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个人的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就是人通过劳动对外在必然性的扬弃而达到自我实现。他说：“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11) 。从自由的本质来说，它是价值意义上的实践，是从主体目的性角度来看的实践，它以实践的客观因果性为基础，强调通过劳动对外在必然性的扬弃而达到自我实现，即把实践看作是人的价值的实现过程。因此，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包括“对必然性的认识并运用这种认识来改造世界”这一含义，而且更强调外在目的向“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的转化。因此自由不仅同通常的必然性、手段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它同可能性（被扬弃的必然性转化为可能性）、目的相联系，它是与客观手段相统一的主体目的的实现过程，是以对必然性的扬弃为基础的可能性的实现过程。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历史目的性，但在具体主体和具体实践的意义上承认历史活动的目的性。抽象地来说，人类主体的形成史是一个“前异化-异化-扬弃异化”的过程，异化构成了人类主体形成史上必然的过程性环节。在《资本论》及其诸手稿中，马克思在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唯物地改造了的异化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发展的限制及其历史暂时性，以及从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的个人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异化就是物化劳动对人的统治，它所揭示的不是抽象的人性与非人性、社会性与反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的自身矛盾、冲突和对抗。物化劳动对人的统治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作为商品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属性统治人，它存在于商品交换的范围内，反映的是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其结果就是社会关系物化为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一种“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 (12) 。这是一般商品经济下的状况，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便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另一种是物化劳动作为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统治人，它直接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反映的是生产条件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对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便是资本拜物教和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特有的状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般说来只存在第一种异化形式，并且这种形式不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对抗性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存在着上述两种异化形式，不仅阶级对抗直接表现为异化，而且异化渗透了社会的一切领域，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异化社会。
从物化到真正的异化，生产力的发展是其决定性基础，人的个性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同前进。人类来自自然界，与自然处于原始同一状态，要使自己由自然存在上升为社会主体，人类就必须打破这种原始同一，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统一。原始同一的最初分离导致了个人和自然共同体的最初分离以及个性的最早萌芽，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无所适从和迷失方向的个性，才不仅为了自己的个别行为，而且为了自己的全部存在去追求一种超验的支撑。随着社会对个人来说日益成为既不可抗拒又不可捉摸的异己力量，寻求超验力量的支撑就越发是必然的了。由此可见，个性的开始形成源于私人生活领域脱离公共社会领域而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无序的私人领域构成并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充满偶然因素和盲目法则的必然王国。它作为凌驾于人们之上的自然必然性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并无视个人的动机和目的而按照自发地起作用的因果规律向前发展。这种自然必然性的发展过程既造成了个人能力的发展，又造成了对个人个性的限制，使两者处于辩证的矛盾过程之中。一方面是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不断向个人提出必须解决的新课题，促进他的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个人作为单纯的个体又日益朝着个性发展的方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普遍的经济必然性和日益个性化的个人生活之间便形成了辩证的对立和矛盾。异化就是个人与社会的这种辩证关系的具体表现。
异化作为物化劳动对人的统治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表明人不是受自然物、自然关系、自然本性的统治，而是受人们自己的行为后果、自己创造的关系、自己的自发活动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表明人暂时地尚未成为物化的社会关系和自己本身的自然的主体。因此，异化本身表明了它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劳动条件对劳动的异化”更表明了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共有的社会关系，而只是人类主体形成过程和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中介环节。“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 (13) 。
异化的产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 (14) 它在为人向世界性个人的发展开辟了可能性空间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障碍，因此它本身也是人的“发展的对立形式” (15) 。首先，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力创造了人们的普遍联系。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货币交换成为人们之间进行联系的惟一手段，一切自然形成的关系和纽带都荡然无存了。个人成为孤立化了的独立的个人，而人越是独立，越是打破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狭隘性，就越是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获得普遍性与全面性。商品活动使劳动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同时也使人们的联系和关系成为超越地域、血统、民族和语言等一切旧有界限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世界性的、内容广泛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联系。这就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不顾一切自然的和历史的界限，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种物质条件不仅没有促成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而且作为“第二自然”构成人的发展的障碍，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这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中，不仅工人要受资本的奴役，而且，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完全同工人一样地处于资本关系的奴役下，尽管是在另一方面，在对立的一极上” (16) 。关于资本主义异化的全面性，马克思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17)
正如资本主义生产使一切旧的社会生产形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形态随着其自身发展和日益成熟，也必然要碰到自己的历史界限，而为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具有发展生产力、征服自然、普遍利用一切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无限潜力，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可超越的狭隘性和封闭性；一方面打破了人们由于自然和历史造成的地域性界限，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准备现实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却又使这种物质条件成为奴役人自身的条件。就资本主义生产的革命性而言，它不承认任何自然的和历史的界限，而在不断地追求这种普遍性，但它把整个自然的和社会的力量置于其有用性的体系之下的时候，却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渡环节，在这一阶段上，生产力、科学和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它决不是财富生产的惟一的、最后的形式。在自身矛盾运动的推动下，这一生产方式终将遇到自己的界限，从而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共产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和异化，从而把那些作为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随着劳动性质和人们活动方式的改变，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将由自发变为自觉。“社会已被组成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 (18) ，劳动者将成为“把不同社会只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更重要的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充分发展和工作日的缩短，科学、艺术和社会交往将成为主要的活动方式。劳动将成为“真正自由的劳动”，成为“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随着人们活动方式的改变，社会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将成为直接社会性的个人，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的主人。“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了生产力增长的根本动力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前提与目的。未来社会不仅完全突破了“自然共同体”的狭隘限制，而且从根本上超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局限。“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