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对两种自然观的批判

在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哲学内部存在着两种值得批判的理论倾向：一是工具理性主义，它在哲学上以从培根开始的科学实证主义为代表；二是伪自然主义，即自然与历史的虚假同一论，它表现了一种伤感的怀旧主义，卢梭和海德格尔是其代表人物。

关于工具理性主义侈谈的人对自然的统治，法兰克福学派是倾注了大量心力投入对它的批判的。 (14) 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就“以一种新的历史动力来替换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阶级冲突，焦点是人与其内外自然的更大范围的冲突，其根源应追溯到资本主义之前，在资本主义之后仍将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加强直到结束” (15) 。可以看出，这种批判虽然也指出了科学实证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这一弊端，但却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为代价的，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其相随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这一基本观点。

对工具理性的这种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竭力批判启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霍布斯等启蒙思想家那里）自然永远自我重复的假设又被投射到人身上，与人的主体性紧密相联的发展的历史能力被否定了。”在霍克海默看来，维科却是与前者不同的：“维科洞察到人认识历史超过认识自然，因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维科也理解实践与人统治自然不是一回事……通过坚持人的主体性，他保护了自然主体性的潜能。” (16) 总之，必须克服人对自然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克服人对人自身的统治，而这又只有通过坚持人的主体性才能做到。 

为了克服人对自然和对自身的统治，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与自然的协调才是明显目标，但其准确意义从未详细说明，惟一清楚的是它并不意味着人向实体化了的自然力量的屈服，法兰克福学派并不希望复活恩格斯粗陋的自然辩证法……最后，他们也把自己与那些贯穿德国思想史的、怀旧的、渴求理想化的‘自然状态’的启蒙的批评者区分开来。” (17) 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是一种矛盾中的统一，它并不向往那种无矛盾的理想的人或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他们认为对这种无矛盾的理想的统一的向往其实代表着一种伪自然主义的态度。

为了批判这种伪自然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自然的记忆（memory）而非自然本身才是统治的敌人。” (18) 这也就是说，为了反对统治，自然本身（作为物）是不能起到积极作用的。相反，“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 (19) 。为了反对统治，不是依靠自然的力量，而是必须恢复作为主体的人对苦难与痛苦的记忆。这种记忆同时也就是对自然的记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尔诺认为，一些忘却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物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反思的主体与被反省的客体的完全统一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这样，法兰克福学派在引进弗洛伊德的理论（意识与潜意识的双重结构理论）的同时在其理论中保留了矛盾。

马尔库塞也对这种伪自然主义的变种进行过批判。马丁·杰提出，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用抽象人类学取代具体历史，以便为英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辩护。马尔库塞援引海德格尔1933年声名狼藉的典礼致辞‘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来显示其政治存在主义是多么深地卷入了把大地和血统作为历史真正力量来炫耀的非理性的自然主义” (20) 。

马丁·杰正确地评价道：“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对其前提的继续，都是对自然的极权主义的神圣化。马尔库塞指出自由主义经济总是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自由主义体系的中心，社会通过它在其和谐化的功能中向自然还原而被解释为：对一种矛盾的社会秩序的逃避性辩护’。但极权主义的新东西在于它把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自然在种族思想中被提升为一种神话形态，种族被转化为自然现实的中心。自然以其全部残忍和不可理解性而转化为‘历史的伟大对手’” (21)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两种不恰当的自然的批判的确抓住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要害。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对自然的观点也是非历史的。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把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推到了极端，对科学技术以至对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又极端漠视道德文明与社会理想的价值和意义，片面地张扬人的肉体的、感性的幸福。法兰克福学派整合心理分析的一个成果，就表现在对肉体和感性的强调上：“研究所对肉体的、感性幸福的关注是文化贵族没有的，后者的理想主义有禁欲主义的成分，所以不奇怪，他们不会去利用心理分析，而它恰恰是霍克海默及其同事希望整合到批判理论中的。” (22) 但是，在感性与理想的这种片面的对立中，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是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