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展生物特征识别的四大动力

“9·11”事件以后，隐私和数据保护在安全与反恐名义下受到深度挑战。2001年发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极大地扩展了执法机构收集国内情报的权力。2008年修订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FAA）创立了大规模监控美国以外非美国人的权力。许多监控项目在没有成文法明确授权和批准时，以秘密便函的方式被合法化。^[21]在这种背景下，生物特征识别在情报和安全领域上升到战略高度。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生物特征分委员会认为，美国发展生物特征系统存在四大动力，需要加紧发展下一代技术，满足安全需要。这四大动力包括：

（1） 国家安全。美国安全机构需要拥有一套自动方法，迅速识别一个人的真实身份，了解其背景信息和行为经历。而且，需要在充满敌意或高度控制的环境下，通过多重生物特征和其他收集到的信息，对一个陌生人迅速识别。为了实现这一点，安全机构需要具有使用多重生物特征模型的能力，在技术上维持数据整合，改进识别运算程序。国防和情报部门也需具有在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州与地方执法机构的生物特征数据库中检索的权力和能力。

（2） 国土安全和执法。国土安全和执法机构能够利用生物特征数据库在国内执法环境中识别罪犯、鉴别身份，确保合法的访问者和商品快速通关。许多机构参与国土安全执法，这就需要建立生物特征识别标准，改进兼容性，使来自不同部门的执法者具有跨地域、跨部门检索不同的生物特征数据库的能力。

（3） 企业和电子政务。以网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无处不在，对安全性的关切推动了生物特征识别的运用。在电子政府和企业内部及跨组织的身份识别中，生物特征的使用能够降低机构的身份管理负担，为政府、市民、企业的使用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运行环境。

（4） 个人信息和商业交易安全。使用生物特征识别可以降低身份失窃风险，防止个人信息和企业交易中的欺骗，增加安全性，提高顾客使用的成本效益。生物特征应用于销售点顾客身份的识别、线上顾客识别、政府福利管理和授权，这些应用成为生物特征识别迅猛增长的促进因素。^[22]

生物特征识别覆盖了从国家到个人、从政府到企业所有层面的安全诉求，它是安全的核心、情报的载体，是打通联络各安全机构的关键，是迅速识别和快速锁定的钥匙。“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和行政机构将其上升到战略高度，在立法、政策、资金及机构的整合和梳理上给予大力扶持，美国生物特征识别项目在各联邦部门和安全机构中遍地开花，迅速生长，为以生物特征识别为基础的美国情报体系的整合打下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