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历史事件的结构性分析和动态分析

历史事件的一次性主要应由事件发生的特殊历史环境（如特殊的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性质、地理环境、政治状况，以至特殊的文化环境等）、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的特定动机（如主要参与人物所处的特殊经济、政治地位及他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他们对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判断；事件的主要人物的特殊心理背景，这种心理背景可能与他们特殊的童年经历有关，也可能与他特殊的宗教、教育氛围甚至是生理状况有关；主要人物的某种特殊的个人性格，这可能与其特定的出生经历有关）以及由当事人的动机与环境所形成的特殊关系这三重因素构成。每一个一次性的历史事件，它的一次性的表现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它的独特性可能是这三种特殊性的不同表现，或者是这三种特殊性的不同的交互作用关系。因此，对历史事件的一次性的分析应建立在对特殊的历史情境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此，马克思主义与解释学的“理解辩证法”有某种共同性，与存在主义对个别存在状况的重视也是合拍的。

但是问题在于，重建这种一次性的目的何在？是与解释学一样，去证明使理解得以可能的一种辩证结构，还是像存在主义那样，去说明人的存在的不可还原性？尽管存在主义者萨特也强调，人的存在是一种在独特的具体存在中的对客观实在的一种超越，它必将体现为一种整体化，尽管这是一种未完成的整体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分析这种一次性事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并不是这种一次性即独特性，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透过对这种一次性的历史事件的准确分析，丰富人们对历史规律的具体理解和总体把握，以便在各种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为应对事变、推动历史变革提供理论上和知识上的准备。这之间是存在着一个如萨特所讲的中介问题的。然而问题应这样提：为了改变呈总体发展态势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人们应如何在他们各自的一次性的历史行为中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总体经济关系与人的一次性的历史行动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遥远。一次性历史行为尽管彼此各不相同，但是，作为动机渗透在这些一次性行为中的经济关系却使得这些行为具有了新的内容，只要这些动机是有意无意地要反抗和改变这种经济关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单个工人抱有什么目的和意识，而在于他们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们如此这般地行动。

为了说明经济关系在一次性历史事件中的贯通作用，必须研究它在一次性的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作用方式。这是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具有说服力的保证。因此，对于一次性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有着一个如何整体化的问题，即历史事件如何构成为一个整体？如何在这种一次性的整体中抓住其独特性？经济关系在其中是否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关键性的构成因素？为了说明这一点，仅仅对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进行结构性的分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它作动态的分析，即把它放在各种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联系中加以分析。

事件的一次性在时间上表现为一种实践过程的独特性。认定这种一次性，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确定处于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的心理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有不可还原的特征，这也就是存在主义者所强调的人的存在的不可还原性；二是确定一次性的历史事件所属的客观历史境况中的不可还原性。这种历史境况规定着不可再现的具体实践过程，是已发生的事件的逝去的特征。一次性的这两种认定方法，对于历史评价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历史事件的意义也就是它作为客观的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引起和推动人类生活的进一步变化发展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确定这种价值的方法事实上有两种：一种是先验的主观认定方法，这种方法从先验的人的价值出发，然后把历史事件与这种先验价值相比较。这是一种规范目的论的方法，也是一种粗暴强制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这种价值归结为一个过程，即历史的总体发展过程，单个历史事件的价值是通过与这种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关联而得到确定的。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然而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研究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时又是历史决定论，它把经济关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看作是主导的。

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现代指责就正在于马克思是否对经济关系的作用作了过高的估价。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消费社会中强大的社会心理引导作用，使很多人怀疑马克思对经济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认定。这些复杂因素、这些个人化的心理动机似乎都在淡化着经济因素的作用。然而关键在于，经济与这些个人化因素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距离是否说明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中介最终不是奠定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仅仅它们才是最真实的东西呢？

卢卡奇强调中介，萨特也强调中介，法兰克福学派对同一性的反抗也是对“否定”这一中介的一种强调。在一次性的历史事件中，除经济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等）以外的个人化因素的特殊性被视为构成这种一次性的实在内容。每个人的生命表现都是各不相同的，人的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于心理发展的不同价值，以及对这种价值的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构成了人的健全心理塑造的必要环节，精神分析方法所揭示的人的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于成人阶段人格形成也有着重要作用；在一次性的历史事件中识别这些心理状况的独特性对于认识该历史事件有着不可轻视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毕竟不应沉醉在这些数都数不清的中介性因素中，而抛弃它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对中介的揭示决不是目的本身，它只是走向整体性理解的一个途径。这也就是说，一次性的重建，并不是要恢复历史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的生命历程的细节，而是为了未来的人类发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具体方法并不是要对过去的人的生活作一种全面的再现，也不是要对未来人的生活作一种预测，而是为了指出一种方向，丧失这种方向感才是现代西方某些马克思学者的最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