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升华

三 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升华

其实,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提出不只是纯哲学批判的产物,更不是在哲学意义上对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的行动哲学的简单认同,在其深层理论语境中,蕴含着经济学批判的思想成果,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理解。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基础。具体地说,异化劳动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指狭义的经济学语义上的“工业”,而实践概念所涵盖的则已是一般的“社会历史活动”的总体。所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不是形成于简单的哲学演绎,而是对社会历史生活总体的科学概括,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重要方面。

1843年底,马克思受恩格斯、赫斯的影响开始研究经济学,但这个研究一开始是受制于人本主义思想框架的,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对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在这一批判中,当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否定其劳动价值论时,他并未真正地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为劳动价值论在一定意义上真实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面貌。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是劳动构成了社会财富的本质规定。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虽然已经具有主体的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自然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经济主要是人的工业直接创造的结果,工业活动及其实践结构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客体结构的重要构件,自然对象第一次成为人类主体全面支配的客体,财富第一次真正摆脱了原初自然的规定性,通过社会实践的重构成为社会财富。人不再直观地面对自然,而是能动地通过工业实践来透视自然。通过能动的工业实践,人们更深刻地超越感性,深入物质世界内部的越来越丰富的奥秘和规律。在这里,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识论不攻自破,不是抽象的主体是世界的认识源泉,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人的认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才能得到真正的改造。马克思这时才切实认识到自然唯物主义的局限,断然提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这一重要哲学命题。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15) 。这不是泛指人作为主体的一般能动性,而是对现代工业在确立人类主体在客体世界中的主导作用的真实理解。

实践内涵的这一转变,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他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批判而实现的。李斯特在这本书中,主要是论述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问题。他反对流行的英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德国要发展,就必须保护关税,因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德国的生产力水平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自由贸易,德国肯定比不过英法。李斯特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论述问题,其看法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这种资产阶级立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说:“德国资产者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包藏着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怯懦的灵魂。” (16) 但马克思对于李斯特站在工业与生产力水平上理解德国经济生活,却给予一定意义的肯定。与早期从人本主义异化观出发不同,马克思此时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实践。他提出,可以不从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在人的生存意义上,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 (17) 在这里,马克思是从工业的社会历史意义来理解工业,认为这种工业是人类解放的历史基础。“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18) 把工业作为人类解放的基础,将其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这是马克思走向客观历史的重要一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对工业进行抽象,提出了作为客观物质活动的实践这一哲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