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当今的类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仅必须不断改造自身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特点，而且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应当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而是应当怎样改造和发展自身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借口时代变化了而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不同，90年代的类哲学要求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类哲学作为一种创新的理论努力，未必不值得赞赏。不过，无论在学理层面上，还是在技术层面上，我们不能苟同它的基本观点。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27)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新哲学的理论出发点放在与费尔巴哈的“一般人”截然不同的“现实的个人”身上，这是他们借以作出上述革命结论的重要理论基点，因为从“一般人”或“人类”出发只能引出道德哲学，而不可能是革命哲学。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不关注人的一般状况，而是说若要使哲学能为改变现实的革命服务，就必须关注现实中的个人，而且，为了不使对人的研究流于思辨的遐想和哲学的空谈，必须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因为只有“现实的个人”才能够加以科学的研究，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起点。在类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发展”中，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理论基点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在它的体系中，“类”取代了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而构成了哲学的出发点。
在类哲学看来，一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资料时，人就开始成为人，与此同时，人也就具有了类本质，成为一种类存在。所谓类存在、类本质就是指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即人的社会性、社会存在。类哲学家之所以要用类这个充满了歧义的概念来替代社会这个沿袭已久的科学范畴，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现实和哲学的使命的理解与马克思有了很大的差别。类哲学家认为，人类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无论是从我们面临的危机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众多现实问题，还是从哲学经常忽略人的理论困境来说，都要求对人和人类社会有一个总体的、本质的、更符合时代精神的理解。说穿了，类哲学家认为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个人本位的社会格局的反映，已不能解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问题！
全球化？谁在全球化？是人，还是资本？类哲学家无疑对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人的图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以为“自由个人联合体”的时代、共产主义就要降临了。可是，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全球化的主体是物（资本），而不是人，网络时代人的联合和自由发展不过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表现形态，这是个人自由的幻象，而非真正的自由。就总体状况而言，中国正在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走向“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而非走向“自由个人的联合体”！这是一个致命的时序错误，它导致类哲学家按照一个正确的原则对哲学的使命与发展方向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武器，它必然会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改变其原有的功能和实质，到了那时，必然会产生一种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同时就是立足于人类的新哲学来指导历史的发展。可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现时代依旧属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阶段，因此，在时序上超前的类哲学就不能不沦落到自己初衷的反面：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弊端的历史性缺乏辩证的分析，为解决问题而作出的哲学推论超越了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水平。它的所谓批判不在于揭露现实的对抗和弊端，而在于掩盖阶级矛盾和消解革命意识。这和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已是风马牛不相及。
按照类哲学的理论逻辑，作为超党派哲学的当代形态，它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取代物，然而，它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自居，并且力图以马克思的文本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样，它的逻辑运转就经常出现混乱，从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大量的误读甚至是歪曲。
类哲学要求面向未来，寻找“本真的人”。关于这种“原型人”、“本真人”、“人本身”，类哲学认为其既不会存在于自然之中，也不可能存在于天国里面，而只能存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始源性的生产劳动之中。我们当然知道，马克思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28) 不过，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劳动作为“原型”能够构成所谓“人的原始本质”，相反，他认为，除了自然属性之外，人没有什么始终如一、亘古不变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规定的， 所谓“人的原始本质”不过是费尔巴哈式的臆想和伪造。换言之，人的原初本质不过是一种消解性的社会关系存在，我们能够把握的只能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的”现实的个人的本质，一般的、原初的人的本质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不存在的。因而，类哲学要求回到青年马克思，回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们已经证明，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把类概念和社会概念等同起来使用的，但是他此时借助费尔巴哈的术语而使用的类-社会概念，和他后来用以批判费尔巴哈、蒲鲁东等人的社会概念是有着重大乃至本质差别的。不过类哲学并不这样理解问题，它认为，在哲学史上，是费尔巴哈首先明确使用了类概念，从类的观点去理解人的本性，但由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是从上帝的本质中直接引申出来的，故而这种类依旧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马克思从人的实践即类活动出发，根本扬弃了人们从种的观点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的抽象化倾向，历史地具体地引申出了人的类本性。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概念就决不是什么应当抛弃的抽象人性论范畴或费尔巴哈思想的遗迹，而应属于马克思的成熟理论。
在我们看来，类哲学在这里的逻辑思路是混乱的。它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来理解人的立场。在这个层面上，它和马克思保持了用语上的一致性。但由此出发，它武断地推论：它的类、类存在、类本质就对应于马克思的社会、社会存在、社会本质。类哲学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理论逻辑上的错误：在马克思那里，由社会实践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人的社会本质是一种事实存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本质，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社会生活条件”。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本质较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更丰富、更全面，然而这是根据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所作出的比较和预测，并非根据纯粹的理想和概念作出的价值判断。相反，类哲学则把人的本质的现实历史发展纳入由它预先安排好了的价值秩序和等级，认为共产主义阶段的类存在较之于当下的个人存在要更加符合人的本性，更加符合人的类概念和原型。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是客观的、非目的论的历史进程，在类哲学这里就演绎成了人的类本质的生成、发展和完善的目的论过程。我们注意到，类哲学在显性层面上是始终反对目的论的，它强调“人的类本质不是定型化的存在，也没有应当如何的固定性质，它自身始终处在不断生成、发展和日益完善化的过程中”，并拒绝在历史观上使用异化概念；但是，由于它并没有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作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因此，它的历史观就只能在目的论的意义上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它没有使用异化概念，但支撑它的逻辑运作的依旧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史观。
我们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史观和后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伦理论证上都是从下述逻辑出发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解放自身，是因为它的现实存在不符合它的人类本质，实有与应有是分离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解放自身，是因为“类”这个先验的价值设定会驱使人们扬弃异化，返回自身。这种人学方法论就其实际功效而言，不过是一种期望以应有和实有之间的巨大反差与对比，来唤醒工人阶级的类意识以投身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工具罢了。在其现实性上，它至多只能够达到人在思想上、道德上的自我提升和解脱，而不能丝毫触动现实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的一句话是同样适用于包括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一切伦理社会主义者的，“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29) 。
类哲学自然不以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己任，它在理论上力图拯救“哲学的生存危机”，在实践上力图为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那些全球性问题提供思路。它认为我们现时代面临的这些主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其实都是人的类本质发展不充分，人们被分割为不同的小块和单子，以致造成彼此利益对立甚至互相仇视对抗的这种社会格局。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提高人的类意识，把人从个人本位的格局中提升到自觉的类本位的格局中来。
如果类哲学真的能把人类引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那么，这真是人类的幸事！可是，这种道德说教的力量太苍白、太微不足道了。我们不知道类哲学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霸权和侵略，它能为解决这种现实的全球化问题提供怎样的指南。在反对霸权，保卫和平，力争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已成为当今世界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最迫切任务的时候，类哲学却在向他们灌输关于西方发达国家操纵的经济全球化的美妙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