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研究

西方学术界较少做关于中美网络舆情应急机制的比较研究。中国学术界则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常常将美国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作为对标，在比较上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中国学术界的比较研究一般从体制、框架、体系入手，辅之以相关案例，但量化研究比较欠缺。

刘丽群、徐青青发现，在政务社交媒体的使用上，中国重点构建事实框架，美国重点构建行动框架；两国公众参与度高，但两国政务社交媒体缺少对公众提问的回复；中国发布的信息数量远超美国，但中国公众的正面评论率低于美国；中国政务社交媒体舆论引导效果不佳，与公众的互动较少，公众负面情绪高。^[154]除了比较之外，对美国政府社交媒体使用的研究比较多，试图从中学习经验。美国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用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对话，成为履行公共职能和开展业务的重要平台。^[155]美国警察局在突发事件中利用社交媒体发布、获取和传播信息，与市民增强互动，赢得社区信任和支持。^[156]从国际恐怖主义的应对到自然灾害的应对，美国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各类危机应对的关键组成部分。联邦政府形成了对各级地方政府社交媒体危机应对的指导体系。^[157]

国内学者还对中美等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比较，探讨社交媒体在应急处置中的经验。袁靖华、郝文琦以“天津爆炸”和“波士顿爆炸”等中外危机事件为案例，比较中美政府社交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应用，认为政府机构善用社交媒体的关键是：以善治理念找到恰当处置危机事件传播的具体可行路径，推进政府社交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传播能力与信息处置能力。^[158]张宸鸣对“波士顿爆炸案”和“温哥华骚乱事件”作了比较，发现美加两国警方运用社交媒体主要做了发布信息、监测舆情，与公众信息沟通、交流互动，汇聚信息、寻求协助、高层发声等工作。^[159]

中国学者的比较研究多从正向视角出发，探讨政府或警察机构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应对紧急状态，将社交媒体当作信息沟通、交流、了解紧急状态进展的平台。政府是社交媒体账号的运营主体，发布信息和回应信息达到应对紧急状态的最佳效果，是研究者对社交媒体的基本想象。对社交媒体在紧急事件中的双刃剑的功能予以忽视。对比研究没有看到来自美国学者视角的研究，中国学者视角的研究体现了以中国为导向的需求和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视角盲点，比如在某种程度上社交媒体本身就是紧急事件的根源，是紧急事件的助推器和助燃器，关于这一点在西方的学术视野中有较多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非比较的独立研究中也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