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正确地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面对一个认识对象，经验主义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要获得的认识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感性具体、感性存在物，它所要获得的是有关这个对象的可直接感知的情况。当涉及到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有机对象时，由于它只能抓住这个对象中各个规定之间的外在联系，因此无法达到对这一有机对象的真实理解。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不同，在它看来，只是在人类认识的开始时期，人们才对认识对象作经验主义的认识。这属于对认识对象的一种粗加工阶段，还达不到对认识对象的理论认识。譬如，在西方近代认识论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直接从直观的、感性的具体对象出发，努力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抽象的规定。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走过的就是这种从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过程。这种方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只能达到对某一个具体对象或规定的经验主义认识，即使在这种认识中已经加进了一些与经验主义方法论不完全一致的抽象方法，但只要从根本上不越出这种方法论，那么，已经采用的抽象法也必然会受到经验主义方法论在本质上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是典型的一例。同时，正如前面所说过的，当面对一个具有丰富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时，这种认识方法的弊病就更加突出了。譬如对社会这一有机整体的研究。我们知道，“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 (41)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指这些联系和关系的简单叠加，不是一个简单集合体的概念，而是指它们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达到的辩证统一，是指它们之间的有机的整体性。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社会都是如此，不同社会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复杂性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社会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和规定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通过这种相互联系，部分成为有机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规定。尽管就认识过程来说，我们首先必须要接触这些作为部分而存在的规定和环节，但认识若停留在这种直接性上，就无法揭示这些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谈不上对这个社会本身的真正理解，因为不了解这些规定和部分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定。
依照经验主义方法论，一个人可以清楚地描述某一社会或者某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但他完全可能不懂得这一社会或历史事件的真正性质与上述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对一个对象的认识本质上是要达到对这一对象的理论的掌握，即关于这一对象的完整的、体系化的科学知识，它所要揭示的是这一对象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规定之间的真实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域中，对象的具体性不是感性的具体，而是思维中的具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42) 马克思这里所谓的“专有的方式”是指一种科学的理论认识的方式。而理论则是指系统化的理论，即完整地表现某一对象的理论体系。对于这种方式来说，生动的具体当然不可能成为思维和理解的起点，因为它恰恰是思维首先要加以分解的混沌的表象，只有通过思维的蒸发而成为抽象规定之后，它才能成为理论地把握对象的真正出发点。因此，理论地认识对象的起点，正像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只能是最简单的抽象规定，从这种抽象规定出发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最终得出关于这一具体的完整理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走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之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它能深刻地反映和揭示认识对象的历史过程性。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卢卡奇曾就这一问题深刻地指出过，直观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上的一种拜物教意识即意识的物化结构。因为，如果直接把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定为认识的客观对象，那必然无视这一社会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历史过程性，忽视这一社会是人类社会形态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客观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达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复杂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看成是超越历史的、凝固不变的。卢卡奇能够指出这一点说明其思想的深刻性。不过，在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时，卢卡奇却走向了主体性的辩证法，原因在于他无法达成感性的具体与思维的具体之间的辩证转化。卢卡奇只是一味地致力于对主客体的总体性关系的阐述，在他看来，只要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出来的，这样就可以把主体从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单纯的认识主体提升到行为主体的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证明作为主体的人还正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社会形态，就可以超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了。很显然，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他并没有真正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所具有的历史过程性。马克思是完成这一工作的第一人。在马克思看来，要想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上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和发展原则，仅仅把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放进一个前后发展的历史客观过程中是不够的，还需要产生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还需要把对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的研究提升到对“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的研究。这就是马克思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从这一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研究，重要的是，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比作人体的话，那就要揭示这一人体是怎么从细胞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过程。由于推动这种历史性发展的动力本身就是内在的矛盾性，譬如隐含在细胞中的矛盾的不断发展性，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历史考察之点同时也蕴含着历史超越之点。而这正是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最好的贯彻。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它能深刻地反映并揭示认识对象的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性。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因素。黑格尔对传统的形式逻辑方法的变革无疑是划时代的。他反对传统逻辑割裂普遍、特殊与个别之间的关系，把概念、抽象仅仅理解为抽象的普遍性、纯粹思维，把具体理解为感性表象的做法。黑格尔提出了具体概念的范畴。在他看来，具体概念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它尽管也是以普遍的东西为基础的，但同时也把特殊与个别包含在自身之中。这样，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的运动就不仅具有了形式的意义，而且还是一种从内容进展到内容的过程。当然，黑格尔指出，尽管普遍的东西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特殊与个别，但所有这些在开始时却是潜在的，它们只是随着概念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才一步一步地获得实现并显现出来的。黑格尔把这种具体概念自我分化、自我综合、自我实现的过程界定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运动，他在抽象与具体关系问题上的这种辩证法思想是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从中获取了很多重要的思想。这里最关键的是对抽象与具体这两个概念的内涵的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具体概念的内涵很明确，指的是多样性的统一，而抽象指的是一个整体中的片面关系或简单规定。譬如，社会形态、国家等就是具有多种多样规定的内在统一性的具体整体，而劳动、分工、交换等则只是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简单关系，如果把它们单独地拿出来，就只有抽象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对具体的认识不能直接从具体表象出发，因为表象之所以是表象，是因为它仅仅是混沌的统一，其中的一切差别和对立还没有被分离出来，因此，它不能成为对具体的认识的思维起点。如果硬要从这种表象具体出发，那么所得出的认识必然是与把握对象的内在有机联系无关的经验主义的认识结论。对具体的科学认识应当以从表象中分离出来的最简单的抽象规定性为出发点，然后逻辑地再现从细胞到人体、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作为认识起点的这种抽象规定性看起来好像跟表象的原始统一性没有关系，但它却是理论地把握具体对象的必要环节。
阿尔都塞不理解这种抽象与具体之间的辩证法，因此，在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理解上走了很大的弯路。阿尔都塞反对从表象中的具体出发，认为这只能得出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的这个观点是对的。但在克服这个局限的时候，他的思路始终无法站到辩证逻辑的层次上来。他反对从简单的本质直接推出复杂的具体性，但他从此出发放弃了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关系，直接站到了具体的复杂性之上。阿尔都塞不理解在简单的本质与复杂的具体之间，除了经验主义的直接推导关系外还有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之路。也就是说，他对具体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也没有摆脱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样一来，他便只能搬用非常拗口的“一般乙”（概念群）对“一般甲”（作为原料的概念）的加工得出“一般丙”（理论）的思想。阿尔都塞这样分析出来的具体一般不可能是能展现其内在关系的有机统一性的具体一般，而只能是各种规定处于结构性排列状态的具体一般。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入手，深刻地揭示从细胞到人体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真正达到对具体的理论把握的。阿尔都塞所谓的“理论”因此也只能是一种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理论，它离马克思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还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