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广阔”：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继往开来
就整个中国文艺事业来说，20世纪后20年，属于一个转型和调整的阶段。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明，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他们共同创造和丰富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少数民族文艺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20世纪后20年，中国电视业可以被视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从一个边缘性的、单纯的政治宣传和教育机构转换成了政治性、商业性和文化性相结合的大众媒介。“在这一阶段，电视与有关改革的政治动员和知识精英话语紧密结合，在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占据了中心位置。”[15]作为国家传播业，中国电视业在这一时期规模不断壮大，并迅速抢占中心媒介位置，冲击了广播、报纸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以及新闻纪录片的传统位置。1983年，作为此前乃至当时中国纪录片生产的核心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对新闻纪录片的生存问题作出了思考，认为新闻纪录片的独特优势可以持续存在。
新闻厂还能办下去吗？是否改为生产故事片的厂？我们也曾经这样彷徨过一阵子。1977年以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连续两年召开创作座谈会，认真地总结了新闻纪录电影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经验，觉得新闻纪录电影确实具有直接地、及时地、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特点，又往往被人们简单地认为是一种形象化的新闻报道工具。也是从这点出发，就以为电视的兴起，新闻纪录电影就要被电视取代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种电影艺术，新闻纪录电影还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人民献身四化的革命斗志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美国和日本，尽管电视普及到了家家户户，每年仍要生产出相当数量的新闻纪录影片，通过各种渠道和观众见面。一部好的新闻纪录片，能给人以知识、智慧和力量。新闻纪录电影的这种宣传教育功能，是其他片种不能够完全代替的。……总之新闻纪录电影的天地是广阔的。[16]
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简称“六五”计划）。与前几个五年计划不同的是，除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外，“六五”计划还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特别规定“改进发展纪录片”。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纪录片意识相对较弱，宣传也不及故事片。报道说：“北京街头和电影院门前悬挂的巨幅电影广告画，全部都是故事片的，几乎从来没有宣传新闻纪录片的画幅。其实，许多观众是爱看纪录片的，可惜很难从街头广告画这块醒目的园地里得到关于纪录影片的信息。例如最近摄制的大型历史文献片《抗日烽火》以及生动地再现我军跳伞运动员英姿的《飞翔》、艳丽多彩的风光片《九寨沟梦幻曲》，都与街头广告画无缘。”[17]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家政策和媒介背景下，纪录片既坚持利用电影手段继续生产，同时又开始运用电视手段加以制作，孕育了电视系列片、专题片、科教片等影像样式。其中一大批电视系列片、专题片也都是涉及少数民族的，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美丽风光和丰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正是在如此的媒介变迁环境中继续生长着的。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强调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构建民族国家形象的重大问题。1983年3月，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办民族栏目，并召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辽宁、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吉林、黑龙江等17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电视台的代表和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出版社、民族画报等有关负责人共同商讨创办民族专栏事宜。1983年10月2日正式开播的《兄弟民族》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响应改革开放以来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号召而创办的。《兄弟民族》每周播出一集，每期20分钟以介绍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现状为主，采用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实现了栏目化、固定化和经常化，从而改变了以往民族宣传零碎、盲目的状态。这一栏目的设置促进了少数民族题材电视纪录片的成长，向全国人民复现和传播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1984年中央电视台民族组拍摄了《呼伦贝尔情》《水族风韵》和系列节目《川藏路纪行》等影像，真实展现了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新生活，被人们誉为“形象的民族史”[18]。
纪录片可以消除误会，传递真实信息和人类情感，包括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内的中国纪录片一致地向世界和中国人民介绍了新中国情况，传递了更加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导演陆兰沁曾回忆：
我同样不会忘记在1991年，为了配合我国政府反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西藏的图谋，我厂制作和突击译制了《五十年代西藏社会纪实》《发展中的拉萨》《喜马拉雅——山谷》等9部介绍西藏各方面情况的影片。后来，我和胡薇到国际俱乐部参加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先放映了我厂制作的《我们走过的日子》等3部有关西藏的影片（英语版）。我记得，当银幕上出现50年代初，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和在中南海向毛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哈达等画面时，观众席上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亮灯后，我向坐在我前排的法新社记者和路透社记者询问刚才怎么回事时，他们却回答说：“我们原先以为达赖和班禅是被中共军队绑架到北京来的，但从影片所反映的自然而愉快的气氛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自愿来到北京的……”在招待会上，不少记者称赞影片中使用的历史资料“十分珍贵”“很有说服力”、使他们“对一些事实真相有了新的认识”等。[19]
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产制与传播对于再现与传播少数民族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可谓并肩同行。1991年9月，中国四川国际电影节在成都举行，少数民族纪录片《藏北人家》获得“金熊猫奖”最佳纪录片。该片让西方电影从业者重新认识了中国纪录片价值，“美国评委托马斯·斯金纳几乎不相信《藏北人家》是用磁带拍摄的，而且是出自几位年轻人之手。及至调来素材带，他才盛赞这部纪录片的摄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并代表美国公共广播匹兹堡台，愿意同四川电视台合作，将此系列片向全世界发行”[20]。总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国内外电影节以及多种场合，展现了一个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形象，同时也为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世界传播提供了机会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