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对OWS的研究集中于媒体报道策略，运动的策略、组织特征和性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框架等方面。出于西方的学术传统，西方学术界在研究OWS时，较少从政府的视角探讨OWS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控制，而多以OWS为本位，探讨其内部构造和运动逻辑。基于网络舆情应急机制的研究更加少见，只有Mattew利用公开的政府文件，揭示了占领凤凰城期间美国警察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机构对运动采取的监控和间谍行为，^[63]这些文件成为本文比较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美国情报和安全机构对社会运动、关键人员的监控和处置策略通常以秘密方式进行，人们只能看到警察对社会运动采取的行动，但其行动的内部决策机制、决策如何进行，信息和情报如何获取，鲜少披露。

同样的道理，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在应对事件的过程中，如何决策、如何收集信息和舆情、如何形成决策，基本也没有相关的资料披露，只能从间接资料寻找政府抑或安全机构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采取的情报工作和处置决策。

因而，笔者试图比较美国情报安全机构处置OWS和厦门市政府应对PX事件时在网络舆情和社交媒体上采取的应对机制，由于安全机构和政府决策的隐秘性，所以在资料的获取上存在很高的难度。但通过对间接资料的搜集，也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美国的情报安全机构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应对性质和特点有一定差异的紧急事件时，情报收集、处置决策和具体实施存在各自特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国在面对社会运动时承受不同的政治形势和压力，主管机构在处置过程中的核心关切和实现路径也存在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利用比较方法，探讨在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时间发生的两起大规模社会运动事件，在社交媒体和手机短信渗透于运动的情况下，政府（安全机构）采取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干预机制。比较围绕以下3个方面展开：在两起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应用的情况，社交媒体对于运动的发起、进程、结果起到什么影响，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的介入，两起事件能够达到同样的高度吗？社交媒体在两起事件中社会动员的能力及影响；政府相关机构对社交媒体动员的干预机制及对社会运动目标的影响。

比较法应用于两个具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这种差异决定了社会运动的传统不同、社会运动滋生的土壤不同、政府与社会运动的互动模式不同、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介入方式不同。将两起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发生的社会运动放在比较框架下加以剖析，可以揭示这种差异，尤其在社交媒体对于运动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背景下，政府对社交媒体渗透采取的有差异的干预方式，是笔者研究的中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