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自由
先验的历史目的论是马克思所拒绝的，但在同样的问题层次上，马克思却承认一种历史决定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决定论呢？
实践派认为：“辩证法超越了任何一种刻板和机械的决定论。”“另一方面，辩证法是对非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批判。” (43) 然而，他们对决定论采取的是一种消极性的理解：“这种决定性却被否定地限定为排除各种可能性，而非对这些可能性的证明。” (44) 但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仅仅是指这种否定性吗？
历史规律无疑具有其特殊性。那种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历史规律是定会被历史的发展所扬弃的，这表现了辩证的否定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决定论就表现为批判的必然性。但是还存在着那种更为普遍的历史规律，通过这种规律，人们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这表现了历史辩证法的肯定方面。而决定论则表现为发展和进步的必然性。因此，与历史辩证法相联系的历史决定论，是否定性与肯定性的统一。它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在于：不能把特殊的历史规律泛化为普遍的历史规律，也不能从当前的社会状态直接推导出未来的社会。它对非决定论的批判在于：不能把普遍的历史规律消融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不能用主体意志的自决行为来代替客观的历史行程。正像现实社会的既定性质不能由意识行为来解释一样，社会的未来发展也不能由意志的自由选择来确定。人们在总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正自由表现在：只有改变了现存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人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地运用人类已获得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能力来全面地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这种自由并不仅仅在于主体行为的自决性，而在于主体获得了对其自身行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充分拥有。这种自由不是唯意志论的。
那么，人如何才能在社会中获得自由呢？或者说，人在社会中如何才能发展出一种与必然性要求相吻合的自由呢？在此，对中介关系的说明是一个必要的起点。
为了避免经验主义的唯我论倾向，萨特在说明辩证经验的结构时引入了人类关系这一概念。为了说明这一概念，萨特特别强调了作为中介的第三者在形成对这种人类关系的经验时的作用。这也就是说，人类关系作为一种相互性的关系，只有通过作为中介的第三者才能被“认知”。这个第三者的引入，一方面说明了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发生的异化现象，因为这种相互性一旦通过第三者而被发现了，它就“立即脱离中介并关闭自身” (45) ；另一方面，它也使这种人类关系成为一种基本的、具体的实际关联。为了说明这其中的复杂关系，萨特作了这样的论述：“二元构形作为人对人的中介关系，是任何一种三元关系的必然基础；但是相反，三元关系作为人在人们中间的中介是相互性赖以意识到自身是一种相互联结的基础。如果说唯心主义错用了三元组合，这首先是因为人际真实关系必然是三元的。” (46) 这就把现实的人类关系从整体上理解为一种二元性的相互关系，但同时，对这种二元性的相互关系的认知却需要通过第三者这一中介。这也就是说，存在着相互发生着的历史关系，但是对这种历史关系的认识却需要通过这种个体的第三者的中介作用。
这样，萨特实际上并不是强调了中介的真实作用，而是把它的作用限制在认知的范围内。虽然萨特也说，这种第三者的中介就是实践本身，但是他所说的实践实际上正如他本人所说就是一种理解。也就是说，理解同时也就是实践。这就彻底打破了认识论与存在论之间的界限。这种打破固然可以理解成是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反击，但是如果因此而把辩证法置换为一种认识主义的辩证法，这就把辩证法拉回到了与实证主义相同的水准上了。例如萨特这样说道：“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一中介降变成一种主观印象：我们不能说这两个劳动者在我看来是相互无知的。他们通过我而相互无知，我通过他们变成了现在的我。” (47) 实际上，劳动者之间的无知（他们的相互区别的萨特式的说法）正如萨特自己所说是通过他们的劳动实践而造成的，这是他们之间形成区别或发生联系的惟一原因。其中，我这样一个第三者所起的中介作用（把他们统一在一个整体化过程中来加以识别而不再把他们仅仅看成是两个并列存在着的客观客体），不是真实地发生于这两个劳动者之间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仅仅是一种认知的中介，这对于说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有作用的，但不能把这种作用直接看成是一种实践关系或历史关系的有效组成部分。
就萨特通过这种每一个人作为所有人的中介来实现的对人类相互关系的具体性理解而言，似乎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那个著名的描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相类似。但萨特仅仅看到了这种中介在理论认知层面上的作用，这是由于他把辩证法的功能仅仅在理论的层面上加以展示。只有把辩证的中介作用放进一定的历史活动中去加以理解，才能真正实现一种具体而必然的、同时是自由的人类关系。
简单说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确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的，但是这个中介既不是通过某个第三者的直观实现的，也不体现在这种直观中。这种相互关系首先是通过客观实践活动实现的，它也只能体现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理论作为一种中介的作用仅仅在于揭示出这种相互关系，并为人们自觉地改变这种相互关系提供一个基本的线索。人类自由的实现也不是体现在对中介的直观中，而是体现在作为中介的实践活动中，这种自由的特质并不由这种直观的普遍性保证，而是以这种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的改变为前提。这种改变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必然体现为一种客观规律，在哲学上就体现为一种历史决定论，因此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并不与这种历史决定论相矛盾，相反它以这种历史决定论的实现程度为依据。只有在历史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以后，即只有在史前史过渡为真正的人类史时，人们的真实自由才能实现。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社会条件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