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就主流思想而言，现代西方经济学指的是广义的新古典学派，它是包括以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效用学派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所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流派的总称。以马歇尔为首所形成的英国新古典学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北欧学派以及美国的数理经济学家等。熊彼特曾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理论同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理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52)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彼特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新古典学派与旧古典学派之间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确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区别。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这种新的经济学方法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旧古典学派，即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的目的在于谋求一个国家生产财富能力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水平的增长，它所理解的经济发展正是这个意思。而这实际上代表了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其他国家工业革命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英国通过经济自由主义的口号来经国济民，增加本国的财富生产和资本积累水平。当时的德国和美国均采用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不同的国家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其原因正在于此。可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实现，德国和美国都获得了头等工业强国的地位，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和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导致了19世纪中叶之后的头20年内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物产量的迅速增加。然而，这一繁荣却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收获。由于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合理，再加上比以前更为发达的世界范围内的商业给一些具体的国家的市场秩序带来的冲击，因此，从1873年到1898年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普遍性的物价跌落、广泛的失业和企业的亏损等被经济学界称为“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这实际上是由过去20年内大大扩充了的生产设备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得到消费所带来的。这种情况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那种从财富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发展的内涵的观点，显然已经不再能适合资本主义世界的要求了。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更关心的不再是直接的财富生产，而是如何处理供应、消费、需求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另外，已经形成了本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之后的资产阶级，随着产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化，开始向海外寻求市场，世界经济成了各国资本家和经济学家注意的对象。而在这些资本家眼中的世界经济，当然不可能是沿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所必然得出的使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财富生产和资本积累水平都得到提高，而只是通过世界经济市场来使本国的经济获得发展。这样，原有的“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内涵当然是不再适用了，而转变到研究各经济因素尤其是供应和消费需求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经济学一般”的层面上来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对价值的研究已经不再需要去研究什么劳动量的内涵，而只要研究隐含在供应和消费之内的比较价格就可以了。这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视域内所看到历史给经济学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1873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同时出现了三本以主观主义和心理主义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著作（英国杰文斯的《经济学的理论》、奥地利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法国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要论》），其最深层的历史背景就在于此。

其次，从思想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上述这种新古典学派的出现还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试图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抗有关 (53) 。从1873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激化的表现。在客观现实面前，人们普遍开始放弃对旧古典学派的信仰，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因此，信仰它的人在不断增多。与此相适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工人运动也在不断高涨，“在这个时期内差不多在所有各国都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兴起” (54) 。在这种现实的困境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是不可能自动放弃这一思想理论阵地的。而他们客观上又无法真实地站到现实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不矛盾性，因而剩下的惟一选择便是放弃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历史内涵，放弃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经济现象的本质的研究，转而从事所谓的经济逻辑的分析。把经济学拉回到“经济学一般”，即纯粹的分析事件的层次上来，目的在于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方面转移出来，转移到一些纯粹的经济逻辑的命题上来，从而达到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目的。

再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古典学派的出现还跟旧古典学派并没有形成正确和完整的价值理论有关。我们知道，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商品价值或价格赖以形成的原因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是商品具有的效用。即使是在古代思想家那里，这两种观点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思想家的观点中就同时交织着这两种观点。这种情况经过古罗马和中世纪再到重商主义时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现实生活中产业资本的逐渐兴起相适应，早期的劳动价值论由威廉·配第奠基，经亚当·斯密到李嘉图手里得以正式形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但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一涉及到利润问题就会出现两大困难：一是无法解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二是不同有机构成的等量资本均能提供等量利润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这两大矛盾不但导致了即使是在正统经济学内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没有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而且还直接导致了这一价值理论的瓦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本着弥补李嘉图价值论缺点的用意，创立了真实成本价值论，即既强调了劳动在真实成本中的作用，又不忽视供求关系的影响。但这样的价值理论，由于既没有解决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矛盾，又要同时接纳供求关系，而所谓的真实成本本身又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因而其本质只是对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当然难以得到较广泛的认同。这样，到19世纪6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种种困境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种寻求新的价值理论的迫切感。

由于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被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上述这种对新的价值理论的寻求便只有一条路可走，即通过重新折回效用价值论的旧思路以寻找一种理论上的突破口。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效用价值概念实际上是个由来已久的概念，即使是在18、19世纪，这一概念在欧洲大陆也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法国重农学派以及后来的萨伊等人都是这种理论的重要宣扬者。不过，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始终无法把总效用和边际效用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区分开来，以致导致了效用价值论始终无法解决所谓的“价值之谜”，即为什么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如水而其交换价值却很小，使用价值很小的东西如钻石其交换价值却很大？资产阶级经济学要想从效用的角度打开一条揭示“价值之谜”的路，必须要提出一种能解释事物的效用等于其交换价值的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诞生的。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