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农村叙事
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发展不平衡。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管理、经济水平与文化形式，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都颇为明显。总体说来，中国各民族地区多为农、牧、林区，处于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发展状态。这一民族地区社会状况在纪录片中得以较多的反映，诸多农牧业信息、农牧文化景观都流淌在了诸多影像中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一种信息生产，也是一种文化或者知识生产。关于“80年代以来的知识生产”，有学者论道：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学界通过对人的调查来表述“社会”的知识生产。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都是让一个逐渐专业化的群体站在“看”的立场，去发现“被看”的对象，并从中获得“资料”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这种关系稳定下来，就在中国形成经验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结构。就人类学而言，这个知识生产结构体现为一些学人借助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种认识关系，农民和少数民族被学术活动对象化，而一个知识精英群体在主体化的过程中奠定了社会地位——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过于偏重，甚至单纯以农民、少数民族群体为观察对象来表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并想象这个社会的前景，这是一种很陈旧、很简陋的知识生产关系。[5]
农村、农业、农民三者实质上是紧密相连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存场域由自然原始区域、农村向城乡结合的新农村、城市不断过渡。就经济形式而言，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逐渐演进，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不过，身份关系上仍旧保有自给自足、家庭协作等小农特征，这从传统的节日、习俗、服饰、饮食、娱乐与崇拜中可窥一斑。
1.农村是各民族生活的主要环境和生产的主要场所
《牦牛》中记载了藏族民众的农牧作业和农村生活状况。纳木错天然牧场内牦牛与西藏牧民们相互依存。夏季牧场位于纳木错湖边，草原上用牦牛毛编织而成的帐篷是游牧者的家。九月，纳木错的牧民到达位于山坳中的冬季牧场，牧民们有了固定住所，电线可以拉到山谷深处。在喜马拉雅脚下的小村庄辖龙村里，村民们会每月开会发放退牧还草的补助款。每到秋收时节，海拔4 500米的辖龙村，因为庄稼生长期短，收获的青稞只够半年的口粮。纪录片《龙脊》记录了广西桂林龙胜小寨村里瑶族孩子们上学的故事，并以潘能高、潘军权、潘纪恩三个孩子的日常为主轴记录了小寨人民生活、劳动与学习的场景。小寨村位于越成岭南麓，离最近的公路有20多公里，这里没有电，没有广播，村干部偶尔可以看到几个月前出版的报纸。人吃的油盐酱醋，人用的肥皂、电池、胶鞋都要从山外挑进来。影片开端是农历四月龙脊插秧的季节，小寨村适龄而无法入学的儿童有42人，家境贫寒也使得村里的孩子随时面临失学的风险。影片结尾，是农历八月龙脊收获的季节，希望工程救助款使得一部分孩子得以继续学业。《最后的梯田部落》聚焦的是红河哈尼族。哈尼族靠着一锄一镐，在陡峭的山脊上开垦出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垦梯田的成功使哈尼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终于从漫无边际的游耕和无始无终的刀耕火种中定居下来，并以梯田稻作农耕文化为核心产生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人生观。《学生村》拍摄的是云南民族乡村的基层教育，其中展现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环境。中国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境内一个叫天登的地方，方圆168平方公里的山地上共有25个村寨，居住着白族和傈僳族人家。由于山高路远，天登的孩子上学不可能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住校，但学校又拿不出钱来建学生宿舍和伙房，于是父母们便在学校前的坡地上为孩子们建起一个个可供食宿的小木屋。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这座有70多所小木屋，260多位小村民的学生村。学生村居住环境简陋，影片中何树松杨灿军两兄弟住在不到六平方米的小木屋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吃完后要到下午六点才吃晚饭，米和蔬菜是从十几公里外的家中背来的，不仅要自己生火做饭，油盐柴米的事情都要自己料理。离学校不远有一家用发动机发电放映录像的私人小店，每晚放映些打来打去的片子，对孩子们有很强的吸引力。尽管学校规定熄灯睡觉以后不准去看录像，孩子们还是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偷偷去看。天登只有唯一一位乡村医生，可以处理一般的头疼脑热，但一旦生了大病，就需要到离学校40公里的县医院医治。另外，《中国少数民族》《绥宁人家的牛事》《百年青海》《龙陵傈僳人家》等影片中也讲述了中国各民族农村生活、生产状况，基本呈现了中国各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衡。
2.农牧业是各民族群众的主要经济方式
1980年，吴均一行八人到青海拍摄了纪录片《塔尔寺》《漫游柴达木》，这些纪录片呈现了青海少数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状况，影片中的各民族形象也是一种农牧业状态的体现。吴均曾谈及了草原风情与拍摄情况：
柴达木盆地除了戈壁和沙漠之外，也有草原和绿洲。藏族聚居的天峻草原，蒙古族聚居的同普草原，哈萨克族聚居的阿尔顿曲克草原，水草都比较肥美。我们访问了一个蒙古族的生产队，队长正在放牧，远处马群在奔跑，近处牛群在吃草，还有很多牦牛懒散地来回走动，小牦牛追着“妈妈”喝奶，这牧歌式的场面，令人心旷神怡。不知谁传出拍电影的消息，当我们在队长陪同下拍摄他们居住的蒙古毡房时，许多老大妈身穿鲜艳的绸缎大袍，站在毡房前等待我们去照相，那种场面拍出来很不自然，而且一定有人说是组织拍摄的，其实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估计她们为了显示自己美好的生活，把箱子里最漂亮的衣服穿出来了。怎么办呢？叫她们换掉新装不合适，于是摄影师寻找最好的角度，躲开那些过于修饰的东西，尽可能地拍得自然一些。……我们在阿尔顿曲克草原拍摄了一对哈萨克青年的婚礼，男的是牧民，女的是小学教师。[6]
这一回忆让人们感受到了摄制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感受到了柴达木盆地上的自然多样性、多民族杂居和牧业经济方式。应该说，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展现了中华民族多样的生产方式、经济方式和劳动状况。
狩猎自古以来就是维持鄂温克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鄂温克人狩猎也遵循着质朴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犴达罕》中，维加回忆了他曾经准备朝熊开枪却被族人拦住的事，“鄂温克人打猎是按自然时刻表，熊在谈恋爱时一律不能打，哪像汉人看见了就打”。维加和族人们回到敖乡旧址给姥姥上坟，其中一个镜头清楚地照出墙上“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狩猎文化博物馆”几个大字。鄂温克人如今仍旧饲养驯鹿，在影片拍摄的第二年冬季，维加请求山下的定居点运送草料，但受制于大雪，草料送不上去，驯鹿因为缺少食物死了好多。另一方面，偷猎使得驯鹿踪迹鲜少，影片记录了维加和毛谢在原始森林的五天四夜，发现了偷猎者下的套子和几处犴的尸骨。维加遗憾的表示此次只看到三次犴的足迹，一次在纳拉齐，一次在西格里奇，第三次在碱厂，但从前只在家附近一公里的纳拉齐就能够猎到犴。
高原畜牧业是藏族人民的主要经济方式，农业生产则以种植青稞为主。《牦牛》中，牧民扎拉介绍了游牧民族财富的评判标准，“主要是看牲畜有多少啦，牛羊少的叫穷，牛羊多的就叫富”。现今，传统的牧业正在面临挑战，在西藏，有一半的草原正在退化，国家开始实行退牧还草的政策，限制牛羊的数量，然而，减少的牛羊也意味着减少的家庭财富。高海拔缩短了西藏地区庄稼的生长期，秋收的青稞往往只够半年的口粮。而用卡车为周边工程拉沙拉土，替人搭建板房，牵牦牛给游客照相，或为登山营地输送物资等活计则为藏族人民提供了经济收入的有益补充。
另外，《探秘帕米尔》中记录了柯尔克孜驯鹰文化，其实这是牧业文化的一大体现。科克亚尔科尔克孜民族乡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山脚下，是著名的“猎鹰之乡”。柯尔克孜驯鹰人在家族中是代代相传的行当，猎鹰的捕食训练方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自从鹰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后，驯鹰人还特别为家里的猎鹰登记了户口。《最后的图瓦》中，图瓦人习惯从事畜牧业。现在，图瓦人夏天选择在山上避暑，冬天又赶着牛羊下山，在温暖的冬窝子里越冬，当地政府曾考虑让图瓦人定居，便在山下给他们修建了房子、分了田地，但他们并不习惯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活，后来又陆陆续续返回了森林。一些居住在喀纳斯湖边的图瓦人本可以利用自己的房屋经营旅游业，但他们还是愿意将房屋常年出租给他人，自己搬到山里头，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影片一开始就记录了婚礼过后的清晨，妇人和孩子赶着牛山上放牧的情景。牧业是克里雅人主要的经济方式，一望无际的沙漠荒原与成群的牲畜构成了影片主要画面。纪录片《大河沿》中，85岁的族长老赛肉孜·巴拉克回忆说：“我爷爷的父亲、爷爷、父亲，几辈人都死了，听说过人名，那时候的事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爷爷，也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我六岁，父亲只留下了羊，没干别的也没出去学手艺，我放羊一直放到85岁。”如今，族长的孙子，20岁的乌布力·买吐逊不出意外将继承爷爷的活计与羊群。
3.少数民族主要身份关系是农民
中华各民族是每一块土地上的建设者，世代劳作，他们或是游牧，或是农耕，或是渔猎，或是其他。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展现了各民族生产劳动场景，在这些场景里面我们更多地看到身为农民的民族形象，而身为市民的民族形象则相对较少。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多样，传统与现代并存，草原文明、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并存。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少数民族身份关系的多样性以及以农民为主，其实是对中华农业文化传统以及各地发展不平衡、生态多样性的展现。
云南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最后的梯田部落》（2008）讲述的是哈尼族这一最后梯田部落的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展现了哈尼族的民族歌曲、农耕文明、开秧门仪式、年轻人外出打工、婚姻习俗、农村集市、“姑娘房”“打鸡卦”、奕车姑娘“白头巾”等状况。影像在流动中呈现了哈尼族和中国边疆生活的即时形象，如哈尼族开垦的梯田风景作为一个民族的劳动成果，壮观且优美；哈尼族保护森林和树木的传统，因为后者关系着水源与农业生产；青年人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打工的潮流，以及不愿意回来犁田耙地的现实状况。《龙脊》拍摄的是红瑶农民。小寨村的孩子从小就要学着分担家务与干农活，和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更懂得“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藏北人家》拍摄的是藏族牧民。湖边搭起的帐篷是藏北牧人措达的家。措达家里有将近200只绵羊和山羊，40头牦牛和一匹马，他一家人的衣、食、住，完全取自这些牲畜，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收入。《牦牛》拍摄的也是藏族牧民。牧民才贡和岳父一家生活在一起，才贡是家庭最主要的劳动力，57岁的岳父扎拉是一家之主。气候无常的高原上，牧民们必须合全家之力，对抗自然的威力。另外，《中国少数民族》拍摄的是以渔民身份出现的京族，以农民身份出现的布依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