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
恩格斯曾经在致梅林的一封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1) 恩格斯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意识形态把“能动的生活过程”看作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因此，它用惊天动地的口号把人们改变现实的行动引向对“彼岸世界”的追求，把“改变世界”变成“改变意识”，在用另一种方式代替既存的方式解释存在的同时，使思想也具有了统治的性质。
在探索的初期，马克思确曾试图发展出一种人道的自由主义学说，他从“社会自由”这一想像的前提出发推断德国的解放即是人类的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糅合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论证一种“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共产主义理论。但是，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他所设定的“社会自由”这个普遍性的观念恰恰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玄想。事实上，这种玄想，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代都会出现，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总是期盼哲学理性为他们拨开现实的迷雾，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某种纲领性的说明。马克思哲学起步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即是如此。当时正在酝酿中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思想领域内催生了一种颇具德意志特色的自由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直接指向宗教和窒息言论自由的专制制度。
人本主义作为欧洲人的思想传统，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在其核心口号“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从“人本身”这个术语看，它同康德的“物自身”这个术语有着类似的先验规定性，两者都具有相同的隐含的前提：人之为人和物之为物一样，都是认识所不能达及而只是由彼岸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哲学人本主义在进行现实批判时所着意张扬的人的主体性和价值追求无不带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为证明其批判的合理性，他们必须先证明这种超越性的合理性，因此，人本主义无论是从自然还是从理性出发，它们都把人的本质假定为超验的，把它神圣化和彼岸化。这一点在后来反对本质主义的存在主义那里也得到极为深刻的反映，如萨特就直截了当地强调人只是一种“有希望的”“超越性”。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把人的本质神圣化、彼岸化的结果即是把人的追求限制在他的彼岸本质所决定的范围内，从而否定了人的此岸性（即现实性），这恰恰不能达到人本主义的目的。从现实的进程看，它反倒沦落为一种世俗的宗教。而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人们就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宗教不仅不能作为人类解放的依据，相反它是一切精神压迫的源泉。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发展，这个观点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19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黑格尔派以宗教批判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入口，显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由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简要地讨论这个思想背景对于认识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有意义的。
马克思的哲学起点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 和他后来所用的“理性”和“人类”概念都不过是他进行自由探索的一种武器，它们都植根于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黑格尔哲学在人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是对早期人本主义探索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自康德开始。康德看到了用彼岸性说明人的本质的困难，但却没有取消这种彼岸性。他为这个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把道德生活（人的世界）与现象界（自然界）截然划分开来，并分别把它们限定在不同的领域——自由律和因果律，强调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人们既不能从纯粹理性出发借助于科学认识达到道德上的至善，也不能根据实践理性把人的自由意志强加于自然。换句话说，在人的问题上，道德进步不能以客观的价值尺度来说明，所有以伦理为根基的批判都只能从意识出发。由此，自由的此岸性便是在主客体对立的二元世界中人类自主活动的主体性边界。这种所谓哥白尼式的“发现”是通过绕开客体来实现的，因此它断然是软弱无力的、无效的。 (2) 黑格尔试图在本体论上取消这种二元对立，通过使主客体的和解来超越外在的盲目必然性，为此他在主体意识和客观精神之间画了一串串螺旋上升的圆圈。黑格尔在这些圆圈中，试图以辩证法的形式展现出一种批判精神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他基于主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想，把现实性解释为内在对立因素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把理想性包容在现实性之中，使自由本身成为历史的必然性。相对于传统的僵化历史观，黑格尔的辩证历史观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但是，黑格尔哲学的宏大体系本身却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因为他貌似彻底的一元论立场是在精神绝对化的前提下通过取消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来实现的。从根本上说，黑格尔哲学不仅因为回避现实矛盾具有保守性，而且其体系越是趋于“完善”也就越发接近于解体。
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哲学瓦解之后出现的左派思潮，它承袭了黑格尔学说的自由精神。与老年黑格尔不同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发挥了黑格尔思想中主体能动性（辩证法）的方面，他们从“自我意识”出发，试图站在理性的立场上用精神自由来对抗宗教压迫和专制制度。马克思曾一度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在其博士论文中，他充满激情地说：“新世界起源于精神，它可以轻易地从自身摆脱另一种东西，即自然。” (3) 因此，他要求以主体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来摆脱自然限定性，从而实现个人自由。
但是，诚如他后来看到的，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支撑起来的“精神”，只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式的完成；用“无限的自我意识”（如鲍威尔）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仅仅是一种极不高明的术语变换，鲍威尔等人这样做，无异于“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幻觉，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再宣布这种幻影是真正的幻影，——是纯粹的幻想，而最后便宣告它是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 (4) 。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是把观念、思想、概念等“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种产物”，并将之视为自由的枷锁来反对，自由和解放都变成了一种意识活动。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道：“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 (5) 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否定“群众”斗争、主张精英主义、回避现实斗争、流连于宗教批判的根本原因。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也存在着内部的分裂，但总体上，都如他们的老师一样，把人看成了一种意识的存在。鲍威尔的“无限的自我意识”与施蒂纳的“唯一者”只不过以极端的形式将思辨哲学对“抽象人”的崇拜推到极点，现实的人变成了纯粹的概念。因此，这种哲学的实现恰恰是人的消失。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现实研究发现：“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6) 马克思强调，每个时代的问题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而由于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人们只能提出和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在理想和现实问题上，人们必须基于唯物主义的前提来解决，即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由此，马克思转向对现实前提的研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事实上，马克思坚定地回到唯物主义立场不是偶然的，因为其深层的要求恰恰是“思维的此岸性”。
在哲学方法论上，思维的此岸性问题直接表现为“物质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哲学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而马克思提出历史研究的现实前提，从全新的角度开创了一种思路。正是在这种思路的观照下，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才裸露为一种意识形态。为揭穿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提出了理论批判与其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马克思要求确证自己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强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德国旧哲学的代表，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是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这些哲学家提出了惊天动地的口号，但实质上，他们只不过是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为此，马克思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的目标就是揭穿这种哲学，使之丧失信誉。而成熟的马克思本人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当然这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实现的。而这种批判从根本上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对他们的老师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之上的。这一点，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的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用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