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由于其作为出发点的“自我意识”的虚幻性。因此，摆脱意识形态也必须从颠倒这个前提开始。如何颠倒呢？是否把这个出发点转换成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类” 或利己主义的个人就能获得真正的唯物主义立场呢？显然不能。实际上，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挣扎中，这种“颠倒”已经发生，它表现在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和施蒂纳的“唯一者”那里。
费尔巴哈曾经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十分看重理性。但是他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第一次明确指认了“思辨哲学的本质不是别的东西，只是理性化了的，实在化了的，现实化了的上帝的本质。思辨哲学是真实的，彻底的，理性的神学” (7) 。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把思辨哲学“颠倒”过来，用以自然为根据的“人”来代替它。他强调“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认为只有回到感性中，回到自然中，才能找到幸福的源泉，而在自然中根本的东西应该是人本身。由此费尔巴哈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把宗教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的本质就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因此，他认为只要把黑格尔哲学的“宾词”当作“主词”，把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也就是说，把黑格尔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解为基于自然基础上、以人的本质为基点的统一。对此恩格斯曾作过恰当的评价，说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8) 。在这一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新哲学打开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牢笼，但是它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连同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一同否定了。因此，他在把神学溶解为人本学之后，所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 (9) 也就是说，这个“实体”只不过是一些“带有他的需要、感觉、心思的人，只是指作为个人的人” (10) 。当然，在市民（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个人只能是利己主义的个人，他基于人的自然联系而抽象出来的共同性——类，并不是市场之中通过交换实现的现实关系，他把这种现实的关系看作是类的异化。因此，他的要求从来就没有超出意识的范围、宗教的范围。在这一意义上，他的“爱的宗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高体现，在这种宗教中，具有吃喝要求的人变成了上帝。在今天，我们可以把费尔巴哈哲学看作是“顾客是上帝”这一口号的最复杂论证。但是，这些具有消费欲望的个体并没有因为被尊为上帝就获得了解放，相反，他们陷入了后来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费尔巴哈以及其他哲学人本主义者所要求的主体性光辉全部消失，人变成依赖于市场体系而存在的经济动物、消费动物。从这里，我们真实地看到了“类哲学”的脆弱性。
费尔巴哈在否定基督教神秘主义和思辨哲学方面毫无疑问是有巨大功绩的，但是他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哲学人本主义思路并没有为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相反，这种“爱的宗教”最终只能是观念统治历史的一个环节。与费尔巴哈同时代的施蒂纳看到了这一点，他从反对“观念（精神）统治”的角度另辟蹊径对黑格尔进行了“颠倒”，批判黑格尔“将方法变得毫无意义并完成了将概念的规定变为完整的、牢不可破的教条” (11) 。但是，他并不准备用另一个抽象的前提来代替黑格尔的概念，而是要求从根本上反对观念的统治。因此，与费尔巴哈相反，他肯定了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个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应该说，施蒂纳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因为，他明确地强调了现实的“人们必须按照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理想来对待世界” (12)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马克思也强调：“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不过，当马克思还在思考着解放德国的时候，施蒂纳就已开始解放“全球”了。由此可见，施蒂纳的考虑已经相当深入。事实上，正是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第一次从反面指证了自由主义的困境（而这一点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立场）。他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人的宗教只是一种脆弱的梦幻，这种寻求“一顶为一切人的帽子”的努力，最后必然的后果是“观念的统治”。因此，他直接把费尔巴哈送上了审判台，强调费尔巴哈使我们从神学和宗教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解放本身却又是神学式的；费尔巴哈废除了上帝、主词，却把属神的东西保存下来，小心翼翼地存留了上帝的各个宾词，而这种“易主”的过程并没有推翻统治，而是以一种新的宗教来实行统治。施蒂纳的批判是相当有力度的，但也只是通过为非理性主义打开缺口的方式证明了费尔巴哈的努力是理性的“最后绝望的一掷”；当他自己想成为一片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任性的”“海苔”（萨特关于人的本质的比喻）时，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生存的环境，最后只能以极端的方式表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困境。
从以上讨论看，离开对历史进程的科学说明，费尔巴哈基于自然提出了空洞的“人”的学说，而从人们能够抓住的现实利益出发，施蒂纳又走向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前者使共产主义变成一种超越阶级界限的“爱的宗教”，后者则把人变成没有任何根基的“唯一者”——“我自己”。青年黑格尔派停止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熟知，在一个时期里，马克思曾相当热烈地信奉过费尔巴哈的人学，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发现是近代德国哲学最伟大的发现。其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费尔巴哈第一次用简单明白的唯物主义语言从思辨哲学的阴影中把人的问题重新凸现出来。但是时过不久，马克思便又发现，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并未使他彻底摆脱在人的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为，如果真正想要把人和人类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对象、关注的中心，那就必须把握到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既不是哲学的虚构也不是在词句中存在的人和人类。正如费尔巴哈本人所要求的，必须“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实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其原因就是他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辩证的。用马克思的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这样，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所必须把握到的“感性客体”的人只能是社会中的人类个体。作为一个道德学家，他深知这些人类个体的幸福决不存在于他们的对立和分离之中，而只能存在于他们的联合和共存之中。为此，他竭力证明这种“联合”和“共存”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的需要和欲望，是人之为人的普遍本质，即类本质。这样一来，费尔巴哈的人学唯物主义就立刻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最初，他竭力摆脱黑格尔“自我意识”的思辨阴影，把人作为“感性客体”来研究，结果却又不得不抛开这个最初的出发点，转而诉诸同样是抽象思辨的“类本质”。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发现现实中的个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感性的、客观的、现实的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同各个个人一样，不是哲学家幻想的、虚构的产物，也不是只有在宗教和道德情感中才能体验到的感情的需要和联系，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客观的、物质的关系和联系。现实的个人不但不能脱离这些关系和联系，相反，他们正是通过这些关系和联系才获得了作为现实个人的存在规定性，从而也才具体地规定了他们的现实本质。当然，马克思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非是简单的逻辑运演的结果，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很难想像马克思能够成为超越全部旧哲学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看，他得到这一结论源自他对现实社会和历史的艰苦探索与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事实上，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就逐步深入研究现实的经济生活，在这里，他获得了自己由以建立和发展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唯物主义前提。这是马克思与全部旧哲学家不同的地方，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的理论家始终不能达到马克思的高度的秘密所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不理解现实的经济进程，在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会流于一种口号。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尽管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范畴创造出一个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而真正切中时代本身问题的有创见、有深度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在对现实经济过程的研究中，马克思最终认识到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方法的致命弱点：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也就是说，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把“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他们据以进行宗教（社会）批判的“一般人”无不是从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当然，他们谈论问题的方式也因此是由黑格尔体系决定的。虽然他们对黑格尔体系不满，但这些批判家本人没有一个思考过自己批判的前提是没有现实基础的想像。因此，他们的批判本身也只不过是幻想，是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这种批判用现代时髦的语言来定位就是“无根性”。
从表面看，这种哲学的“无根性”只是从主体的意识出发构造出“一般人”来反对现实的矛盾。但是，更为深层的，“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荒谬的判断，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这一抽象命题的荒谬形式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极端化的荒谬关系完全符合” (13) 。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自身的现实前提，这种哲学实际上依据的是现成的前提。这些前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要求，这样看，思辨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是不难理解的。
解决这种“无根性”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确定自己讨论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强调，“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构筑出一种历史科学，尔后进一步在这种历史科学基础之上，通过《资本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典范——在历史前提之上讨论特定境域中的特定问题。本书其他章节将会展开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评述，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在成熟的马克思眼中，没有“一般的人”，有的只是一定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承载者——资本家、工人等，因此，他不是去想像历史的主体，而是从历史的真实运动中发现推动历史进步的现实力量。 (14)
这种出发点的转换是一种自觉的方法论革命，在新的前提上，马克思警告理论家们，“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15) 。后来，阿尔都塞重新强调“论述与对象统一性”的认识论根据问题，指出：“思维本身是由一种结构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把思维所要加工的对象（原料）、思维所掌握的理论生产资料（思维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或其他的技术）同思维借以生产的历史关系（以及理论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社会关系）结合起来。” (16) 这是一种正确的理解。在哲学方法论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首要地必须坚持下列唯物主义认识论前提：“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