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逻辑思路的碰撞
1843年10月至1845年1月，马克思移居巴黎，在这里，他为我们留下了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被后人称为“通向《资本论》的起点”的著作。这部著作第一次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宏大理论结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有机结合，虽然它还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种结合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在与经济学研究的融合中，马克思提升了他的哲学视野。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在其思想发展的逻辑中决非偶然，当他已经认识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时候，这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其实就是世俗的经济生活。因此，马克思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深入到“世俗的上帝”——金钱——的物质基础中去。马克思第一次面对经济和经济学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经济学所面对的“片面的事实”与哲学所追寻的“完整的人”处于一种对立之中，这时他还不可能立即消除这种对立而得出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不过，当马克思从哲学的“劳动”范畴走向经济学的“生产”并更高地迈向“实践”观点时，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将脱颖而出了。这就是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个划时代文献的中心议题。这样，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提出和论证为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完成了其思想历程中的第二次深刻转变：从一般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1. 两条逻辑：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内在特征
如果简单地用“应该”与“是”的对立描述马克思早期哲学的内在冲动，那么这种对立只是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哲学最终统一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其变革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以两种截然不同逻辑的严重对立表现出来的，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双重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 (10)
马克思初涉经济学，除了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恩格斯这部著作在经济学方面同费尔巴哈的著作在哲学方面一样具有先导性作用，它们和马克思同一时期的哲学思考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从马克思以后的理论方向看，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恩格斯的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的批判都是迟早要被抛弃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文本群，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留下的九大本经济学摘录和研究笔记。在这些札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交换活动的分析，全面肯定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而明确提出了独特的基于抽象的社会联系（类本质）的异化思想，这不仅较之赫斯等人的金钱异化更为深刻，而且直接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雏形。这里表达的异化思想，较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那部著作中，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特殊权利”的统治阶级与作为“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对立必须在“社会的原则”上解决，而特殊本身不能代表普遍。而此时，马克思已经从现实经济过程的特征出发，把作为“世俗上帝”的金钱理解为是基于私有制和交换，而金钱本身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而交换，作为中性的存在，“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 (11)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私有制的现实对立取代了黑格尔式的抽象的“普遍”与“特殊”的对立。事实上，当马克思肯定“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时，他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还只是停留在“感性的”、“直观的”自然联系上。但是马克思将人与私有财产的对立仅仅看作是私有财产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类本质”和“异化”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构架，这就使得他一方面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费尔巴哈，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弥补费尔巴哈在考察历史过程即“人的生成”方面的思维局限。当然，在这时的著作中，他更强调的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指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 “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和现代的批判相反的运动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1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异化史观。他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在这里，他把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作为基础并结合黑格尔的“生成”逻辑描绘出一种辩证的异化历史观，而现实的经济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被视为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而注定要为历史的发展所扬弃。
这样，马克思首先使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戏弄了它本身，然后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用异化理论追问和探究了恩格斯提出的“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进一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视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论证了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够获得解放。在这里，马克思继续把自己的理论归功于费尔巴哈就显然不妥了，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人的“类本质”的生成过程中，私有财产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中介。他说：“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是私有财产运动的产物，而“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13) 如果剔除“类本质”一类的用语而发掘其唯物主义意蕴，那上述这种表述已经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由此，马克思还发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他批评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把工业的历史同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联系起来理解。马克思已逐渐摆脱思辨逻辑的羁绊而过渡到从历史中的物质因素和经济事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上来。
根据这个逻辑，马克思肯定了“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这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步，因为当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并解决了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问题也就凸现出来了。在这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用“自然”眼光（哪怕是人化自然）来审视人，他强调“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14) 。只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强调只有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并详细地阐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联系与区别，才最终不是用自然的而是用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规定人的本质。
但是在1844年，马克思还没有能够立即迈出这一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条逻辑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2. 第二次转变：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而又越过了他，但是由于马克思没有科学地回答人的本质何以是历史地构成的，而只是批判其异化形式并推断其必然被扬弃，所以他在历史观上还没有真正地站到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只有从人的本质概念中彻底清除掉先验性和抽象性，从现实的历史活动即生产出发，不再纠缠于人的理想本质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才能获得历史唯物主义所需要的现实基点。
从现实出发，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现的科学逻辑的新起点，这也是他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马克思认识到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从而奠定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稍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写成了他们合作后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在该书中，马克思这样驳斥了鲍威尔等人的批判哲学：“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15) 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开始进入工业世界，并且肯定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向现实的人的观点的转变。
由于马克思已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因此，他的批判便瞄准了黑格尔及其弟子——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史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唯物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肯定了唯物主义学说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而在具体的理论阐述中，他逐渐较少地使用“人类概念”而开始启用生产关系概念，从而使他一直沿用的“社会”概念具有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历史内涵。
随着这种转变，“类的合理性”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开始消融，并逐渐演化为“如何在决定人们的全部生活的社会存在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社会关系本身既不能用不变的人性解释，也不能还原为人的生物本能和道德要求。如果异化不是源于人的本质的先天缺陷，它就只能是私有财产制度下所特有的现象，因此根除异化就必须根除私有制，但私有制和异化的根除是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此就必须把私有制和异化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研究。为了回答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为什么在私有制下劳动的对象化会变成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机制。这样，在对历史的理解上，马克思必须从异化史观（人性史观）转向实践史观（物质生产史观）。
这个始于1844年的思想转变，在接下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果。1845年3月，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现，找到了理解历史进程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撇开李斯特的阶级立场和他对“生产力”的唯心主义解释，肯定其把由工业所唤起的物质力量视为人类的力量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资本主义工业唤起的力量”（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区分开来。在现存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内，工业仅仅被资产阶级当作追逐无限的交换价值的手段，但也正是在这种工业活动中，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根据这种区分，“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 (16) 。于是 ，马克思惊喜地发现，如果这样看待工业，即超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狭隘视野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眼界来考察工业，把工业所孕育的生产力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他就可以把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人道主义要求，合乎规律地从人改造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和这种力量在人类现实历史中的依存形式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形式”的矛盾关系中科学地推导出来，而不必再求助于以人的先验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历史目的论的哲学解释。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也不再仅仅是作为“应有”而诉诸人们纯主观的善良意志，而是资本主义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组织（现有）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现实可能性。
至此，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走出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思维方式的阴影，放弃了其早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理论批判，科学地证明了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当他得知恩格斯“肯定要到布鲁塞尔去”以后，一方面为了说服恩格斯彻底摆脱和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人本学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为了给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奠定方法论的基础，1845年春天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批判纲要，以实践为基本概念，彻底地清算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人本学，最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几乎在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日趋成熟了。1845年3月，他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在书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工业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从新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不过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恩格斯不是基于哲学的理论运演，而是从直观的现实出发进行理论论证。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特点的差异直接导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风格和阐述特点。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双重逻辑并生现象和通过转变而不断深化的特征，不仅印证了马克思思想历程的复杂性，说明了将马克思的文本从第1卷到第50卷（中文第1版）同质地看待的非法性，而且也生动地说明了一种理论的完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相当艰难的历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理论，这种发展的眼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正确地对待理论发展过程的曲折性，而且也是保持对理论的开放视域的前提，在承认特定理论有效性的同时保持对它的批判态度。这一点，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为重要。当代西方和国内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绝对化，提出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这就严重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特征因而扼杀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