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研究
自从互联网2.0时代以来，互联网的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交媒体成为互联网的主导者，个人和自媒体成为互联网的中心，社交媒体成为这个中心的平台。学术界对社交媒体的研究成为互联网研究的中心议题，社交媒体对于政治和社会运动以及危机管理和应急机制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界早期研究术语中使用的网络舆情概念逐渐被社交媒体研究所取代。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发布量的增长，社交媒体信息发布量占整个网络信息发布量的90%以上，社交媒体舆情成为网络舆情的核心。中西方学术界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不遗余力。
1. 社交媒体与社会运动
西方学术界（主要是英文研究文献）大多将网络舆情研究确定在社交媒体上。根据Kaplan和Haenlein的定义，社交媒体可以分为博客、协作项目（维基百科）、社交网站（Facebook）、内容社区（YouTube）、虚拟社交世界（第二生活）和虚拟游戏世界（魔兽世界）。他们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它建立在Web 2.0的思想和技术基础之上，并允许创建和交换用户生成的内容”。[83]该定义认为社交媒体不是全新一代的技术，而是从Web 2.0发展而来。参与是社交媒体的关键特征。[84]对网络舆情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西方学术界主要采取了三种研究方法，即定性、定量和混合方法。案例研究在定性方法中占据主导地位。[85]几乎所有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都采用了采访技术。访谈记录和社交媒体数据的内容分析是作者遵循的最常用技术。[86]在定量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通过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技术进行分析。并且，一些定量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调查（受访者自己报告数据）和系统观察（社交媒体指标，例如推特中的追随者数量）是定量研究中流行的数据收集方法。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混合方法也存在于少数研究中，[87]访谈和调查是此类别中最常见的数据收集方法。
西方学术界注意到，社交媒体的勃兴带动了传统社会抗争运动话语的变化，在过去近10年间，基层密集的抗议活动影响了几个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格局。这些抗议活动有3个共同特点：主要动员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受到日益狭隘的政治偏好、利益和目标的驱使；主要在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之外运作；社交媒体是其支持者的关键沟通和组织工具。[88]这种趋势在未来10年可能会加剧，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政治格局的结构。[89]
许多通过社交媒体开展的抗议现象很少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只在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发挥了外围作用。[90]也有一些运动成功地获得新闻报道、动员支持，最终迫使政府和其他正式政治实体承认他们的存在，在决策中考虑他们的一些要求。[91]关于占领运动，如咖啡党运动和2013年智利学生主导的运动受到学术界的关注，[92]这些研究深入探讨了基层活动者转向社交媒体的方式和程度，以传播具体立场、问题或事件的信息，产生和培养公众支持，组织和协调动员工作，参与分散的政治行动。[93]
Twitter对政治传播和参与的正式、非正式模式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94]Twitter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微通信服务，具有内部社区建设功能，可以发布140个字符的帖子，可以提供广泛的数字资料，包括文本、超链接、图片、视频和其他特定的Twitter内容（例如，主题标签，社交和内容交互机制）。[95]Wilson认为，Twitter不一定适用于复杂的政治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推文的短暂性，这限制了用户表达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可以与粉丝分享内容的方式。它更适合于短期政治表达，而不是传播更有意义的、长篇形式的政治观点。[96]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过去10年的特点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是正式政治行动者大规模传播信息、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发起和协调动员工作以及在选举期间接触公众的有效平台。[97]社交媒体以类似的方式为基层政治活动家和其他非正式政治实体提供了灵活的选择，使其在政治上更加活跃。通过在传统政治参与渠道之外提供快速发展政治的机会，帮助他们避免了集体动员人员的障碍，例如向大量个人发送信息以及启动和管理动员活动。[98]总而言之，在制度化渠道的政治和公民参与水平正在下降的情况下，社交媒体帮助推动和维持分散的基层密集活动。
社交媒体对民主政治的影响，通常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论学者，也被称为均等化假设的支持者，相信社交媒体有可能重振民主，即通过激发自下而上的政治表达和参与，为心怀不满的公民提供重新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99]社交媒体促进了数字媒体的超级分散化和细分化，大型政治和媒体组织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狭隘战略利益的精英不再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对其进行控制。[100]通过向个人和群体提供低成本和灵活的政治行动渠道，社交媒体有助于政治信息流和社会互动的多样化。[101]此外，社交媒体使网络用户能够在没有正式政治实体或其他等级领导结构的帮助下进行自我组织，这种现象被定义为“没有组织的组织”。[102]社交媒体导致出现一种新的政治活动，允许分散的政治行动，并有利于动员以前处于主流政治体系边缘的参与者。[103]
悲观论学者认为，虽然社交媒体可能会提升政治和公民参与的水平，但它本质上是被动和低效的。[104]Vissers和Stolle认为，从更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基于社交媒体的参与在政治上可能是非生产性的。[105]
Spiro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人最初在抗议活动中占据突出地位，但随着运动的减少和组织的接管，个体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关于相互作用的动态和结构，他们发现具有独特社会结构的关键时间点通常映射到外部事件，例如物理位置的协调抗议，对于这种社会运动的可见性及其吸引个人和组织继续参与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106]
社交媒体技术虽然年轻，但已经在众多动荡的抗议活动和高度分化的美国大选中发挥了作用。经常被描述为利用社交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好”民主力量，与旨在审查这种渠道以使这些自由主义元素沉默的“坏”专制和镇压力量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然而，最近人们担心，不自由和极端主义势力可能利用随心所欲的在线通信来破坏民主，这颠覆了有关社交媒体的讨论。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一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在这一点上，他们回应了至少一种促进审查和“公共舆论引导”的专制言论。这种开放的在线世界的双重现实——能够为无声者发出声音，同时也可以向审查和排斥的目标发展——当涉及对民主的影响时，解释了为什么关于社交媒体的想法既可以是乐观的，也可以是悲观的。问题的核心在于，虽然在线信息自由是一种固有的民主原则，但社交媒体本身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本质上不民主的；相反，社交媒体构成了政治利益争夺影响力的空间，并非所有这些利益都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的。[107]
国内学者非常重视社交媒体研究，强调在管控和疏导社交媒体的同时，应重视社交媒体的公共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3个方面，即屏幕之民和社交表达、社交参与与民众诉求、议事互动与群体发展。[108]社交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认为社交媒体向世人展示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成为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建构者。它们改变了社会运动的发生逻辑和演进规律，对各国政治体系的稳定与社会治理带来了双重影响。[109]人们赞同社交媒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群体构建互为因果、共同发酵，使大量原本标定为秘密的信息空前透明化，而极简主义原则助长了社交媒体的疯狂成长，隐蔽在无害面具下的群体聚集行动，更是借助社交网络屡发于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促发规模不等的政治或社会管理危机。[110]社交媒体动员具有平民化、草根化特点，在动员过程中，从集体性行动转变为连接性行动。在动员方式上，以悲情式动员、愤怒式动员和戏谑式动员为主。[111]个人化的表达和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为组织动员的两个核心要素：在动员过程中，基于共同诉求的个人化表达通过构建情感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话语策略体现出来，社交媒体成为促成相对统一的连结性行动的重要组织与动员力量。[112]
从个案研究入手研究社交媒体是学术界较多采用的方法。胡羽佳以Me-Too运动为例，探讨了社交媒体对跨国运动的影响。基于社交媒体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只有与非政府组织、主流媒体等民主社会的中坚力量展开合作，才能够产生持久影响从而实现其初始目标。[113]对俄罗斯“为了诚实的选举”研究表明，随着网络管控措施的出台，国家权力进入互联网领域，以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国家在场，让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政权和反对派博弈的空间。[114]
社交媒体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有成为民主终结者的风险，社交媒体主导的政治蕴含着两个重大的危险：第一，它很容易让政治走向激进；第二，有造就过于强势领袖的危险。[115]刘震、曹泽熙认为，不应乐观估计社交媒体作为支撑多元社会民主实践的积极价值，社交媒体中资本与技术的垄断，资本控制的互联网亚文化等维度，提醒人们注意其消极影响的一面。[116]蔡润芳认为，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中，技术的属性与价值难以逾越资本关系的制约。社交媒体语境中资本权力与技术合谋导致隐私保护的弱化与民主表达的稀释。[117]
中西学术界都注意到了社交媒体在民主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提醒人们警惕社交媒体对民主政治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社交媒体的技术属性很难超越资本关系的制约，而情绪化和民粹主义则有颠覆传统民主价值的风险。西方学术界多从量化视角展开研究，而国内学术界多从定性研究出发，但两者之研究具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2. 社交媒体与危机管理
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成为管理社会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工具。关键在于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希望将之用于什么目的。任何情况下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同样存在。在本质上，社交媒体是一个工具或平台，其功能由不同的使用者界定和塑造。从危机管理的视角来看，谣言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而在危机发生之后，人们使用社交媒体发送危机信息，开展快速救援，或利用社交媒体探知危机的发生源，将危机消除，则是将社交媒体运用于危机管理的重要方面。危机管理也包括了对社交媒体本身的管理。
第一，安全机构将社交媒体用于执法，成为重要的工具和平台。Crump注意到执法的一个新趋势是，警察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118]社交媒体在执法方面有两个主要目的：帮助进行刑事调查；并将这些工具用作传播信息和管理公众舆论的平台。国际警察局长协会在2011年对800个美国警察部门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利用社交媒体从事犯罪调查是社交媒体最常见的用途，几乎占这些警察部门的3/4（71.1%）。[119]其他国家的警察部门也在使用这些工具。例如， 2011年苏格兰在其Flickr账户上张贴了防暴嫌疑人的照片，以帮助他们实施逮捕；[120]2011年曲棍球骚乱后，温哥华警察局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站帮助识别嫌疑人。这些例子说明了执法部门如何利用社交媒体资源并让公众参与支持该机构。
第二，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和传播信息。史蒂文斯观察到，执法部门正在“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区参与、招聘、代理品牌、声誉管理和控制虚拟场景”。[121]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活动都在部门网站上进行。IACP的研究报告称，受访者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工具是Facebook（75.5%）、 Twitter（33.6%）、 Nixle（22.9%），基于文本或电子邮件的通知（26.3%）和YouTube（18.0%）。[122]警方与公众的沟通“对双方都很重要，需要相互尊重、信任、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提供准确和相关的信息”。[123]鉴于开发的直接成本相对较低，这些通信工具是在经济困难时期管理机构利用公共信息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方法。
西方学术界对社交媒体在警务中的普遍性和有用性进行了大量讨论，也有一些研究者展开了实证研究。Brainard和McNutt报道华盛顿特区警察局于2004年使用基于网络的讨论小组，是通过单向信息流来实现的，信息交换较少。[124]在对警察拥有的Twitter账户分析后，Crump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单向通信中分发信息并试图提高组织的可见性。[125]然而，单向沟通并不总是浪费精力，警察向公众提供信息可以“促进社区参与”和赋权，并支持更大的公共服务透明度和问责制。[126]
第三，执法机构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社交媒体对于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它使公众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提供信息：文本、图像和视频。在危机情况下，有助于了解紧急需求，执行决策和支持学习培训。由于在危机期间收集了大量数据，需要自动处理数据以支持危机管理。聚类算法将社交媒体数据集成到危机管理中作为额外的信息来源，从而使响应人员不必手动分析社交媒体信息。[127]
第四，社交媒体监管是危机管理的重要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内容审查和过滤是社交媒体监管的普遍做法，其过滤机制可分为明暗两种。明过滤是公开使用过滤机制，例如：2017年6月，社交媒体Instgram推出自动评论过滤器；同年12月，Twitter推出新的内容过滤规定，目的是过滤掉Twitter上的仇恨和辱骂内容，包括宣传或颂扬暴力的信息。暗过滤机制则是潜规则，利用不为人知的极为隐秘的内部过滤标准，对社交媒体内容进行过滤。[128]
在国内学术界，社交媒体对于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张宁等人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受到社交媒体和网民心态的影响。[129]政府部门基于具体情境，采取相应的危机传播策略，通过多媒介平台与公众进行积极互动，尤其是对公众情感进行有序疏导，可以有效解决社交媒体舆论引导中出现的挑战和问题。[130]但我国政府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危机管理偏重于工具化，仅将其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缺少回应性，法治化程度也存在欠缺。政府应利用大数据，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危机管理机制。[131]
国内学术界也关注国外警方利用社交媒体管控危机的成功经验。张宸鸣认为，在突发事件处置中，各国警方愈益重视并不断实践探索社交媒体的运用。“波士顿爆炸案”和“温哥华骚乱事件”发生后，美加两国警方运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监测舆情，与公众信息沟通、动态发布信息持续回应，都值得借鉴。[132]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偏重于宏观，较少有基于数据的深入分析。对社交媒体的数据采集和深入观察，是探究执法机构、社交媒体、人群及危机事件关系的重要依据，基于精深的数据挖掘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交媒体在危机发动和危机干预中的重要作用，也才能找到社交媒体干预的切入点。
3. 社交媒体与应急机制研究
社交媒体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的集体行动在动员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导致了应急机制的变革。学者们注意到，社交媒体使得抗议者以令人惊讶的轻率方式参与集体行动。与之相比，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运动依赖于组织的行动协调。尽管存在这种假设的区别，但在“标签化”政治抗议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人们对组织在网络交流和协调中的作用知之甚少。这并不是说研究人员没有调查社交媒体在社会抗议期间促进协调和信息交流的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大规模抗议事件与Twitter上观察到的协调活动有关；该研究证明协调不是传统行为者（如媒体或精英）的结果，而是分布式社交网络作用的结果。[133]
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动员的政治生态。首先，社交媒体为那些通常被排除在主流媒体政治讨论之外的人发表意见提供了渠道。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士，组织抗议和运动，并支持政治候选人和政党。简而言之，社交媒体解决了长期困扰那些传统上被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的集体行动问题。然而，社交媒体显然可以放大其他更极端的声音，包括那些从自由民主的角度来看是“反系统”的声音。其次，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可以促进政府的审查，以使反对者保持沉默。这种情况在威权政府对网上反对声音的反应中最为明显。威权审查机构知道如何利用网上骚扰、宣传、分散注意力和拒绝服务来扼杀批评者，关闭或扭曲信息空间。使问题复杂化的是，民主政体内部不自由的反系统力量也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来开发开放的信息平台。
这种开放的在线世界的双重现实——能够为无声者发出声音，同时也可以向审查和排斥的目标发展——解释了为什么关于社交媒体的认知既可以乐观也可以悲观。问题的核心在于，虽然在线信息自由是一种固有的民主原则，但社交媒体本身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本质上不民主的；相反，社交媒体构成了政治利益集团争夺影响力的空间。[134]
玛格丽特·罗伯茨认为，在打击网络异议上政府发展出了三种策略：[135]恐惧、摩擦和灌水。政府可以通过恐吓和监禁那些使用在线平台进行异议和反对的人来限制在线激进主义。“恐惧”策略是政府传统工具箱的一部分，旨在让那些倾向于说话的人保持沉默。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全世界有259名记者入狱。政府打击使用在线平台传播政府不希望披露的信息的普通公民的例子比比皆是。国家对互联网的数字跟踪能力使政府易于追踪到反对者。“摩擦”策略包括复杂的阻止系统，如“网络防火墙”，互联网减速和关闭，手动删除社交媒体帖子，以及搜索结果的算法操作，以压制政府不喜欢的信息。在许多情况下，社交媒体用户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受到这种审查的影响。“灌水”策略是政府利用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信息的能力，通过促进政府的议程，淹没政府反对者的议程，实现自己的目标。政府可以发布海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战略性的定时信息；使用自动机器人宣传政府主张，淹没反政府者的主张。这些人或自动机器人通过制造干扰来扰乱反对者。他们也可能传播错误信息以迷惑人们并降低在线信息的有用性，或者他们可能在线骚扰反对者。[136]
利用社交媒体建立应急机制主要通过如下4种方式实现：
一是政府可以通过监控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关闭手机服务以及禁止暴乱者使用社交媒体来控制暴乱。亚美隆他说：当人们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暴力活动时，我们需要阻止他们。因此，当我们知道他们正在策划暴力、混乱和犯罪时，我们正在与警察、情报部门和行业合作，研究阻止人们通过这些网站和服务进行沟通。[137]对美国警察机构的研究表明，社交媒体被用于执法有两个主要目的：帮助进行刑事调查；并将社交媒体用作传播信息和管理公众舆论的平台。[138]
二是执法机构深度融入社区，引导社区的行为。Chainey和Tompson指出，警方与公众的沟通“对双方都很重要，需要相互尊重、信任、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提供准确的信息”。[139]向公众提供警察服务信息可以促进社区参与和赋权，并支持公共服务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140]控制媒体和信息流是政府掩盖违法行为的有效工具，这种行为本质上对政府尤其重要，因为它们依赖于对信息的垄断。社交媒体在快速、广泛传播信息方面具有优势，但它们也容易受到政府反抗议策略的攻击。[141]
三是社交媒体可能成为抗议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国家监视的工具，安全和情报机构使用社交媒体识别和定位抗议者。正如维基解密的阿桑奇指出的那样，互联网不仅是开放和透明的力量，它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间谍机器。这种监控机器的功能可以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放大，这些平台将在线身份连接到用户的真实姓名、居住地和工作地点、兴趣、图片和朋友网络。[142]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可以用来监视抗议者，找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并进行拘留和逮捕。由于大多数移动电话都具有内置GPS接收器并且在后台使用许多用户不知情的地理定位功能，因此情报机构不仅能够将虚拟身份与真人联系起来，而且同样能够通过手机实时（在线）跟踪他们，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监控能力。Papic和Noonan指出，Facebook的个人资料可以为政府情报收集者带来福音，他们可以使用更新和照片来查明活动地点和活动情况，并确定个人之间的联系。[143]此外，社交媒体为政府提供了另一个奖励，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报道抗议活动，而且还通过使用错误信息、虚假身份和巧妙的反宣传来帮助引导某些方向的抗议活动。正如Alex Comninos观察到的那样，社交网络很快就会成为传播谣言和虚假信息的机制，而且由于社交网络通常没有对人们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查，因此用户有责任严格审查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声明的真实性。[144]
四是利用社交平台建立预警系统。为了避免战略意外，在事件发生前延长警告时间以及减少意外发展的脆弱性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不仅可以充当情报收集工具，还可以作为针对未来安全威胁和恶意活动的预警系统。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ODNI）发起的一项名为开源指标的计划（OSI），建立用于临时分析的自动系统，用于预防国家安全事件，包括政治危机、移民、流行病、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抗议活动、经济不稳定等。特别是OSI基于这样的原则，即通过人口的行为变化（通信、消费、运动等的增加/减少）预测相关社会事件。[145]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本、图像和视频，对危机管理很有价值。这些信息通常是空间和时间导向的，有助于了解危机状态下的紧急需求、执行决策和支持学习培训。实证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与危机管理背景下的聚类算法相结合，有助于将社交媒体整合到危机管理中，而无需繁琐的人工监控。[146]
国内学术界对社交媒体下的应急机制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出发，从体制、法律和机制方面提出建议。侯俊东等认为，网络舆情结构出现逆转态势，即“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驱动力量由“精英主导”向“大众交互”转变；互动模式由“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转变；耦合方式由“线下选择传播”向“线下线上辐射传播”转变。[147]杨维东、曹兰提出应建立舆情生成期的预警机制、舆情扩散期的引导机制、舆情消减期的善后机制，[148]对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钟伟军、黄怡梦提出基于社交媒体的SMCC危机沟通理论模型。[149]李畅、陈华明认为，社交媒体以其圈层传播、熟人传播、强关系连接等传播特点，极易将某种恐慌情绪作为事件传播的背景，植入风险论证的各种话语建构当中。[150]危机治理中应对恐慌情绪的传播非常关键。政府部门基于具体情境，采取相应的危机传播策略，通过多媒介平台与公众进行积极互动，尤其是对公众情感进行有序疏导，可以有效解决社交媒体时代舆论引导中出现的挑战。[151]
从法律视角探讨对社交媒体的监管以管控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危机，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史安斌、张卓认为，跨国互联网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却没有自觉承担起足够的社会责任。德国《社交媒体管理法》的出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立法敦促互联网公司发挥自身的义务监管责任。[152]刘瑞生、孙萍认为，美国及西方国家，社交媒体巨头们很早就建立了内容过滤的潜规则和透明举措，充分认识西方社交媒体的内容过滤机制，对正在走向网络强国的我国有一定启示。[153]
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交媒体在本质上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不民主的，它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发动社会运动，甚至暴动、恐怖主义活动，也可以被政府用于监控社会。警察、执法机构、政府越来越多地将社交媒体用于打击反政府行为和行为人，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各种策略，这些策略在各国被广泛使用。政权的特性决定了对反对者的排斥，而社交媒体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信息传播的工具。中国学术界对基于社交媒体的危机应对机制，也是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工具来考量，而较少像西方学者那样对社交媒体这种工具作价值判断，多采取行政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即从宏观视角出发，从法律、制度、情感等方面将社交媒体当作一个他者，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而提出战略和策略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