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了
但是，这些思想也有它们的美妙之处。
五月八日，在最后的经典考试之后回来时，我在家里看到我所认识的罗萨诺夫店里的工匠。他前次曾经送来用暂时针线假缝的光滑的闪光的黑布的制服与礼服，用粉笔画衣襟，现在送来了全部做好的有光辉的裹了纸的扣子的衣服。
穿上了衣服，虽然圣·热罗姆向我说礼服的背后皱了，我却觉得极好，带着完全不自觉地露在脸上的自足的笑容，走下楼，走到佛洛佳那里。我感觉到却似乎未注意到家奴们从前厅与走廊上来向我眼馋地注视着的目光。仆役长加夫锐洛在大厅里赶上了我，贺我进了学校，奉爸爸的命令，给了我四张二十五卢布的白钞票，说，也是奉爸爸的命令，从今天起，车夫库倚马、快车和栗色马美儿都完全听我指挥。我为了这个几乎是意外的幸福而那么高兴，怎样也不能够对加夫锐洛装作冷淡了，并且有点儿慌乱、喘息，说了最先来到我头脑里的话，似乎是：“美儿是极好的跑马。”看了看前厅与走廊的门里伸出的人头，我再也不能够约制我自己了，我穿着有光辉的金扣子的崭新的礼服跑步穿过了大厅。当我走进佛洛佳房里时，在我背后传来了杜不考夫与聂黑流道夫的声音，他们是来贺我的，提议到什么地方去吃饭喝香槟酒贺我入学。德米特锐向我说，他虽然不欢喜喝香槟酒，今天却要同我们去，饮酒祝我们的友谊。杜不考夫说，我因为什么缘故好像一个上校。佛洛佳没有贺我，只是极其冷淡地说，我们现在可以后天下乡去了。似乎他虽然高兴我进了学校，却有点儿不愿意现在我是和他一样地长大了。圣·热罗姆也到我们这里来了，很傲慢地说，他的责任完了，他不知道，他的责任尽得好还是坏，但他是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明天就要搬到他的伯爵家去了。在回答他们问我的一切时，我觉得，在我脸上违反本意地显出了甜蜜的、快乐的、有点儿愚笨而自满的笑容。我注意到，这个笑容甚至传给了所有的和我说话的人。
现在我没有教师了，我有自己的马车了，我的名字印在大学生名表上，我的腰带上有了剑，值勤警察会有时向我行礼了！我长大了，我似乎是幸福的。
我们决定了五点钟以前在雅尔吃饭，但因为佛洛佳到杜不考夫那里去了，德米特锐也习惯地到什么地方去了，说他在吃饭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所以我能够随意地利用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在所有的房间里走了很久，照了所有的镜子，时而礼服扣着，时而完全不扣，时而只扣最上边的一个扣子，我觉得都是极好的。后来，我虽然觉得表现了太多的高兴是难为情，我却不能够约制自己，走到马厩与车房，看了看美儿、库倚马与马车。然后我又回来，开始在各个房间里走着，照着镜子，数着荷包里的钱，仍旧那么幸福地微笑着。然而一小时还没有过去，我已经觉得有点无聊，并且可惜没有任何人看见我在这么辉煌的情况中，于是我想有动作和活动了。因此我命令套马车，决定了最好是先到铁匠桥街去买点东西。
我想起了，佛洛佳进大学时买过维克托·阿当姆的石印的马、烟草、烟斗，我觉得我必须做同样的事情。
在各方面向我注视的目光中，在照看我的纽扣、帽章、佩剑的明亮的太阳光中，我乘车到了铁匠桥街，停在大崔阿罗的图画店旁。环顾着各方面，我走了进去。我不想买阿当姆的马，为了免得别人责备我仿效佛洛佳。但因为我给予殷勤的店员的麻烦而羞耻，便急忙着，赶快地选择着，我要了一个摆在窗子上的水彩画女人头，付了二十卢布。但是在店里付了二十卢布之后，我仍旧觉得难为情，因为我用这样的琐事麻烦了两个衣服漂亮的店员，同时，好像他们还是太不经心地看着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注意到玻璃下边的银器，知道了这是值十八卢布的porte-crayon（铅笔夹），我要他们用纸包了起来，付了钱，又知道了好烟斗和烟草可以在隔壁的烟店里买到，便恭敬地向两个店员鞠躬，在腋下挟着图画走上街。在邻近的店里，它的招牌上画着一个抽雪茄的黑人。也是为了不愿模仿任何人，我买了不是茄考夫烟，而是苏丹烟，有土耳其烟嘴的烟斗，两个菩提树与蔷薇木的烟管。出店上车时，我看见了塞妙诺夫，他穿着普通礼服，垂着头，快步地在步道上走。我因为他没有认出我而发恼。我很大声地说了“赶到这里来”，坐上车，赶上了塞妙诺夫。
“您好。”我向他说。
“好哇。”他回答，继续向前走。
“为什么您不穿制服？”我问。
塞妙诺夫停住了，皱起眼睛，露出白牙，似乎他看到太阳觉得难受，但事实上是为了对我的马车和制服表示漠不关心，无言地看了看我，又向前走。
从铁匠桥我坐车到了特维尔斯卡街的糖果店。虽然我要装作在糖果店里我的兴趣主要是看报纸，我却不能约制自己，开始接连地吃甜包子。虽然我因为一个绅士从报纸后边好奇地看我而觉得羞耻，我却极快地吃了店里所有的八种包子。
回到家里，我觉得微微的胃痛，但一点也不注意它，着手检查我的购买品。其中的图画是那么不合我的意，我不仅不把它放在框子里，不像佛洛佳那样挂在自己的房里，而且小心地把它藏在抽屉橱后边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到了家铅笔夹也不令我满意了，我把它放在桌子里，却用这样的思想安慰着自己，就是，这东西是银的，重要的，对于大学生是有用的。不过烟具我决定立刻使用并试用。
拆开了四分之一斤的纸包，把红黄色细切的苏丹烟小心地放进土耳其烟嘴，把燃烧的火绒放在上边，把烟管拿在中指与无名指之间——手的姿势特别令我满意——开始吸烟。
烟味是很让人愉快的，但嘴里觉得苦，呼吸困难了。然而我勉强着，吸了很久，试着吐出烟圈又吸进来。不久全房充满了蓝色的烟气，烟斗开始响了，燃烧的烟冒火了，我觉得嘴里发苦，头有点发晕了。我正想要停止，只带着烟斗去照镜子，可是，令我惊异的，我的腿站不稳了，房间打旋了，我费力地走到镜前照了下，我看到我的脸白得像布了。我刚刚躺到沙发上，我便感觉到那样的作呕，那样的软弱，我设想，我的烟斗对于我是致命的，我觉得我要死了。我认真地惊慌了，已经想要叫人救助，去找医生。
但这惊慌没有经过多久，我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非常头痛地、软弱地在沙发上躺了很久，迟钝地注视纸包上的波士顿饶格洛的商标、落在地板上的烟斗、烟渣和包子残屑，失望地愁闷地想道：“对了，假如我不能够像别人那样地吸烟，我便还是没有完全长大。”显然，我没有这个幸运，像别人那样，把烟管挟在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吸进了烟，把烟从淡黄胡髭里吐出来。
德米特锐，在五点钟前来找我，碰见我在这种不痛快的情况中。但是，喝了一杯水，我几乎复原了，并且准备和他去了。
“您何必要吸烟呢，”他说，看着我吸烟的痕迹，“这完全是愚蠢，白白地浪费钱。我立了誓不吸烟……可是，我们赶快走吧，还要去找杜不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