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哲学把“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方法论，但是黑格尔本人却是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旧派人物，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使得他的辩证法成为为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理性国家进行哲学论证的工具。
黑格尔把人连同其生活世界（包括市民社会和国家）精神化，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把人的劳动等同于精神的纯粹活动，把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即私有财产、国家、宗教等视为这种精神活动的对象化即异化。因此，扬弃异化就意味着消除对象性。这样他就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如果扬弃异化就意味着消除对象性，这就是宣扬赤裸裸的唯灵论，因为费尔巴哈已经证明：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没有自己的对象便不能存在。第二，如果扬弃异化仅仅是消除纯粹精神的对象性外观，即精神一旦意识到在对象性之中即是在它自身之中异化便不复存在，这就是在思辨逻辑的掩盖下宣扬最露骨的保守主义，因为不管精神在对象中如何识破和发现自己，对象（私有财产、国家、宗教等）的存在依然如故，它们对人的统治丝毫没有受到触动。黑格尔哲学中的这个深层矛盾是由其思辨体系的性质决定的。黑格尔首先把人类历史仅仅理解为意识的发展史，虽然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意识的发生过程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积极的伴随物，从而为唯物而辩证地解决历史之谜提供崭新的哲学思路（这也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深层意蕴）。但是由于黑格尔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展现，因此，历史也就只能在自我意识的自身圆满中宣告终结。由于黑格尔本人不能摆脱对历史进行事后认识的悖论，以致他最后只能承认合理的东西就是现存的东西，从而屈从于现实。
在现今，黑格尔的幽灵也通过某种方式从地下被召唤出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说法，这种把对历史研究和辩护术混同起来的所谓学术，把一些“支离破碎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这样一来，我们就抵达了一种事后宿命论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 (29) 。这种套用黑格尔词句的研究也只是对黑格尔的片面理解，远没有超出“精神现象学”的深度，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到，那个自足的逻辑本身，如果成立的话，它的根据恰恰是历史提供的。因此，模仿黑格尔的逻辑来构造历史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士们正好表现了对历史的无知和漠视。
在寻求对历史的正确理解过程中，1843年左右，马克思就力图把自己的分析对准现实的生活关系，力求遵循唯物主义的原则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理论研究。前面已经强调，有相当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是按照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他曾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强调：“第一，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像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第二，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做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作思辨的发展。” (30) 这当然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这种颠倒的历史观是如何发生的呢？马克思分析道：“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在黑格尔那里，人类意识异化“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异化的扬弃只是意识内部的精神事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 (31) 从这一认识出发，马克思要求把这种颠倒的历史观再“颠倒”过来，而他恰恰又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做到了，这是他转向费尔巴哈的原因。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从这一点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机械结合呢？显然也不能。
前面已经强调，即使转向费尔巴哈，在深层的逻辑运演中，马克思并没有摒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实质上是以费尔巴哈为中介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独特运用。异化劳动的深层依据是人的自在自为的类本质，是一种对人的本真自主状态的辩证回归，它既被设定为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辩证旅程的终点。这与黑格尔设定绝对观念为其整个体系的起点和终点在方法论上有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深层逻辑上，恰恰也没有离开黑格尔哲学的基地。这实际上也表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可能得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上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仅仅停留在“应该”的价值尺度上，还无法运用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是”的内在矛盾与运动过程，从而也就无法找到根据世界自身的规律来改变世界的现实途径。可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内在地存在着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与唯物主义方法的矛盾。停留于人本主义历史哲学体系的建构，必然会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囿于道德评判的总体构架之内。不管这个体系如何达到理论上的整合和逻辑上的完美，如何满足了批判意识的要求，但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来说，如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最终便只能把一种需要动员起整个阶级参加的伟大的革命批判运动，转化为对于人的“真正本质”的呼唤和内心善良意志的诉求。
马克思本人是如何创立唯物辩证法的呢？首先当然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做起，一旦剥去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他的哲学便显露出一个巨大的优点，这就是，他不是把人、把事物看作单纯的对象，而是看作活动，一种能动地表现自己并创造其自身的生活过程的活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马克思获得了改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要契机。如果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去理解劳动，而是像在现实的生产活动中那样去理解劳动，那么这种劳动就必须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加以把握。用哲学的话语来表达，它就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或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结合点”。
这种结合并不能加以简单地理解，它是在新的起点上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双重改造，这种改造最终是以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为中介而实现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在马克思哲学方法的形成中具有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列宁才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
事实上，从对古典经济学方法的批判过程中，我们也能揭示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意义，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正好是旧唯物主义在经济生活现象中的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较之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具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已不再限于把自然客体及其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直接指向社会物质生活本身，它所探求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律。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的或社会的唯物主义不仅仅是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的自然延伸，它们已开始在社会生活中通过感性观察，指认客观而非实体性的社会物质存在，这就是经济活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从重商主义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表明了古典经济学对社会生活本质的不断深入揭示，从现象到本质，确定无疑地论证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从社会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永恒不变的规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对这一规律的抽象表述。斯密的这一思想，一方面在哲学历史观的逻辑层面上，第一次确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规律指认为非历史的、永恒的。相对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的人而言，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倒是真正地触及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黑格尔本人正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中得到启示的，从抽象的意义上说，它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社会历史基础。 (32) 因此，要真正实现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就必须把包括古典经济学和费尔巴哈在内的经验直观的唯物主义批判改造为全新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为深入说明全部历史运动的能动过程提供正确的出发点，而且能够为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提供方法论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才能得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所以当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停留于把人当作感性对象，进而把社会实践作为自己观察历史的理论基点时，他才为新唯物主义与科学辩证法的创立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
另外，马克思也不是简单地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中得出其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因为这种唯物主义并没有辩证法的底蕴。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对自然性和自发性的崇拜；二是它把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看成天然的和永恒的。马克思对此当然要进行批判，要彻底实现这个批判，就必须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
“实践”这个结合点的获得，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批判才得以实现的。一旦建立了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就获得了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这是一个意义巨大的发现，有了这个发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有了稳固的基地。他不再需要诉诸形而上学的人的类本质，也不再需要人本主义的逻辑拐杖，而把全部人类历史理解为建立在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正是在这种多重的辩证扬弃中，马克思最终抛弃了哲学人本主义逻辑构想，创立了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