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康德主义发端的在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的方法论讨论

在现代思想史的范围内讨论关于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必然涉及到从新康德主义发展出来的一系列观点。这类观点尤其集中体现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中。哈贝马斯曾这样评价过韦伯：“他的出发点是，‘文化人’或者社会化的个人，一方面具有需要满足的需求，另一方面处于要求解释和确立意义的意义联系中。与此相联系的是物质利益和思想利益……通过这种经验人类学规定，反映了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的分枝概念构成。” (11) 从这样的观点来研究自然与历史或物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出发点。被马克思作为出发点的也是个人，只不过是进行着现实生活的生产的个人。从这样的出发点来研究历史，首先确立的当然就是处于物质联系之中的人，然后是社会联系，进一步才在这种社会联系的基础上考察人们的思想联系。因此，马克思首先是研究了物质联系与思想联系之间历史性的中介关系，然后才研究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的。而直接以“文化人”或“社会人”为出发点，就必然会忽视对这种中介关系的历史性研究。

新康德主义就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所进行的比较研究 (12) ，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最终还是沦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过分强调文化事件的一次性、独特性，没有把它们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来进行研究。结果，作为依据的东西就只能是那种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所谓“文化价值”。这样，在他们所允许的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中，“一般化与个别化的研究取向”之间的对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历史学作为科学的命运也就变得十分可悲了：“历史学在学术上是个不具骨架的学科，这种不完整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历史学必须仰赖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或结构。” (13) “年鉴学派”后来虽然对此状况进行了调整，但因其对现代史本身的不理解，对现代社会不能进行一种真正实践性的研究，因而，历史学的地位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在他们手中变得牢固起来。

没有以社会实践中介为基础的物质与思想之间的结构关系，在理论上得出来的规定性必然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规定性。这种抽象的形式规定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对社会生活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因此也不能最终解决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