消费者的欲望，虽然只是间接地满足。门格尔就是这样把生产、分配和消费统一在边际效用原理之下的。显然，这种所谓的完整的思路一点都不能改变其经济学的抽象和庸俗本性。 (56)
其实，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对这一问题作过非常明确的说明。在“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中，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57) 马克思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角度来理解消费的本性以及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的，应该说，这是真正科学地解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消费关系的内容的必要前提。如果缺乏了这一前提，所得出的消费领域中各经济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只能是建立在各种假设条件之上的所谓纯经济分析的产物。新古典学派的问题是，它恰恰以这种经济学的抽象化和远离经济现实为荣。它要把经济学打扮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数学，宁愿把经济现实中与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不符的部分看成是例外，看成是在运用经济学理论时需要考虑的例外情况。殊不知，它所谓的“例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恰恰是要直接分析的理论对象，经济学的出发点也需要从对这种对象的分析中得出来。因此，新古典派经济学的这种蓄意庸俗化的方法论注定了它不可能对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
第二，作为新古典派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的假设⁃推理方法具有很大的抽象性。把现实经济主体当成一般性的消费主体，这种转变当然要附加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主体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些前提是它进行下一步经济逻辑演绎的基础。而正是在加进这些前提条件的过程中，新古典派理论在不断地使自己抽象化和庸俗化。我们以边际效用学派和一般均衡分析理论为例，来看看新古典派经济学所假设的那些前提到底在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意义上能否成立？
新古典学派的基本假设前提有：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抽象的经济人的合理性和主观价值标准的独立性，生产要素的可变性和市场均衡的稳定性等。 (58) 我们先来看生产手段的私有制这一假设。新古典学派中的生产手段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而且还包括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稀缺资源。由于新古典学派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的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它的这一假设的含义实际上是假定凡是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一切稀缺资源都必须为各个经济主体所私有，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这些资源，包括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在它看来，这种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受到了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护，也就是说，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法律排除了其他经济主体使用他所拥有的一切稀缺资源的权力。很显然，这是典型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论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科学地指出，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而且他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里哪来什么凡是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一切稀缺资源都被各经济主体所拥有，哪来什么经济主体可以自由地使用这些资源，哪来什么经济主体的上述自由权力受到社会制度和法律的保护？应该说，这里有的只是这种经济学说中所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再来看第二个假设，即抽象的经济人的合理性和主观价值标准的独立性。在跟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施穆勒的方法论争论中，奥地利的门格尔坚持认为抽象的经济人的假设是理论经济学的必要前提。他的后继者庞巴维克更为明确地把经济人的假设称为经济学确立经济法则所必须的操作。新古典学派理论中的其他许多思想家也都对这种抽象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作出了论证。熊彼特甚至批评新古典学派方法论的反对者不了解这种经济学理论的本质，他公然为把经济主体当成经济逻辑命题的晒衣绳的方法论辩护，说经济学研究的是过正常商业生活的人，而不是生产过程中的人。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抽象经济人的合理性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我们即使退一步承认在他们的经济学思路中这样的经济人是能够成立的，但这样的所谓理论经济学的用途又何在呢？一运用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时就把客观存在的许多东西都当成是需要重新研究的所谓“例外”，在这么多的“例外”面前又怎么保证这种理论经济学是正确的呢？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面前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走向了离现实经济内容越来越远的数学化的经济学，却又要说他们所假设的经济人是正确的，甚至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还公然说，政治经济学“所代表的不是实证的而是假说的真理” (59) 。那么，凭什么说他们的假说能够成为真理呢？不直接分析客观经济事实，不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分析这些客观经济事实的本质，就不可能得出什么真理性的经济学，要说真理，那也只能说它是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与此相关联的是，主观价值标准的独立性这一点也不能成立。新古典学派假设各个经济主体都能按照其主观的价值标准所希望的方式来自由地交换和使用自己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这种所谓的独立性的主观价值标准，明显的是与把经济主体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和现实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的思维方式有关。用孤立的消费主体取代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主体，用只按照经济计算而行动的“人”取代现实历史、文化、阶级关系中的人，这是主观价值标准独立性假设的基本思想前提。试想，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能按其主观的价值标准所希望的方式与资本家交换自己的劳动力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处在现实阶级关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是与各自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工人不得不以自己所不希望的方式与资本家交换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通过使用工人这种特殊的商品获得剩余价值，其原因正在于此。既然如此，何来价值标准的独立性可言？
再来看生产要素的可变性这一假设前提。即使是在具体的经济学思路上，新古典学派的这一假设前提也是抽象的。它假定生产要素不固定于一种具体的用途，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自由地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却不考虑其间所花费的费用和时间。譬如，新古典学派理论中实际工资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相等这一原理就是建立在劳动的雇用量是可以依据工资和产品的价格变化而自由地变化的观点基础上的。在对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等的分析中也是如此。且不说这种观点根本没有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等问题，即使是就具体的经济过程而言，它的这种生产要素的可变性是假定了把这些生产要素生产出来并投入市场中去的时间等于零，即生产期间的瞬时性。把经济理论建立在这种假设上显然是抽象的，说到底是跟现代西方经济界所谓的“消费者主权”观点相联系的。但问题在于，对消费者主权的真正分析是不可能脱离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生产要素的可变性假设同时也必然带来市场均衡的稳定性假设。所有的稀缺资源都处于供求相等的市场价格体系之中，一旦出现供求不一致，市场价格就会马上进行调整，所以，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理论完全可以建立在稳定性的市场均衡的理论假设基础之上。对这种观点的抽象性之批判，只要看一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就可以了。针对与上述抽象的经济学方法论相似的情况，马克思说：“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 (60) 这句话也可以适用于对新古典学派所谓的市场均衡的稳定性的批判。
上述分析的是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学派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下面再来看看作为非主流学派而存在的所谓客观主义流派的方法论问题。 (61) 这一线索中包括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等，它们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反对旧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与抽象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抗，施穆勒以“社会”、凡勃伦以“制度”、加尔布雷思以“组织”为基础展开其各自的经济学思想。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这种经济学方法论似乎已不再是抽象的了，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并没有对“社会”、“制度”、“组织”等概念作出非抽象的理解。以凡勃伦为例，他所谓的制度是指“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种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62) 。客观性的具有现实社会历史内容的“制度”成了一种“思想习惯”，这些制度中本来所有的那些现实经济关系以及阶级关系都不翼而飞，这怎么还有可能对经济生活作出非抽象的分析？其他人也都相类似。譬如施穆勒的“社会”，其实只是从伦理的角度建构起来的理想化的社会，而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可能像马克思一样把历史的思维方法建构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之上的原因。因此，他们所谓的“客观主义”其实只是在新古典学派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参照系之中的客观主义，而不是客观地反映现实经济生活，因为，真正对经济现实的客观唯物主义的认识必然是与辩证法和逻辑学相互统一在一起的，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到的一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一个流派，在经济学方法论上都不能克服抽象性的局限。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经济矛盾面前无计可施，而只能对经济学进行数学的处理。因此，这种经济学方法上的抽象性当然也就跟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性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
(4) 同上书第13卷，第43—4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页。
(6) 同上书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8) 同上书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1页。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9—56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5页。
(14)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55—45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0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19) 同上书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4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页。
(22) 同上书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注。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24)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
(2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注。
(27)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7页。
(28) 同上书，第45—46页。
(29) 同上书，第7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2页。
(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页。
(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6页。
(33) 同上书第26卷（Ⅲ），第557页。
(34) 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9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
(39) 同上。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0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注。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页。
(45) 黑格尔：《大逻辑》，“绪论”，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2页。也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38页。译文有所不同。
(46) 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12页。
(47) 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张志伟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48) 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26页。
(49) 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28页。
(50) 《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51) 转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编《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25页。
(5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2页。
(5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无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一方面努力想证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只是作为纯粹的分析事件出现的，不仅与政治偏好没有关系，而且连与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关系（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9页）；但另一方面又说门格尔等人的经济学说是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参见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5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页。
(55) 胡寄窗先生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1年版）中对这一点有较为深刻的分析。此处论述参考了他的观点。
(56)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把门格尔的这种所谓的完整的思路称为“真正的天才之举”，这只能说明他是完全站在形而上学的经济逻辑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熊彼特也曾承认过边际效用学派的观点在社会过程理论的层面上“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他同时又说，“在问题的一定范围内，这同时也是正确的方法论”。这里的“一定范围内”当然是在纯粹的分析事实的意义上说的。（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四编第六章。）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页。
(58) 此处论述参考了朱绍文先生在《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观点。
(59) 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103页。
(61) 把新古典学派称为主观主义流派，把反对新古典学派的历史学派、制度学派以及新制度学派等称为客观主义流派，这种划分方法在学术界尚有异议。这里采用的是多数学者一般认可的观点。
(62)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