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是客观的自然界和社会运动与发展规律的抽象。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范畴体系，它的表述决定于辩证地发展着的物质现实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前面已经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传播过程中受到包括实证主义在内的种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关系长期得不到正确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不能直接面对新的历史变化的挑战，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社会的实践（自然科学实践和社会历史实践），甚至相反，他们仅仅把这些新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变化变成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借口。因此，如何坚持唯物辩证法解释当代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艰巨任务。
在自然科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界也有一种非人为的、不经过任何主体介入、完全由自身表现出来的辩证规律。自然科学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辩证法就是贯穿在由各门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特殊规律中的带有普遍性质的规律。对于这样一种理论研究阵地，哲学不应当轻言放弃。也就是说，把自然界作为总体来认识，同样是哲学的任务。因此，恩格斯在晚年力图建立以实证的科学知识为依据、以辩证的思维方法为导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说，这是有其深刻理由的。但是，经过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洗礼，当代自然科学进步所导致的人们认识的变化较为彻底地刷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自然”的性质。如海森堡所揭示的测不准原理一方面肯定了人们直接认知的自然将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个世界与人的活动的更为深刻的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愈发变得神秘莫测而又更加紧密地与人的行为相联系，这直接导致当代人类实践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移动性。在这种条件下，关于物质的理论以及物质统一性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重新彰现出时代的意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的盛行还只是这种“自然科学基础移动”的一个前奏，他虽然正确地提出自然科学确定性基础的相对性问题，但却错误地把这个基础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感觉论基础上。列宁的批判击中其要害，其后的自然科学发展也证明经验批判主义的非科学性。但是，对于辩证法而言，继续停留在恩格斯已经作出的结论上，将自然辩证法视为对19世纪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其他进步的概括，简单地把恩格斯已经陈述的规律视为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也显得陈旧和落伍。这就是说，如何将自然辩证法导入20世纪科学革命的语境中，已经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不仅实证主义，而且种种神秘主义也会沉渣泛起，当代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的新发现与伪科学、新迷信的泛滥相并存，这种漫画式的景观充分说明离开唯物辩证法来解释自然不仅存在着诸多困难，而且也会引导人们直接走向科学的反面。
用当代自然科学成果来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那一部分学者，其实并没有理解唯物辩证法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向来都是服从于人的实践对于自然界的日益深入的改造和参与进程的，这一点正是作为总体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生存发展之必然的结果，而唯物辩证法，不过是站在确定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这个改造和参与过程的内在发展逻辑的探索。事实上，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20世纪自然科学，也充分肯定了辩证法的基本结论。如玻姆基于这种成果超越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而转向更为普遍的哲学理论时，就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不是否定而是证明了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以及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对立统一性，虽然他不是从辩证法角度讨论这些问题，但他的结论恰恰支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结论。因此，他强调的总体性、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变化的立场，以及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是在其不可穷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通过对相对的研究向绝对的挺进等思想 (48) ，都有着重大的意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以明晰的辩证法语言揭示了的。当自然科学家们从自己的视角不断地接触到这些问题时，特别是开始诉诸对总体性问题的探讨时，他们就会不同程度地接近于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只不过受部门科学研究对象的局限，这些科学家都很难直接进入社会历史的广阔空间，因此在社会历史观上表现出深刻的唯心主义。这一点特别在当代那些以新科学的名义企图重新表述“新世界观”的科学哲学家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马克思曾着重强调过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类历史，许多科学哲学家在正确陈述自然科学结论的同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形成致命的错误。例如关于“熵”的世界观的提出，虽以类比的方式陈述了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但它却是用不正确的观点把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问题变成似乎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无法逆转的过程，从而以科学的名义把宿命论的结论强加于人类历史。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满怀爱意地支持所有生命的继续发展”这种道德的倡议，也流为一种苍白的说教。 (49) 普里高津等人基于耗散结构理论提出的自组织的宇宙观，更是从反面证明了在统一性理论中辩证法的重要性。
辩证法首先强调物质现实的先在性，但这个先在性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的先在性，它包括人类社会。就其本质来说它们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要求内部的平衡和协调，人类社会只是这个有机整体中能动的、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一部分。自然的辩证法，不仅是对于客观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的揭示，而且和人类认识自然的规律相一致。人对自然改造的历史永远制约着人对自然认识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只能在符合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才是真正有效的，因为自然界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能人为地加以割裂和破坏。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和谐，也就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恩格斯才告诫人们切不可像征服异民族那样，任意地对待自然界。这些道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越来越被人们的实践所证明。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不仅肯定了物质的自然界是人的生命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而且强调作为人的实践和认识的积极成就的自然科学，必须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最高目的。
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并不是要把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研究的结果从表面上联系或结合起来，而是研究作为整体的自然界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之间的全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这就是说，要把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紧密地结合与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的先决条件。把自然界作为整体来认识，人类就既不会听任它的盲目法则的摆布，也不会像对待敌对力量那样对它任意地加以摧残和践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总体的社会革命仍然是当前环境（生态）等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离开这个前提，无论这些问题在自然科学意义作何种重要性的强调，人类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科学越是进步、人类的生存状况就越是险恶的悖论中去。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种种以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为名提出的新的世界观，如果不是对这些成果的歪曲和误解（如在信息论基础上提出的物质世界信息化或信息是世界本质的说法，又如我国一些学者以所谓“新三论”为名对自然辩证法所作的唯心主义篡改），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如果科学一旦屈从于一定社会阶级和集团的狭隘利益，它就必定要野蛮地对待自然界，把自然界当作任其宰割和掠夺的对象。唯物辩证法充分肯定当代自然科学的认识成果，但反对以所谓“新发现”来篡改客观实在性的企图。海森堡以量子力学为基础讨论了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问题，恰当地指出科学语言变化和科学研究深入之间的联系，从而证伪了实证主义的“还原论”教条，正面支持了奎因对实证主义这个教条的批判 (50) 。但后者旨在导向的“彻底的实用主义”也并没有满足自己所提出的本体论承诺，特别是他的反本质主义更是通向潜存的可能事物的障碍。而海森堡则跳出逻辑和语言问题强调道：现代物理学已经揭示的“原子”或“基本粒子”，与其说它们构成一个物与事实的世界，不如说它们构成一个潜能或可能性的世界，从而揭示出科学世界的相对性，为人类科学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敞开出口。 (51) 因此，我们强调，随着当代自然科学实践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批判实证主义，而是深入它的前沿，充分警觉种种非历史性理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