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通过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自己的历史

通常的看法认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据此，传统史学研究把国家和民族当作历史的主体。经过19世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这一基本立场已经越来越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了。人们看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固然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但是，无论从地域、种族、语言或信仰上来定义这些概念，它们都不能自足地说明其自身的历史独特性。比如，脱离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就不可能写出像样的英国史。这就是说，国家或民族不可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孤立对象，相反，它们的历史倒应当在一个更广泛自足的整体中加以观照。

那么，这个自足的整体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是客观的社会存在总体。但马克思的同胞、文化悲观主义者斯宾格勒却不这么认为。面对着现代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斯宾格勒还没有来得及像英法历史哲学家那样去仔细品味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西方文明扑面而来的危机。面对西方文化的没落，斯宾格勒本能地作出了德国式的反应，把神秘的命运或有机逻辑当作了历史的本体，现实的历史本身及其发展因此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精神的表现形式、命运的外在标记和象征。在他看来，精神性的各大文化才是主体、始因和起源，各大文化从最深沉的精神基础上崛起，而在文化外壳涵盖下的民族，无论就其内在形式或整体展现而言，都是文化的产物，世界历史是各大文化的历史，而民族只是具有象征性的形式和容器，在民族之中，各大文化的人们完成了它们的命运。汤因比因袭了施宾格勒的这一看法。他认为应当从文明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把国家仅仅看作文明的生命中相当次要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的。也就是说，“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 (1) 。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明就是一定时空中的一定的人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一般包括若干个同一类型的国家。显而易见，汤因比的文明不同于斯宾格勒的文明。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衰败与僵化的产物；而在汤因比那里，文明涵盖了斯宾格勒意义上的文化和文明。我们不难看出，形态学观念和传统史学观念存在鲜明的对立，它反对像后者那样对历史进行简单的片段式的研究，力图在辩证的总体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就此而论，这种深刻地受益于黑格尔哲学的观念在方法论的方向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研究对象上，形态学对欧洲以外的前工业文明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从而对思想界因为欧洲现代文明进步而滋生出来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重要的纠正，使欧洲的学者能够以较为客观的心态去面对当代，对前工业文明的历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斯宾格勒断定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共出现了8种高级文化，汤因比则认为在6000年的人类历史中总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发展。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从内在的精神文化角度，对他们所区分出的形态作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描述。不过，我们注意到，越是上溯到人类文明的初期，他们的描述就越是逼近历史的真实，而越是接近现代工业文明，他们所要说和所能说的东西就越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说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出现的世界历史。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形态学的划分标准是外在于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的。斯宾格勒认为，精神性的世界理念、世界观念或世界的基本形式是文化的根基；汤因比则认为，在每种文明形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侧面中，文化乃是文明的核心和精髓，而宗教精神则是文化的灵魂，与此相比，经济和政治则处于相对不太重要的地位上。形态学的基本哲学取向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就注定它只能停留在对历史的肤浅理解上，而不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真正深入历史的深层基础，达到对历史的内在本质的科学认识。

我们之所以说形态学不能真正达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是因为它没有意识到文化和文明归根到底只是社会存在总体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表现样式，它们不能取代社会存在成为历史划分的尺度。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社会存在总体的广度和复杂性，从而决定了世界范围内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前工业文明中，人类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由此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在总体上也相对狭隘，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和并存着多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社会。这正是形态学赖以根据文化和文明去划分历史的事实依据。然而，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的建立，人们日益打破各自社会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确立起越来越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体现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力图无限制地扩展自己的统治范围，打破一切民族、地域和文化等的界限，日甚一日地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因此，随着资本的世界市场的建立，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世界历史时期也由此发端。在这里，文化和文明、国家和民族，还会发挥作用，但是，它们都必须接受君临一切的资本的影响和改造，按照资本所允许的方式发挥作用。

可见，只有社会存在总体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视域，而物质生产实践的性质与水平是区分不同社会总体的内在标准。当生产力性质相对简单、水平相对低下的时候，人们只能构成较小的社会总体，例如氏族、部落、民族，等等；由于生产力的持续而缓慢的发展，人类迟迟未能摆脱以血缘和地域联系所构成的自然关系的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因而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构成了当时社会关系的主轴。这时，由独特的地理环境、部族传说、宗教信仰和自然形成的生产条件共同决定的社会文化特质构成了区别不同社会总体的基本特征。这种文化特质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伴随着民族的发展而持续存在下去。但这决不意味着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自足单位，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必然要被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所消解，这时，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所生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文化特征必然要取代纯粹民族文化的地位，成为资本的全球性统治的补充和象征。

因此，当形态学家们自以为解决了历史研究中的难题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一样，从历史之外，把人本学的、宗教学的或文化学的东西再一次强加给了历史。这依旧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他们不是把人类的生产生活当作整个现存世界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是把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这样或那样的精神文化特征当作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本质和原因。因此，在传统历史观中，政治、宗教和文化史构成历史的主线，而经济史即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历史反倒成为文化史的附属物。事实上，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存和生活。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2)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再生产出来的新的需要就已经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需要。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亦即人的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一方面建构着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建构着与他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由此而形成了社会存在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说：“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 (3) 历史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它既不会因为西欧文明的没落而终结，也不会在上帝的观念中找到自己最终的归宿，它总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向着更高的阶段迈进。

形态学家之所以会把派生性的精神特征当作本质和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没能正确认识原始社会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独立性”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语言和意识是在人们原初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出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人的意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是作为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具有一种“独立性”的外观。例如，原始人的祈雨活动本身就是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的一个有机构成，而与其他耕作活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形态学家正是因此把这些精神特征独立化了。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及其人口的增多和分工的发展，原始的语言和意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时候，意识开始成为脱离现实实践的意识，而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于是它便能够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而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这样一来，意识就能够摆脱现实世界的实际进程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的“独立性”在当代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中达到了它的顶点，并成为像形态学家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障碍。不过，意识的“独立性”终究是一种假象，它始终都是特定的物质活动过程在头脑中的反映。如果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与现存的关系和秩序发生了矛盾，那么，这多半是因为人们要维护的现存社会关系和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因此，当斯宾格勒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悲观主义的推论，汤因比认为只有在神正论中才能找到文明兴衰的持久价值和现实基础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意识到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对旧有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冲击与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旧制度的灭亡的预言家，但不是新社会诞生的先知，因为，无论是对西方文明现状的诅咒，还是对上帝的忏悔，都不能改变它们所赖以产生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旧社会秩序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将不仅为摧毁现存制度准备物质基础，而且将为此准备一切必要的主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