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章小结
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中，卡尔·拉伦茨提出了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结合的观点。内部体系是指法秩序的内部关联，涉及法律思想、法律原则等。外部体系是依形式逻辑规则建立的概念体系。外部体系具有安定性，但是难逃僵化的弊端，内部体系是价值秩序，可以弥补外部体系的不足。[43]对于公司欺诈转让的法律规制，在我国并未形成有逻辑的制度体系，因此，本章运用卡尔·拉伦茨的体系的形成的法学方法，试图通过原则性控制、救济权控制和互动性控制来构建欺诈转让法的理论体系。
首先，关于公司欺诈转让的原则性控制，法律原则是体系构建的基础，完备的体系应当做到抽象与具体兼备，用价值引导规则。本章探讨了公司资产维持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对公司欺诈转让法律制度的价值引领。
其次，关于公司欺诈转让的救济权控制，本章试图构建一种制度体系，探索在现有混乱的规制体系的基础上构建欺诈财产转让专门法的可控路径，使其对欺诈转让行为的法律控制拥有更强的实操性。对我国公司欺诈转让制度的设计，在吸收美国欺诈转让法科学的制度设计之外，应当继续保留大陆法系制度中有益的规则，形成适合我国的公司欺诈转让控制体系，更好地达到维持公司资产、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最后，关于公司欺诈转让的互动性控制，根据资本规制的内容，可以将资本规制划分为法定资本规制、信息披露规制和责任规制。一般在以强调资本设立阶段重要性的法域，会更加重视公司资本制度对资本形成前端的控制，对于强调资产运营阶段重要性的法域，则更加重视通过责任规制、信息披露和对公司欺诈转让行为的控制来加强对资产运行中端和后端的控制。对公司欺诈转让的控制只有与责任规制和信息披露规制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从不同的路径达到公司资产维持和债权人保护的效果。本章对公司经营阶段防止资产弱化的公司欺诈转让控制制度与董事对债权人责任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互动性控制做出了分析。
【注释】
[1]参见马海涛、龙军：《资本弱化：理论、现状及其政策选择——基于中国的数据分析》，载《财贸经济》2007年第7期，第39页。
[2]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
[3]参见傅穹：《重思公司资本制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4]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02页。
[5]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页。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第319页。
[7]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
[8]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0页。
[9]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10]［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1～82页。
[11]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
[12]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20～323页。
[13]See Robert C.Clark，“The Duties of the Coporate Debtor to Its Creditors”，90 Harv.L.Rev.505，1977，pp.506-517.
[14]See Douglas G.Baird & Thomas H.Jackson.“Fraudulent Conveyance Law and its Proper Domain”，38 Vand.L.Rev.829，1985，p.829.
[15]See David Gray Carlson，“Is Fraudulent Conveyance Law Efficient？”，9 Cardozo L.Rev.643，1987，p.644.
[16]所谓契约失效，是指由于债务人资不抵债等原因，债权人无法通过行使契约权利获得债务人的清偿。
[17]See Jack Williams，“Revisiting the Proper Limits of Fraudulent Transfer Law”，8 Bankr.Dev.J.55，1991，p.80.
[18]See Lon L.Fuller & William R.Perdue，Jr.，“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Contract Damages”，46 Yale L.J.52，1936，p.54.
[19]See Marie T.Reilly，“The Latent Efficiency of Fraudulent Transfer Law”，Louisiana Law Review，Vol.57，p.1246.(https://www.daowen.com)
[20]See Landers，“A Unified Approach to Parent，Subsidiary，and Affiliate Questions in Bankruptcy”，42 U.CHi.L.Rev.589，1975，pp.621，632.
[21]See Landers，“A Unified Approach to Parent，Subsidiary，and Affiliate Questions in Bankruptcy”，42 U.CHi.L.Rev.589，1975，p.593.
[22]Henry Hansmann，Rinier Kraakman等也认同Richard Posner的观点。See Henry Hansmann，Reiner Kraakman，and Richard Squire，“Law and the Rise of the Firm”，119 Harv L.Rev.1333，2006，pp.344-345；See also Henry Hansmann and Reinier Kraakman，“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110 Yale L.J.387，2000，pp.399-401.
[23]See Richard A.Posner，“The Rights of Creditors of Affiliated Corporations”，4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99，1975，p.512
[24]See Richard A.Posner，“The Rights of Creditors of Affiliated Corporations”，4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99，1975，p.504.
[25]See Richard A.Posner，“The Rights of Creditors of Affiliated Corporations”，4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99，1975，p.524.
[26]See William H.Widen，“Corporate Form and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75 Geo Wash L.Rev.237，2007，p.265；See also Phillip I.Blumberg，“Intragroup（Upstream，Cross-Stream，and Downstream）Guaranties under the Uniform Fraudulent Transfer Act”，9 Cardozo L.Rev.685，1987，p.728；See also Robert J.Rosenberg，“Intercorporate Guaranties and the Law of Fraudulent Conveyances：Lender Beware”，125 U Pa L.Rev.235，1976，p.235 n.1.
[27]See Richard Squire，“Strategic Liability in the Corporate Group”，78 U.Chi.L.Rev.605，2011，p.607.
[28]实质合并原则是美国法院在审理关联企业批产案件时，基于衡平而创造的一种使所有债权人受益的公平分配财产的救济措施。当关联企业中的各成员同时破产时，传统的处理方法是将各成员看作独立的责任主体，其债权人只能就各个对象公司的财产为请求。然而在关联企业中，一家子公司可能为了整个集团公司的最大利益或者个别兄弟公司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同时导致该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而获利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增加。因此，有必要在特定情形下，将破产的各成员公司的财产与债务合并，依债权比例分配于所有债权人。
[29]See Marcel Kahan and Edward Rock，“Hedge Fund Activism in the Enforcement of Bondholder Rights”，103 Nw.U.L.Rev.281，2009，p.302.
[30]See Marcel Kahan and Edward Rock，“Hedge Fund Activism in the Enforcement of Bondholder Rights”，103 Nw.U.L.Rev.281，2009，p.655.
[31]See 11 USC§548（a）（1）（B）（ⅱ）（Ⅲ）；UFTA§4（a）（2）（ⅱ）.
[32]参见顾功耘主编：《公司法法律评论》（总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33]See Douglas G.Baird，Thomas H.Jackson，“Fraudulent Conveyance Law and Its Proper Domain”，Vand.L.Rev.，Vol.38，No.5，1985，p.856.
[34]参见杨瑞龙、聂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转引自赵树文：《公司资本规制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35]参见杨巍：《略论欺诈的侵权责任——以合同法、侵权法对欺诈的不同规制为角度》，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03页。
[36]参见杨巍：《略论欺诈的侵权责任——以合同法、侵权法对欺诈的不同规制为角度》，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203页。
[37]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页。
[38]参见［美］艾森伯格：《公司法的结构》，张开平译，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442页。
[39]［美］莱纳·克拉克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刘俊海、徐海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116页。转引自赵树文：《公司资本规制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40]参见赵树文：《公司资本规制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41]参见赵树文：《公司资本规制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42]参见［美］莱纳·克拉克曼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刘俊海、徐海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43]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37～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