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大学

第三十六章　大学

婚礼要在两周后举行，但我们的讲课已经开始了，于是我和佛洛佳在九月初到莫斯科去了。聂黑流道夫家也从乡间回来了。德米特锐（分别时，我曾和他约定了彼此通信，不用说，我们一次也没有写过）立刻来看我们，我们决定了，他第二天带我头一回到大学去听讲演。

是明亮的有太阳的日子。

我刚进了讲堂，我便觉得，我的个性在这年轻快乐的人群中消失了，这人群在照进大窗子的明亮的阳光里，在每道门前与每条走廊上喧嚣地动荡着。

知道自己是这广大团体的一员——这感觉是很愉快的。但在所有的这些人当中，我认识的人并不多，我和他们的认识也只限于点头与“您好，伊尔切恩也夫”这话。我四周的人互相握手，推挤，各方面散布着友好的话、笑声、笑话。我处处感觉到团结这个青年团体的那个关系，并且悲哀地感觉到这个关系不知怎地丢开了我。但这只是顷刻的印象。反之，由于这个以及它所引起的恼怒，我甚至立刻认为这是很好的，我不属于这整个的团体，我必须有我自己的团体，正派的人们的团体。我于是坐在第三条凳子上，Б伯爵、э男爵、P公爵、伊文和这一类的人当中其他的人坐在这里，其中我认识伊文与Б伯爵。但这些绅士那样地看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也不完全属于他们的团体。我开始注意我四周所发生的事情。塞妙诺夫，有白色的蓬乱的头发和白牙齿，穿着未扣的礼服，坐得离我不远，搭着胛肘，咬羽毛笔管。考第一名的中学生坐在第一条凳子上，颈子上仍然打着领巾，玩弄着绸背心上的银表钥匙。仍然进了大学的伊考宁，坐在上边的凳子上，他的镶边的蓝裤子遮着整个的靴子，他大笑着，大叫着说，他是在巴尔那斯〔1〕山上。依林卡，令我惊讶，不仅冷淡地而且甚至轻视地向我鞠躬，似乎是要提醒我，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他坐在我前面，把他的瘦腿特别随便地放在凳子上（我似乎觉得，是对我做的），和别的学生在谈话，偶尔地看我。在我旁边，伊文的同伙在说法语。我觉得这些绅士是异常愚蠢。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所听到的每个字，我觉得不但是无意义的，而且是不正确的，ce n'est pas français（简直不是法语），我在心里向自己说。塞妙诺夫、依林卡和别人的姿势、言语、举止，我觉得，是不高贵、不正派、不comme il faut的。

我不属于任何一伙，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不善于和人接近，我愤慨了。我前面凳子上的一个学生在咬指甲，指甲都有红色的肉刺，这令我感觉到那样讨厌，我甚至离开他坐远了。我记得，在这第一天，我心里是很悲哀的。

当教授进来时，大家动了一下，便静默了。我记得，我对教授也发展了我的嘲笑的看法，并且令我吃惊的，是教授用导言开始他的讲演，按照我的意思，这是毫无意义的。我希望这讲演从头到尾是那么聪明，要不能从中抽出一个字，也不能向里面添加一个字。对于这个我失望了，我立刻在我带来的精装笔记本上“第一讲”标题之下画了十八个侧面像，连在一起像一个花环，只偶尔在纸上移动着手，使教授（我相信，他很注意我）以为我是在记录。就是在这个讲演中，我认定了，记录每个教授所说的一切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愚蠢的，我遵守了这个规条直到学程终结。

在以后的讲演中，我不再感觉到那么强烈的孤独了，我认识了许多人，握手了，谈话了，但在我和同学之间，真正的接近仍然因为什么缘故，是没有的，我仍然常常心中感觉悲哀和装假。和伊文与贵族们（大家这么称呼他们）的一伙，我不能相投，因为，我现在记得，我对他们羞怯而粗鲁，只在他们向我鞠躬时，我才向他们鞠躬，显然他们很少需要和我相识。对于大部分的人，这是由于全然不同的原因。我一觉得同学开始对我有好感，我就立刻让他知道，我在伊凡·伊发内支家吃过饭，我自己有马车。我说这一切，只是为了从最有利的方面表现自己，为了同学因此更欢喜我。但相反，几乎每次由于我说出我和伊凡·伊发内支公爵的亲戚关系及马车，令我惊异，这同学忽然变得对我骄傲而冷淡了。

我们当中有一个公费生，奥撇罗夫，是一个温和的、很能干的、热心的青年，他总是把手伸出来像一块木板，不弯手指，也不用手做任何动作。因此爱玩笑的同学们有时也同样地把手伸给他，并且说这个是“小木板式”的伸手。我几乎总是和他并排坐着，常常交谈。我因为奥撇罗夫对教授们的自由的意见而特别欢喜他。他很明白地精确地指出每个教授的教学优点与缺点，甚至有时候取笑他们，从他的小嘴里低声说出的话令我觉得特别奇怪而惊人。虽然如此，他却用细小的笔迹没有例外地、小心地记录一切的讲演。我已经和他相投了，决定了和他在一起预备功课。当我去坐在他旁边我自己的位子上时，他的灰色小近视眼已经开始满意地向我看着了。但是有一次在谈话中，我觉得必须向他说明，我的母亲临死时曾经请求父亲不要把我们送进公费学校，并且我开始相信，一切公费生也许是很有学问，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是不对的，ce ne sont pas des gens comme il faut（他们不是正派的人），我口吃地说，并且觉得因为什么缘故而脸红。奥撇罗夫什么也没有向我说，但在以后的讲演中，他不先同我问好了，不把他的“小木板”伸给我了，不交谈了。当我坐下时，他把头侧着向记录本弯下来有一个手指那么远，做出似乎在看它们的样子。我诧异于奥撇罗夫的无故的冷淡。但我认为pour un jeune homme de bonne maison（对于良家的青年），向公费生奥撇罗夫讨好是不体面的，我没有睬他，不过，我承认，他的冷淡令我悲伤。有一次我比他先到，因为这个讲演是得人敬爱的教授的，不是常来听讲的学生们也来了，所有的位子都被占了，我坐在奥撇罗夫的地位上，把笔记本放在书桌上，我出去了。回到讲堂时，我看到我的笔记本被移动到后面的凳子上去了，奥撇罗夫坐在我的地方。我向他说，我把我的笔记本放在这里的。

“我不知道。”他忽然脸红了，没有望着我回答。

“我告诉你，我把笔记本放在这里的，”我说，故意开始发火，想用我的勇敢吓唬他，“大家看见的。”我说，环顾别的学生们。虽然许多人好奇地看我，却没有人回答。

“这里的位子不是买定的，谁先来谁坐。”奥撇罗夫说，愤怒地在位子上坐正着身体，用愤怒的目光向我看了一下。

“这表示，你是粗人。”我说。

似乎奥撇罗夫低语了什么，甚至似乎他低声说：“你却是愚蠢的小孩。”但我确实没有听到。但即使我听到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像manants（乡下人们）吵架，还有别的吗？（我很欢喜这个字——manants, 这是我对于许多混乱关系的回答与解决。）也许我还要说点什么，但这时候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穿蓝燕尾服的教授鞠了躬，匆忙地上了讲台。

然而在考试之前，当我需要笔记时，奥撇罗夫还记得他的诺言，把他的笔记给了我，并且邀我在一起预备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