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对少数民族继续现代化的记录：变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形象
中国政治发展基本状况是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关注内容之一。这些纪录片要么重点讲述政治，要么点滴触及政治，或者秉持一种“去政治化”或“弱政治化”。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对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它们通过再现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现实，从而与现实社会生活建立了联系。所以，中国政治发展基本状况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被呈现与想象的时候，它不只是一种影像内容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实话题。这类影像里的中国政治叙述是与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一）少数民族的继续现代化：从“汉文明”到“西方文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她面临的是两大建设任务：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二是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方针是全国性的，同样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1979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逐步实现国家富强。这一点显示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新启动。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现代化被提到了政治甚至超越政治的高度来认知和践行，对此，作为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称，“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
当然，不是说政治工作不做了。现在有人认为取消政治部就是不做政治工作了。党是搞什么的？工会是搞什么的？共青团是搞什么的？妇联是搞什么的？还不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12]
于是，中国现代化俨然成了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反过来看，讨论当代中国政治或者中国政治形象，应该放到经济角度或者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观察。其实在这一工作重心转换中，中国政治状态确实发生了一定的转换，“当封闭的政治环境向半开放或开放的条件转变，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情景下，政治系统经历了由领袖权威式结构的‘让位’到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结构性‘归位’，由政治系统核心因素替换引发的系统变迁标志着中国的政治系统开始了性质与行为方式的变化”[13]。当再次转回到各民族群众的时候，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各民族继续现代化建设的再现和颂扬，其实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中国政治形象，这一政治形象伴随各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遭遇新问题、新矛盾，继而变迁发展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历史是不断变迁发展的历史，也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这一民族融合过程中，相对后进的少数民族接受汉民族先进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与文化习俗，被称为“汉化”。应该说，无论是在鼎盛的汉唐时期，还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民族大融合时期，少数民族汉化都表现得十分突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各民族在救亡与图强的过程中，进一步走向团结、融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候，中国大地上基本结成了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大家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与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铺展，少数民族在保留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遗产之外，也经历着一个汉化的过程。其实，中国近30多年以来，延伸到近一百多年以来，与其说是少数民族汉化，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少数民族“汉化”加上“西方文明化”，或者说少数民族现代化，毕竟少数民族所接触的外界文化或者外来文明，更多的是西方现代文明，或者是经由汉民族所间接吸收的西方文明。总之，中华各民族在近一百多年来都经历了而且还在经历着一个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各民族之间依然继续保持着更多的交流与融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继续着现代化，继续着变化。
纵观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它们更多地展现少数民族语言、服饰方面的汉化、西化。中国55个少数民族，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是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还没有本民族文字。中央政府也确立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用于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族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不断加深，少数民族对汉族的语言和文字使用程度不断加深。纪录片《藏北人家》中措达一家保持了传统游牧的藏族原本风貌，日常都使用藏语，完全不会说汉语写汉字。《最后的山神》中展现的老一辈鄂伦春人基本上只会说鄂伦春语，如孟金福的母亲、孟金福和孟金福的妻子，而代表着新一代鄂伦春人的孟金福侄女，16岁的中学生郭红波却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风流的湖》中也是如此，摩梭族的长辈老人们依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或者是方言，而年轻的一代却普遍说普通话来适应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梯田上的小学》中，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普通话甚至英语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重要交往用语。《德拉姆》中，虽然当地语言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9岁的怒族小孩大耳桑，22岁的喇嘛李晓兵和21岁的藏族代课老师次仁幸古都能够流利地用普通话与人交流。除了语言以外，在少数民族地区，汉字的使用也更为广泛，例如《盐巴女人》里就提到藏族地区通用汉字，街边小店的店面也基本上会标明汉藏双语。当然语言和文字的汉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远山的瑶歌》（2001）中就提到瑶歌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犴达罕》中维加也多次表示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流失的懊恼之情。与语言一样，少数民族服饰是各民族最大文化特色之一。透过少数民族的服饰可以感受到各少数民族在自然的馈赠下产生的智慧。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也对少数民族服饰的汉化以及西化倾向进行了展示。《藏北人家》中藏族传统服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22年后在同样讲述藏族故事的《盐巴女人》中，藏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更多的是穿着通常便服或简易西服。诸如纪录片《梯田上的小学》《龙脊》《牦牛》中的少数民族孩子们的装扮，已经和从北京来的小孩子无异，服饰不再是区分民族的一个标志。《远山的瑶歌》中瑶族少女盘琴为了国外的演出到处寻找瑶族传统服饰，最后也没有能够得到瑶族传统的头饰，侧面显示了少数民族服饰的汉化、西化。在新世纪展现少数民族生活的纪录片中，少数民族服饰的出现目的不再是展现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服饰更多的是为了吸引游客的目光，纪录片中展现为了吸引游客而穿戴民族服饰的场景也是屡见不鲜。如《风流的湖》中摩梭少女们接待客人都穿着传统服饰，而年轻男人们的穿着与大众无异。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的汉化或者现代化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现象。从政治方面来讲，首先在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汉族一直占主导地位，一直控制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命脉。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施行的民族政策使民族融合程度加深，民族融合的结果即落后的文化会被先进的文化征服，少数民族也被汉族的一些更适合日常生产生活的文化影响，并日益接受汉族的文化。再次，在全国的教育体系中，普通话和汉字教育基本是通行的，很少会有针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初等教育，在全国通行汉族教育的过程中，接受教育的学生必然会受汉族教育更深的影响。最后，受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中国新闻媒体的理念影响，无论是大众传媒议程的设置，还是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中通行的汉字和普通话，都对少数民族的汉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现代化造成了一些珍贵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流失，但总体来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或者持续现代化是进步的，它更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治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少数民族继续现代化的呈现与传播，是对变化发展的、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也是对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回应。
（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去政治化的政治”印象
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被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阶层利益冲突、自然环境破坏、官员腐败滋生、贫富差距扩大、道德价值迷失等社会次要矛盾也阐释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复杂变化。这些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以及转向经济建设的社会发展指向，都被当代中国纪录片所记录和照亮，其中包括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
应该看到，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展现总体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也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边疆民族地区所存在的不同族群冲突、统一与分裂矛盾，这些矛盾可能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影响的结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上升为边疆地区社会主要矛盾。1959年，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以来，农奴得到解放，分得了土地，社会经济条件得到了一定发展。然而，由于前期基础、交通等原因，西藏发展依然落后于沿海和中部地区，当代西藏面临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西藏地区还存在着各族人民同以达赖为首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2008年，拉萨发生“3·14”打砸抢烧事件，这起由以达赖为首的分裂势力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而发起的暴力事件，遭到各族人民谴责。在这一背景下，《西藏农奴的故事》《跨越》等讲述西藏历史和展现新西藏的纪录片，在影像层面对分裂与统一之间的矛盾进行了一次澄清，阐释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不过一旦关涉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时候，那些被激起、张扬的矛盾都应该被民族影像所投射。
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与进步，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恐怖主义、大汉族主义。当然，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恐怖主义以及大汉族主义并不是当今时代的民族政治主流，它只会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出现。目前，中国各民族地区发展总体稳定，各族人民精心地建设着家园和祖国。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广泛地沉入日常小叙事和文化道德方面，这既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民族大团结等崇高主题的回避，也是对反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替换。针对这一民族影像生产语境，可以借用“去政治化的政治”来形容，“中国正在经历或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变。在经济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创制；在社会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和地区关系的结构性重组；在文化领域，这个巨变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在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4]。不容忽视的是，伴随中国媒介商业化改革，影像传播娱乐化基调日益明显，但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因为民族关系原因，这种娱乐化相对谨慎，在摄影机与少数民族之间往往显示为一种旅游式观看、猎奇与窥视，一些仰视性镜头和观念涉入其间，这种窥探由于某一民族社会文化或者区域环境的普遍陌生而具有传播空间，随着民族融合和交流的深入，这种窥探理应逐渐减弱，但东方主义和殖民理念在国内外受众中的影响使它还会继续存在，传递着另外一种中国图景。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既有宣传国家统一治理和民族融合的专题片，展现各民族自然、人文的科教片，也有关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和情感生活的纪录片，还有少数民族自己拍摄的社区影像，它们一起在影像里展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现代中国。在这一基础上，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所呈现的少数民族社会和中国形象依然是兼顾民族团结、进步和发展主题的，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文化氛围的消减，这一形象相对建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较早一段时间是“去政治化”的，确切地说是“弱政治化”。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存有“去政治化”现象，如《远山的瑶歌》《花瑶新娘》《最后的山神》《风经》《学生村》《雪落伊犁》等，它们着力讲述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记叙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
另外，“去政治化的政治”并不是对政治的否认。新时期一批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展现的是少数民族群众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其中，少数民族群众政治理念逐渐从传统服从统治为主转变为对主人翁身份的认同与运用，少数民族群众公民意识提高，关心政策，希望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开秧门啰》中称，“随着时代的发展，普通村民的自我意识觉醒”。《牦牛》中基层民主大会上，群众踊跃发言，讨论基层政策。《老马》拍摄了主人翁对国家各项政策的关心和理解，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南水北调工程、农村社保。《德拉姆》中藏族丁大妈在饭桌上与家人谈论国家贷款政策，她说到：“无息贷款的事讲了这么久，总是不落实。旅游局花了好几万来建厕所，一分钱也没有给我们。我们有无息贷款就好了。公路还是没修好，中央说把路修好，公路修好了旅游的人才会多。”虽然纪录片轻描淡写记录了丁大妈的抱怨，却也侧面烘托了各族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