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片、大型人文纪录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重大历史影像重现
长江、黄河、故宫、丝绸之路等山川风物一进入21世纪就再次被搬上荧屏，虽然所生产的大型影像与80年代一样具有国家塑造和民族凝聚功能，不过，这些影像注解的是21世纪初的中国。首先，早先的“球籍”忧虑早已被“大国”想象所取代，中国在新世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原有的那些精神与文化储备已经不能满足与适应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与国力增强所带来的那种民族归属的兴奋，人们需要再次借助民族实体象征，或者从民族实体象征中再挖掘一些历史与文化资源来充实国家日益强大的身份认同与建设家园的骄傲感；其次，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全方位、多元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减弱，人们需要从文化和历史中提取更多的民族资源，来提高现代国家凝聚力和忠诚感；再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中的环境、教育、社会多类问题需要梳理与再认识。少数民族地区风俗面貌与生活环境在《再说长江》《新丝绸之路》《千年菩提路》《中华文物备忘录》等大型纪录片同样也都被记录；第四，人文类纪录片在新世纪初的崛起，诸如《江南》《徽州》等人文类纪录片的流行，掀起了对中国各地人文状况的集中讲述；第五，影像技术的进步和传播载体的革新，为山川风物的再次记录提供了契机。“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纪录片《话说长江》中的主题曲《长江之歌》，连同纪录片本身，教育和询唤了一代中华儿女。《再说长江》面临的则是新的一代，如果说以前是电视纪录片的一代，这次在电视传播成熟发展与网络时代高速迈进的背景下重塑长江，则有利于再次教育和询唤新一代中华儿女。与20年前一样，各个民族地区山川风光也是被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所再现的，这些纪录片同样采用系列化生产形式，全方位地记录了少数民族风土人文，具体如《桃坪古堡——世界绝无仅有的羌文化遗产》《天上西藏》《中华一家》《喀什四章》《花瑶新娘》《鄂托克的故事》《探秘敖伦布拉格》《热贡河谷的艺术瑰宝》《龟兹·龟兹》《家在云端》《美丽克什克腾》等。
可以说，2003年左右再次掀起的山川风物纪录片拍摄是对8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一种文化怀旧或影像致敬，旨在重新进行一种有效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民族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情怀都是抽象的或者说是理性的，唤起这种抽象情感的最好方式是将其具象化成有形的、能够被触摸与感知的物化形象，故宫、长江、黄河、丝绸之路等实体能够承载新世纪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因此，它们进入了大型纪录影像。这种思维也推动了少数民族题材系列片的拍摄，直到2000年代末才形成一种阵势。这种阵势的形成还有另外的原因，即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宣传的重视，以及电视台对少数民族风光、独特文化的青睐，毕竟这些迥异于现代工业社会与工业文明的山川、生活影像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和视觉想象。值得补充的是，任何奇观化的中国少数民族形象，或者打上异域特色标签，其实是一种短视与局限思维，在此基础上需要重新去厘定“中国”。中国不是简单的内地区域或者汉民族聚集区，它是边疆和内地交流频繁的共同体，任何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中国符号的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边疆形象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我们同一个共同体成员。在这种意义上，中华民族观念还有待加强，她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统一体，同时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内涵的理解也应该继续加强。这种观念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能够呈现中国形象多深和多远的关键，也是少数民族风情片能够端正发展的关键。
进入新世纪，由于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文化作用的显现以及纪录片从业者的呼吁，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视纪录片的拍摄与传播，具体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被用纪录片方式所回顾、讲述与传播。例如，广西桂林电视台导演杨小肃拍摄了纪录片《消逝的足印》，讲述的是现在仍生活在新疆伊犁的锡伯族“西迁”故事。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望长城》中对锡伯族及其迁徙故事也都有所涉及，不过，《消逝的足印》却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专门呈现。《传奇英雄马本斋》是为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及其所领导的回民支队创建70周年而拍摄的。纪录片《1943：驮工日记》回顾了陆振轩等几位青年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带领新疆少数民族驮工，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开辟中印运输通道，从印度列城运进6 600条轮胎及其他抗战紧缺物资的英雄业绩。《青藏铁路》全面展示了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所创造的世界奇迹和感人故事。纪录片《西藏民主改革50年》以大量史料和亲历者故事，记述了1951年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历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等。
综之，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光、人文风俗、重大历史事件都进行了重现，它传播着一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一统原则，这些呈现的背后有着作为国家力量代表的官方电视机构的努力与扶持。在此需要再次将“骏马奖”拿来一说，它在新世纪先后举办两次，影片具体如下：
第九届（2002）——
电视社科节目
一等奖：《开秧门啰》（云南电视台、云南省兰坪县广电局）、《远山的瑶歌》（湖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做一回八日郎德人》（贵州电视台）、《小巴郎》（山东电视台、山东有线电视中心）、《守护家园》（中央电视台）、《雪域丹心——江苏援藏工作纪实》（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神鹿的女儿》（中央电视台）
二等奖：《壮族四胞胎的童年生活》（广西电视台）、《根籁——谭盾与家乡的对话》（湖南电视台）、《平衡》（成都电视台）、《黎乡情深》（山东电视台）、《老覃和他的巴山舞》（河北电视台）、《拓荒人》（新疆电视台）、《周老爹和他的银杏树》（南湘西电视台）、《自治55年》（蒙古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寻找森林》（中央电视台）、《西藏50年》（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最后的狩猎部落》（中央电视台）
三等奖：《回望龙脊》（广西桂林电视台）、《学生村》（云南电视台）、《下山》（内蒙古电视台）、《岜沙——一个苗族村寨的故事》（贵州电视台）、《消逝的足印》（中央电视台）、《藏妈妈》（山东电视台）、《大河沿》（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回访拉萨》（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远去的帝京》（黑龙江电视台）、《神秘的岜沙》（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台湾部落传奇》（台湾星亚传播公司）、《人进沙退的梦想》（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委、宁夏电视台）、《走进喜玛拉雅》（北京电视台）、《桃枰古堡——世界绝无仅有的羌文》（四川省阿坝州电视台、新疆电视台）、《心愿》（周保中将军）（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锅魂》（山东有线电视中心）、《佛塔建筑艺术》（青海电视台）、《草原蒙医》（中央电视台）、《台湾风情录》（台湾星泰影视传播事业有限公司）
提名奖：《布多阿森和他的牛胡》（福建省宁德电视台）、《守望巴音布鲁克》（新疆巴音郭楞电视台）、《走进南方长城》（湖南省湘西电视台）、《最后的舞者》（云南省丽江电视台）、《遥远的森吉德玛》（内蒙古电视台）、《青州旗城》（山东有线电视中心）、《民族之声》（上海电视台）、《特姆的足迹》（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最后一个猎户》（黑龙江电视台）、《贫困征战》（北京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格桑花”喜圆蓝天梦》（四川省成都电视台）、《周城的“开秧门”》（云南省大理电视台）、《灵山秀水布依情》（云南广播电影电视制作发行中心）、《红河哈尼梯田》（云南缘成影视中心）、《茶马古道上的明珠》（云南省大理电视台）、《苗寨飞出金凤凰》（湖北电视台）、《阿拉善额鲁特婚礼》（内蒙古电视台）、《走出山林》（黑龙江电视台）
第十届（2004）——
电视专题片：
一等奖：《牵手》（新疆电视台）、《千里瑶乡行》（湖南电视台、湖南永州电视台都市频道）、《西部大开发之家园》（内蒙古电视台）
二等奖：《银色新华》（云南电视台）、《尹湛纳希》（辽宁电视台）、《一点光明——无限希望》（深圳电视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席宝力高》（中央电视台）、《岁月的茶香》（云南西双版纳电视台）、《赫哲绝唱——伊玛堪》（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省民间艺术家协会）
三等奖：《巴尔虎草原的故事》（内蒙古呼伦贝尔电视台）、《寄托》（甘肃电视台）、《马燕：我要上学》（中央电视台）、《农闲的日子》（贵州电视台）、《大岭山之路》（广西桂林电视台）、《九寨之子容中尔甲》（广东南方电视台）、《回家——席慕容，追寻梦土》（吉林电视台）、《长河落日》（内蒙古赤峰电视台）、《魅力傣乡》（云南电视台）、《占理的传说》（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三州行》（四川电视台）、《守望》（辽宁电视台）、《高原女人——杨丽萍》（北京电视台）、《猎杀之后》（山东电视台）、《武陵土家人》（湖北省民宗委、湖北省民族学院）、《认识台湾原住民族》（台湾星亚传播公司）
电视纪录片：
一等奖：《心中的香格里拉》（云南省云之南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小苏布达们的故事》（内蒙古电视台）
二等奖：《梯田边的孩子》（云南昆明电视台）、《传习馆春秋》（云南电视台）、《一处古墓与一段消失的文明》（福建电视台）、《一个侗乡民警的春节》（广西电视台）、《草原人家》（北京华赛兴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
三等奖：《阿鲁兄弟》（云南昆明电视台）、《家》（四川电视台）、《石头房子》（新疆电视台）、《蔓荆子》（山东电视台、山东省民委）、《湘西苗鼓王》（中央电视台新闻制片中心）、《抢银碗》（内蒙古呼伦贝尔电视台）、《阿妈仓回家》（四川电视台、青海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盛世逢盛会》（宁夏对外文化交流中心）
2005年以后，少数民族题材艺术“骏马奖”停止举办，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奖项推动措施一时中止。这是因为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无法为电视台或者国家市场创造收视价值或市场效应，又或许是少数民族生活展现往往由综合类影片所承担。也正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对于纪录片发展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国家电视台还专门开创了纪录片频道。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纪录片也都有意识地去表现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依然得到了大量生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4月18日至25日，已成功举办六届的北京民族电影展特别增设了“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单元，“旨在通过对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纳入，而达成对我国少数民族电影展示的全景性和完整性”[123]。这一回顾展总共展映了42部优秀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还设立了“鄂伦春百年影像展映暨论坛”专题。可见，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作为民族电影一大类型，在此已经正式被中国主流电影展所承认和推崇。这样一个全面的展示和收藏平台，使得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者及其作品将慢慢浮出水面，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此策动下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