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宗 旨
健康长寿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美好愿望，任何国家、种族、性别概莫能外。健康是一个关系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根本性大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条件之一。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望。
人的生存需求处于“基本需求层次理论”的首位，而在生存需求面对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疾病无疑是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之一，因此保持健康确确实实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望和迫切需求。中国政府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中提出，2030年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人民身体素质明显增强，203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 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健康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条件，没有健康就失去一切，提高人类的全面健康水平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到21 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 亿人口超过60 岁，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中国第一部老龄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2］明确指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初期，而中国老龄化的主要特征是增速快、规模大、未富先老（图1.1）。201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达到2.15 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5.6%。
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以及非传染性疾病（NCD）的现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龄化和NCD（特别是年龄相关慢病）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2015年慢病患者的直接医疗费用达到5 000 多亿美元，占全国医疗总费用的70%以上，不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带来难以承受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以糖尿病为例，根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和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公布的《中国糖尿病社会经济影响研究》，2012年中国糖尿病患者为9 228 万人（近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公布的数据为9 240 万，排在世界首位），患病率9.7%左右，约占世界糖尿病人群的四分之一，其中50%的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大部分中国糖尿病患者每月测血糖次数低于4 次，60%的患者治疗远低于标准，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血糖，所以中国糖尿病患者的并发症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糖尿病的主要危害是急、慢性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大约一半出现并发症。
图1.1 中国老年人口的时间进程
伴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的直接治疗费用，是无并发症患者的3～5 倍。2009年，中国糖尿病治疗费用已高达1 734 亿元，约占全国医疗总开支的13%。糖尿病患者住院和门诊次数都远高于其他疾病，占用的医疗服务资源是非糖尿病患者的3.5 倍。中国糖尿病患者人均治疗费用为10 737 元人民币，约为1 572 美元，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三［3］。这些数据表明，糖尿病是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美国在多年研究后发现，疾病风险状态及年龄与医疗费用密切相关。75 岁疾病高风险人群的年度医疗费用支出是17 963 美元，相同年龄疾病低风险人群的年度医疗费用支出是8 641 美元，而19～34 岁疾病低风险人群的年度医疗费用支出只有2 666 美元（图1.2）［4］。
2013年美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 的18%，2020年将占GDP 的20%。根据2012年OECD Health 的数据，美国在2008年的人均医疗支出是8 233 美元，排在世界第一位，是排在第10 位的澳大利亚同期人均医疗支出（3 670 美元）的2.2 倍（图1.3）［5］。
图1.2 疾病风险与医疗支出的相关性
图1.3 1980～2008年世界各国的人均医疗支出
美国包括政界和医疗卫生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指出，过高的医疗费用支出将会带来一场经济危机，虽然这场危机的表面原因是联邦政府医疗补助费用、医药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增长过快以及减税幅度过大引起的税收金额下降，而根本原因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慢病、老龄化和贫穷/不平等（图1.4）［6］。
从上图可看出，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老龄化带来的慢病（生活方式疾病）增加，不仅占用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和费用，其带来的经济负担正在逐渐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并有可能引起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7］，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5 个：生活方式（60%）、遗传因素（15%）、社会因素（10%）、医疗因素（8%）、气候因素（7%）。
图1.4 潜在的新经济危机与健康密切相关
图1.5 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WHO）
从图1.5可以清楚看出，影响健康的最主要因素是生活方式。要达成《“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全面提高中国人的健康水平，就需要把卫生健康的工作重点，从疾病治疗转移到占健康决定要素60%的健康生活方式上，从单一的对抗性医学/疾病医学转移到健康医学，实现从“病后治疗”向“病前预防”的转变，做到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降低慢病的发病率，大大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减轻我国医疗体系的压力和经济支出，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最大的健康改善效果。现代健康医学的广泛应用能有效减少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指数，避免出现因健康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
健康医学以科学的医学伦理为标准，指导和评价健康医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所遵循的伦理原则是医学必须反映社会各阶层对解除病痛与健康长寿的需求。对于没有确凿负面案例证明是错误的治疗方法，只要确实能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提高健康长寿水平，就应该保留。包括中医经络、手法等很多确有实际疗效，也被中医理论认可，但不被目前西医理论认为是科学的治疗手段，为了患者的健康就应该保留并进一步发展。这是科学或哲学问题，更是重要的医学伦理问题。
很多现代医学技术，可能只对特定情况中的部分患者有效，其他都是负面结局，但为了患者的身体精神健康，本着生命与患者至上的原则，仍然需要保留，这就是医学伦理。而对于没有任何疗效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则必须进行扬弃、修正和改变。
正如本书第17 章所指出，现代工业化国家曾经抛弃全谷物食品和天然药物，大规模精制加工食品与化学合成/纯化的药物，后来又大量制备合成成分更稳定的食品，这些做法违背我们所遵循的医学伦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为某些特定利益集团带来巨大的商业盈利，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包括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早逝等健康长寿问题。
如果特定的方法和手段确实可缓解患者症状并延长其总生存期，一切原有的无效医疗规则、旧式的医疗管理条款都应该抛弃，我们必须把疗效当成今后制定医学法规和临床研究的依据。不应该因为某些人对实践上有效的医学模式/疗法的不理解，而禁止将这些治疗方法用于患者治疗或康复。
现代医学伦理充分尊重患者的个人权利和隐私，对于一切治疗方案，患者有最终的选择权。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患者的选择是否真正科学或真正有益健康，医生都无权替患者做决定，所能够做的只是把自己掌握的各方面信息与知识告知患者。
现代医学伦理把医生的医学贡献放在第一位，而不过多关注其他方面。例如，德国的Otto Heinrich Warburg 医生在癌症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因发现细胞呼吸（能量合成代谢）酶的性质与反应模式，荣获193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Warburg 医生是德国母亲与犹太父亲的儿子，他们一家为社会的各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Warburg 医生的个性是有争议的，他不能容忍与其相反的科学观念，但却能容忍纳粹的虐待。尽管他对纳粹的容忍引起了某些争议，但在二战后他仍被全球科学界所接纳。Warburg 医生对癌症研究的伟大贡献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许多癌症防治方法都是基于他的发现。例如，被称为“活体生化显像”的PET-CT 癌症早期检测，使用18F-FDG 检测脏器或组织的葡萄糖代谢分布和速率，是目前影像学早期诊断恶性肿瘤最灵敏的方法之一，这是Warburg 效应（癌细胞需要消耗大量葡萄糖，通过无氧酵解获取能量，在高氧条件下癌细胞的生长、增殖受到抑制）在临床的实际应用。再如，癌症的氧疗（高压氧、微高压氧、OPL/活性氧）都是建立在Warburg 效应的基础之上（见第7 章和第15 章）。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医学史的George M.Weisz 医学博士，2015年在Rambam Maimonides 医学杂志上“医学史”专栏中发表的有关Warburg 医生的研究论文题目为《Otto Heinrich Warburg 医生：医学伦理风暴中的幸存者》。Weisz 博士在文章中对Warburg 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学贡献和伦理道德做了全面评述。我们从Warburg 医生的例子得到的医学伦理方面的重要参考信息包括，评价医生的医学伦理道德，应以他的医学实践与行为作为主要标准。
综上所述，健康医学的宗旨可概括如下：
在健康中国大战略中，充分发挥健康医学提高国人健康水平的关键作用，同时坚持科学的医学伦理，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