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实践为中介所展示的自然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要解决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找到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真正中介，这种中介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自然与历史不是天生对立的，也不是天生和谐的。它们的对立与统一都发生于人类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

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法兰克福学派下面的这两个观点才是可以接受的：把历史看成是可以统治自然的，因而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是不行的；同样，把自然看成是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是不行的，它最终要导致一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但关键在于这种统一是如何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对自然法以及重农学派（强调使用价值）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一件奇怪的事。正是在这些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了解决自然与历史关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很早就研究过自然法问题，这可见之于他在1842年所写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在那里，马克思认为胡果的自然法是法的历史学派的一个典型代表。胡果从实证的事物出发，并认为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但人们应当承认的却只能是这种不合乎理性的事物。马克思认为胡果的这种观点从方法上来讲是一种典型的怀疑论，即否认理性的存在。胡果的自然法，从政治上讲，与康德的哲学相反，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而后者可以被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胡果取消了实证事物的理性的假象，“仅仅是为了承认那种甚至失去了理性假象的实证的现实。”“人们抛掉锁链上的假花，只是为了带上没有任何花朵的真正的锁链。” (2) 因此，“对胡果的理智来说，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一种不可怀疑的东西” (3) 。这正如他自己所说：“人在法律上的惟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 (4) 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一切都只以同样粗暴的态度宣布了一个结论：专横和暴力的法。” (5)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试图回到“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中去的想法，只能表明是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它所能反映的也只是对现实的统治与非人化现象的一种卑躬屈膝的心态，也就是“服从那些在你的小天地内被认为是实际的事物” (6) 。

因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反对对自然采取任何一种原始主义的立场的。虽然在这时，马克思对这种原始自然主义观点的批判所依据的观点还仅仅是理性主义，但是他在这个批判中已经指出了在处理人或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必须注意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必须在现实存在中发现人与动物、历史与自然的差别。马克思对胡果的一个重要批判正是胡果作为论据的实证“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 (7) 。不研究上述差别而对原始自然状态的盲目确认只能是对专横和暴力的一种屈服；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一定的阶级结构中，在一定的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去研究人的自然本性以及自然与历史的关系。因此关键仍在于发现和研究现存的作为中介的社会结构。而要研究社会结构，首先就必须研究这个社会的生产及其方式。

到了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重农学派进行了总结性的回顾。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视界中，经过了一定中介的自然已经在实践的基础上成为历史的自然。它表明了对于生产及其方式的研究，是解决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的重要现实途径。马克思分析重农学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重农学派是直接以自然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而正是这种研究直接导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结构的揭示（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相反，必然从这样的生产部门开始，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 (8) 因此，重农学派直接就是以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在它所考察的生产部门中可以直接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关系。

然而，马克思立即就指出，在重农学派那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惟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9) 。因此，即使这样一个直接以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派，也只是“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 (10) 。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认为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交换为对象的经济学，必须被解释为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在理论上的表现。这个理论的所有矛盾都体现了这一特定的社会生产本身的矛盾。自然本身在理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独立性必须通过对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说明来解释，而不能直接成为说明社会或历史的基础或前提。可以直接作为基础的东西并不是自然，而是劳动本身。通过劳动，通过劳动的社会历史性的变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马克思的原本解决方案是这样的：谈论历史首先就必须谈论生产和生产劳动。生产既是历史的起点，也是整体人类发展的基础。只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才能进一步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生产的自然关系，这一方面被马克思表述为社会的生产力系统；这之后才能进而谈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即被马克思表述为交往关系、交往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那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谈论个人的生存与生活，以及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决定性与非决定性乃至自由与必然、个性与偶然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