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黑格尔的哲学虚构了历史，因此，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批判改造重新发现人类历史，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初始动力源自《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由于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仍局限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内，即坚持一种和国家理念相适应的政治理想及和“永久法权观念”相适应的法律秩序。但在林木盗窃案的法律争论中，马克思看到，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国家并不能根据自我膨胀的理性来对待私人利益。在紧接着关于摩塞尔地区贫困问题的争论中，马克思又感到，国家的计划、管理，如果不从现实的条件出发，一接触到现实就会全部破产。这使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学说产生了怀疑。
带着这些思想困惑，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感性原则的正确性。但对青年马克思影响较深的并不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他特别注重的是如何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寻找批判黑格尔哲学与市民社会的出发点，而对马克思当时有直接意义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颠倒方法和人本主义异化观。马克思正是以此为支点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批判。这一成果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直接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方法，批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 (33) 因此，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由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天然基础，第一次指明了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接着，马克思又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在黑格尔那里，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只是理念规定的逐步实现，而马克思认为，这些领域恰恰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其实，抽象的人只是作为法人即社会团体、家庭等，才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但黑格尔却不把社会团体、家庭等一般的法人理解为现实的经验的人的实现，而是理解为本身只抽象地包含着人格因素的现实的人。正因为这样，在黑格尔那里才不是从现实的人引申出国家，反倒是必须从国家引申出现实的人。” (34) 在这里，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一样，是从“人”出发来批判黑格尔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正是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客观活动变成了仅仅是个人的私事，成了在人之外的、与人相异化的东西，人的异化成为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从人的异化出发，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而通过认定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马克思又引申出批判现实的张力。
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初次批判中，马克思用物质代替了精神，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取代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几乎没有作出有力度的批判。这既与马克思当时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主题有关，也与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还不够深刻、还没有领会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有关。马克思在这里似乎完全抛弃了黑格尔，沉浸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逻辑构架中。在这种简单的“颠倒”过程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并不能真正统一起来。在接下来的马克思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将看到如何唯物而辩证地制定正确的出发点就成为他反复探索并最终取得突破的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批判的简单推进，而是多重批判交织进行的复合的逻辑运演，其中既包括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包括对他的吸收。
马克思开始关注和领悟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经济学研究之后。在赫斯、青年恩格斯以及蒲鲁东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在理解斯密劳动价值论对劳动创造作用的初步阐述之后，马克思一下子抓住了劳动范畴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中的纽带地位。马克思此时感到，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是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哲学解读，有其现实的前提与意义。但在黑格尔的劳动异化理论中，第一，他的劳动实质上只是一种精神劳作，一切现实的物化劳动只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这样，被他当作历史发展推动力量的劳动便成为纯粹的抽象范畴。第二，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黑格尔，看到的更多是社会进步的一面，因而在他的概念系统中劳动具有完全肯定的意义，由异化劳动带来的消极方面却被他忽视了。由此，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基点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次批判，一方面肯定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革命意义，同时又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不过是在抽象的革命词句掩盖下的保守主义。这次批判已不再局限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简单颠倒，而是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运演进行深刻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扩展，其核心是从现实的经济事实出发对黑格尔劳动异化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这样，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逻辑中，他已试图运用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来分析、批判现存制度下的政治、经济关系了。这是马克思同时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双重批判与改造的重要开端。这里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是经济学研究。当然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类”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具有同样抽象、同样形而上学的绝对性。这说明要真正地把辩证法改造成为科学的、革命批判的方法，必须要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前提进行现实的还原，把它们从抽象的天上拉到现实的地上。
在第二次批判中，马克思虽然还受制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但由于经过经济学的研究，他从劳动辩证法中领悟到黑格尔分析问题时的巨大历史感，并试图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这一合理内核来分析现实。这是马克思同时改造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一次尝试。这种现实的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鲍威尔等人的重要原则。
经过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第三次批判黑格尔哲学时，不再是简单地颠倒黑格尔，也不是简单地从“人”的立场加以评论，而是抓住思辨哲学的反历史的思维方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论题，便是揭示思辨哲学的思维秘密。马克思通过对“果实”的分析表明：思辨哲学的错误在于，它把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共相，当成了现实存在的根据，并使之与现实对置起来，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绝对。这种超历史的立场，也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深层思维定式。针对鲍威尔等人反历史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质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认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一历史时期吗？” (35) 虽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总问题域，但随着对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深入解读，一种对现实进行历史主义分析的科学哲学方法便日益成熟起来，而这种历史主义分析方法，恰恰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相对立。可见，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他又越来越自觉地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内容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批判和抛弃的只是蒙在这种方法上的思辨结构。如果马克思能从这一思想高度反观于费尔巴哈哲学，那么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逻辑就显得单调而贫乏了。马克思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36)
在写完《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写下了名为《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札记，对黑格尔哲学进行第四次批判改造。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更加意识到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非现实性。在这篇札记中，马克思一方面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指责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同时，他又把黑格尔具体地剖析事物的辩证方法剥离出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直观性。他说：“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 (37) 在这里，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把握事物实质的内在矛盾分析方法，强调事物的外在差别并不能表现事物的实质，事物的真正实质乃在于它们的内在差别（矛盾）决定了事物的自我生成（自我设定）、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自我扬弃）。这样，马克思就在运用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过程中抓住了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且立刻把它运用到对人类发展的研究中去。他一旦走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方法便立即为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分析方法所取代了。
1845年春天，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突飞猛进、发生最后变革的关键时期。通过对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分析，马克思首先在经济学研究中确立了他的被注入辩证法活力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并站在新的原发性的理论基点（实践）上同时展开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写下了一个文本群。作为这一次批判的总结，马克思写下了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11个要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抓住的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表面对立，而是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共同缺陷，即由于他们都不理解实践活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实质，因而在历史观上双双陷入了唯心主义。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未能把自己的哲学放在历史的、现实的基地上，未能从想像的、思辨的天上回到历史的、现实的地上。作为意识形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费尔巴哈囿于对市民社会单个人的直观，充其量只能以一种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对抗和节制市民社会个人的利己主义。黑格尔则企图把市民社会的原子（个人）联结在象征绝对精神发展的理性国家之中，以此来消解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两者其实都是以一种“道德哲学”完成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修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具体化了他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还只是运用实践这个哲学范畴批判、归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但决定历史发展的实践又是什么？马克思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说明，他使用的还是带有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痕迹的“感性的活动”这一术语。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开始用一定条件下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来代替“实践”这个哲学范畴了。一般认为，这只是实践范畴的具体化，实际上这种看来仅仅是词语上的变化，凸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质。对此，马克思是这样加以说明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38) 马克思扬弃了建构哲学体系的空想，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把现实的历史发展置于一个哲学体系构架中进行先验的解决，他突出强调的是他的哲学的科学方法论功能。这种功能就是运用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知识，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存社会秩序的本质和真正趋势，作为改变现实世界的指南。这是从体系哲学到哲学方法论的伟大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终结了西方的传统本体论。所以当早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时，他实际上抓住了马克思哲学的特质。早期卢卡奇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方法重新置于具有人本主义特质的物化逻辑中，重复了早期马克思思想的错误。
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改造，马克思最终脱离了传统体系哲学的思想轨道，一种科学的、革命批判的方法论成为他全部哲学中的活的灵魂，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