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整体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一次性事件”的辩证基础

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功能不在于把握这些发展的细微方面，它所要把握的是通过这一历史事件所反映出的人的整体状况，即它是揭示了这种状况，还是掩盖了这种状况。比如说，精神分析法十分强调童年所受的压抑对人格的发展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历史辩证法却要进一步询问这种压抑主要是由什么造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指出某些特殊因素（如童年的压抑）对于认识某个具体历史事件是必要的中介还是不够的。它要研究这整个的事态和过程，把握这一过程中的全面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联。因而，历史事件的一次性必须在一种整体化的实践过程中来加以研究。这种整体化既是理论研究的目标，也是实践本身的现实，它不是理性对历史本身施加暴力的结果，而是历史本身的要求。整体化并不是单一化，而是在丰富内容基础上的一种过程性特征。过程在这种整体化中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变革，一种超越。变革与超越都不是在线性的逻辑中进行的，而是在各种因素和内容的相互作用的综合过程中实现的。

问题的难解之处还在于决定论是如何成立的？历史运动的方向是否由经济关系来决定？这是所有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最尖锐的指责。指责的基本论据来自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据说，现代人力求多元化，力求解构传统，力求与现代庞大的社会生活体系保持距离，这是造成对决定论反感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源自个体的离散意识的直接的反感，而不是一种基于阶级的自觉意识的反感。通过这种反感，个人所获得的并不是个人主体力量的强大，相反，正如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所表明的，纯粹的反感所保留的只是主体的一种悲观情绪，它所瓦解的不是这种社会生活体系本身，不是庞大的物化体系，而是主体自身的整体化能力：它对所有的整体均感到绝望。被瓦解的是主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辛苦造就的把握世界的整体化方法，是知识、传统和语言。甚至萨特也说：“在今天，不论在东方或在西方，我们和我们的同类所说的和所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大错。” (9) 这样一来，对决定论的否定就变成了对普遍性、对理性甚至是对词语本身的否定。然而正如施蒂纳把历史中的一切传统观念都当作幽灵般的怪物拼命反抗那样，现代的那些反传统的骑士们也注定不能取得什么辉煌的业绩，因为历史从来就不是由观念和语词等等来统治的。到头来决定论还是决定论，历史中的决定性的因素并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因此，应该反抗的并不是“决定论”，而是历史中实实在在地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才是真正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因此，对决定论的指责可以说是找错了对象。

然而，通过一次性问题所揭示出来的方法论上的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的一次性在实践活动的动态过程中表现为时间的不可回复性，而时间的不可回复性为一些理论家把“过去”看作是不能进行整体化理解的这一点，提供了一种逻辑证明。实际上这种逻辑证明表现了个体对逝去的生命的某种悲叹。因此，存在主义者萨特就很敏感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黑格尔——引者）的泛逻辑主义（panlogicisme）是否带有一种泛悲剧主义？” (10)

萨特想超越这一悲剧，便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体验在知识中消失。” (11) 为了恢复具体生存体验的价值，就必然要与知识进行对抗，或者采取某种后现代式的准实证主义的态度，对所谓“宏大”理论和“宏伟”话语进行反抗和拒绝，说到底，就是对理性主义精神进行彻底的背离。就这种对不可逆性的悲剧意识而言，它的确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对过去发生过的一次性的历史事件的不信任感，正反映了现代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并不属于“过去的”历史事件。古希腊人所谓的悲剧却正是与偶然性的一种抗争。 (12) 过去了的东西并不等于是不可确定的，对这种过去了的东西的确定是任何发展理论和进步观的必要前提。这是超越、发展的原本含义之一。因此，不能离开普遍的发展观而仍能坚持一种历史辩证法，就像萨特所做的那样。因此，真正的危机在于现代西方的某些理论家们对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及其包含的积极主题的误解与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