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政策的镜像之地：作为“理性政治”的中国政治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有：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事业、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这些都被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民族政策的继续宣扬与贯彻
笔者曾在博士论文《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与建构（1949—1978）》中，对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故事片《内蒙春光》《金银滩》以及纪录片《中国民族大团结》《西南高原上的春天》做过一次讨论，认为当时少数民族题材影像是民族政策的“镜像之地”。
有趣的是，对《内蒙春光》不利于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批评事件发生在1950年的春天，而《中国民族大团结》拍摄少数民族上层受邀来京盛况则是1950年的秋天。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看，两者具有极大的连贯性，其实这种连贯性远非这么简单。应该说，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建国初新形势，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高度而采取的一项十分灵活的民族政策。所以，批评《内蒙春光》和邀请少数民族上层来京观礼，都是这一灵活政策在文艺、政治等社会领域的共同反映。《中国民族大团结》的出品既再现和记录了这一国家政治生活，同时也贯彻和宣扬了新国家民族政策。更何况，春天那次庞大的电影审片会，也给整个电影界进行了一次十分深刻的民族政策教育。因此，到了1953年，《金银滩》的如是摄制就不难理解了。同样，当时其他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也注意对这些方面情况的记录，比如在制作影片《西南高原的春天》时，摄影师专门前去拍摄了甘孜不远处的白栎喇嘛寺以及有关白栎活佛的故事。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地区时，朱德与该寺活佛建立了良好情谊。红军离开甘孜北上后，活佛一直盼望红军早日回来。15年后，解放军先后解放了甘孜、昌都，并继续向西藏进军，白栎活佛积极为解放军奔走，却遭到英国特务的毒害。
这也一致地表明了当时中共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各阶层人们的团结和尊重。所以，对于当时团结少数民族上层这一民族政策，建国初期的故事片和纪录片都进行了表现和反映，这显示了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准确解读、宣传新政府民族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故事片是对民族政策的演绎，而纪录片则直接再现了民族政策落实状况，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电影俨然成了中共和新政府平等、团结与发展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镜像之地。如此情况或化为经验，或转为原则，提醒着之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摄制者的实践，衡量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优劣。[6]
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依然来自民族理论，最大体现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扬与完善。那么，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否依然在宣扬中央政府民族政策，是否持续地再现民族政策落实情况，或者说这种宣扬和再现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些问题更多地牵扯到的是民族影像里中国政治形象的变迁。
1.坚持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专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的政治制度。纵观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纪录片交代拍摄地点或事件发生地点，通常如某某自治乡、某某自治县、某某自治旗、某某自治州、某某自治区；另一种通过具体影片中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来体现。第一种表现如影片《远山的瑶歌》中字幕显示拍摄地点是中国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坪冲口村；影片《消失的足印》中提到的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县；《云南民族工作60年纪实》中开头字幕中写到，“在云南……18个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是我国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的省份”。第二种表现为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纪念庆典和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自治地区的内部事务。《盛大的节日——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展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198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年庆典状况；影片《牦牛》讲述了因退耕还林，喜马拉雅山脉下的小村庄辖龙村召开的分钱大会，讨论分钱情况，体现了一种基层民主管理形式；为纪念西藏民族改革五十周年的系列纪录影片《跨越》中也着重谈论了中国民族干部政策，并指出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民族干部占了干部人数大多数，充分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开秧门啰》中澜沧江峡谷白族聚居的村落中，村支部书记、主任等职务也都是由本民族人民担任。
2.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信仰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体现得更为突出，如有十来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群众大多信仰佛教等，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在纪录影片中也被摆在突出的位置。在此谈藏族题材纪录片很难离开宗教这一话题，例如《藏北人家》讲述的是措达一家的生活，而宗教仪式也作为重要一环贯穿故事始终，措达家每天早晨要举行祭神仪式，祈求神灵保护；《八廓南街16号》中旺堆书记对来开会的群众说到：“明天是藏历十五，不管举行什么佛事活动，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你都可以大胆地参加，这是谁都不能阻止的。”影片《跨越》的第三集《春到高原》中一位老妇人说：“在党正确的政策领导下，宗教信仰自由了，大家都可以信佛了，自由地信教……政策非常好，这都归功于共产党，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宗教信仰自由。”影片《风经》更是将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上升到主题位置，塑造了一个幽默风趣而又虔诚的僧人形象。除了藏族纪录片中宗教仪式成为重要线索之外，其他少数民题材纪录片中宗教仪式也时常出现，例如《雪落伊犁》中饭后祈祷仪式；《老马》中回族群众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家在云端》对塔吉克族宗教信仰的拍摄；又如纪录片《茨中圣诞夜》中，在汉族、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聚居的地方，天主教和藏传佛教在此处融合，在平安夜，群众在教堂中欢庆节日，进行礼拜。进入新世纪后，2004年田壮壮导演拍摄的纪录电影《德拉姆》中，在茶马古道怒江流域居住的原住民因受到了外国传教士的影响，天主教在此地广为流传，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此处民族融合，藏传佛教在此处也颇为盛行，因此形成了各宗教在此并立的情状；百集文献纪录片《中国的少数民族》记录了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自由；《喀什四章》第三章《丝路绵延》中向观众展现了穆斯林最重要的节日古尔邦节的礼拜仪式，充分体现了对民族宗教仪式的尊重。影片中多数是以正面或者中立的立场来记录宗教仪式场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护与尊重。虽是如此，但是也有影片表现出对于一些传统宗教仪式逝去的惋惜，如纪录片《犴达罕》以及《雨果的假期》对于鄂温克的萨满文化逝去表达了惋惜之情。另在纪录片《最后的防雹师》中，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和机械的介入，传统而神秘的宗教仪式正在走向后继无人的境地。
3.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最后的马帮》中，大山分隔了独龙江人民和山外各族人民，但是却没有阻挡各族人民团结互助的感情，马队运送物资给独龙江人民，虽然路途艰辛，甚至要付出牺牲，但是为了独龙江人民在封山期间的物资供应，仍然义无反顾地上路。同时，不同的少数民族马帮之间也相互帮助，傈僳族和藏族马帮在困境中相互扶持。民族平等是影片《茨中圣诞夜》的一条主线。在这里宗教融合，汉族、藏族、纳西族、傈僳族聚居在这个地方，还有少数彝族、白族。片中的老汉扎西饶登（汉名刘文增）讲道：“所有在这里生活着的民族，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争吵，民族之间都一样，大家如同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在平安夜的庆祝活动中，各族人民齐聚一团庆祝节日，载歌载舞，社会关系十分融洽。《西藏班的新学生》中也隐含着民族融洽相处的意象，影片向我们讲述了藏族的小考生们等待进入西藏班的消息的心路历程，西藏班的设立不仅是国家的政策关怀，同时也体现了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平等，共处在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中。纪录电影《德拉姆》开头处藏族丁姓大妈在家中与家族成员在饭桌上吃饭，谈到：“我家里有15口人，算上媳妇、女婿有六个民族，白族、藏族、怒族、傈僳族、广西壮族还有汉族，是讲好几种语言的大家族。”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沟通经济的道路，它同时也带来了民族间的交往，成为民族融合的通道。纪录片《风流的湖》中，以走婚习俗著称的摩梭人也实现了与汉族的通婚，展现出民族融合的氛围。《中国少数民族》中呈现在观众眼前的不仅仅是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多方面地展现出了一幅民族平等团结的华美图章，展现了少数民族各地区的共同繁荣，携手走向新时代的新篇章。
4.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中国所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中，把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关键。这一政策不仅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也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一旦涉及政治部分，基本都会提到少数民族干部情况。
首先是少数民族干部为主，汉族干部共治。除了记录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和日常生活故事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形象也成了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一个重要拍摄对象。这些纪录片中所塑造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主要是由少数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组成，其中所讲述的是以少数民族干部治理本民族地区事务为主，而汉族干部在影片中虽然有所提及，但是出现频率和次数明显较少。例如，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把八廓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作为叙述主题，镜头里出现了众多少数民族干部，如居委会的主任曲杰、洛桑、书记旺堆，除此之外还有女性干部在其中工作，从这些干部的姓名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藏族干部。影片《平衡》中，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奇卡·扎巴多杰就可可西里生态破坏发言。纪录片《牦牛》中，小村庄召开分钱大会的时候，少数民族的干部负责组织和召开会议，并向群众征求意见，现场讨论激烈，群众热烈发言，体现了一种基层民主管理。总之，这些影片中出现的绝大部分干部是由少数民族人民自身担当的，也有部分是汉族人承担管理和指挥工作，这显示了中国民族政策和国家治理过程中重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其次是民族地区干部的基本职能。国家干部是一种身份象征，更是一种责任承担，作为国家的干部需要时刻牢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除了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外，还需要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特殊性，做好本职工作。1979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外交流的增强，各民族地区干部在本地区现代化建设中也都展现了地方领导人的新面貌、新形象、新使命。这些在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都有所记录。影片中所体现的少数民族干部职能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为人民服务，解决矛盾纠纷。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基层，领导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便更加紧密。《八廓南街16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为僧侣倒茶，为外来人员开暂住证，给贫困户发补贴等；《最后的马帮》中，当地交通局和政府为了解决独龙族人民的交通问题修建公路；《扎卡溪的微笑》中，民政局和人事局的姐妹为草原上唇腭裂的孩子寻求援助等。解决矛盾纠纷的，比如《八廓南街16号》里当地居委会解决老大爷的家庭纠纷以及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预防民族矛盾，以及解决汉藏之间的纠纷；《最后的马帮》中当地派出所解决马帮人员的赌博纠纷；还有《开秧门啰》中在决定谁家先开秧门的矛盾冲突中，村书记为调节矛盾四处奔忙，最后经由村居民委员会的决议由主任家先开秧门，等等。二是贯彻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八廓南街16号》中居委会的曲杰主任称，“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以及八廓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政权结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因此对党和上级政策的学习在影像中便也屡见不鲜。《最后的马帮》里面指挥工作的领导有一段谈话，“你们里面（指独龙族部落）的政治学习搞一下，平时工作再忙再累也要重视这个政治学习，不然的话，国家的政治、路线、方针都不懂，不懂的话会迷失方向的。报纸拿到后要重点学习‘十五大’精神，（里面）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个要好好记一下，进去里面要好好宣传”。《八廓南街16号》中工作人员向僧侣们介绍政府文件并共同学习文件，之后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积极分子聚集在一起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简明教程》，街道办事处庆祝中国共产党74周年诞辰，并进行审批新党员入党的民主投票。影片《牦牛》侧面叙述了地方政府下达退牧还草的政策。三是各民族地区干部指挥各项建设工作。影片《盐巴女人》中，村委会召集大家开会，筹划在村里搞旅游开发事宜；《南伊沟》提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国家在当地划分了国家生态公益林区并向当地居民下发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不仅如此，国家的安居工程政策也得到落实，使当地珞巴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生活。
最后，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所摄录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往往是一些知识分子，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成为国家公务员的期待，而且官员形象塑造越来越呈现两面性，越来越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其中不乏一些负面形象。一方面，要成为国家干部的先决条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体现的是一种知识文化素质的需求。知识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被尊崇的，教育被看成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知识的崇拜也体现在一些纪录片中。比如说《西藏班的新学生》中丁增的父母就是国家干部，而影片也有所提及，丁增的父亲是西藏第一批读大学的学生，而读大学这个客观事实也使得丁增的父亲能够成为国家干部并且能拥有较高的收入；在很多有着自己语言和文字的地区，干部通常也是具有汉语能力的人担任，这从侧面也体现着干部的知识文化素质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八廓南街16号》和《最后的马帮》中都有体现。第二方面，群众对成为国家干部、公务员的热烈渴望。当镜头对准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或者对此有所涉及的时候，经常会提及父母对子女未来成为国家公务员的愿望。《牦牛》中，藏区牧民罗布为攒一万块钱给儿子交学费到处奔忙，他说：“不让孩子干农活，因为农活干得很累，让他找个政府的好工作，让他过得幸福。”《西藏班的新学生》中，一位牧民对考上西藏班的斯朗说：“这些都是国家和老师的恩情，国家的恩情才使得你有文化，现在虽然困难一点，但是等你学成归来成为国家干部会对父母有帮助的。”第三方面，官员形象塑造上的两面性。事实上，对于这些官员形象的塑造，纪录片中摆拍迹象并不明显，大多都是客观呈现。在展现少数民族干部形象时，也会如实记录出这些干部的客观形象。在影片出现的干部中，尤其是县以上级别的干部的客观形象总是衣着比较整洁光鲜，大多会穿着西裤和皮鞋，给人一种正式的感觉。很多官员的形象都会比较肥胖，难免给人一种生活滋润的感觉。很多官员发言的时候会给人以“教导”“命令”的感觉。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官员形象反迷思的一种塑造，是对中国各民族地区干部的真实拍摄，当然影片中塑造的绝大部分的官员形象还是正面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增多，干部队伍腐败现象突出。《开秧门啰》中村民对于主任家利用职务特权而取得先开秧门的权力也表现了不满。类似问题在其他一些影片中也有呈现。
5.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事业
本书将余下关涉民族政策部分总称为国家关怀的体现，这种国家关怀突出地体现为人才关照、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教育等方面。应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各民族地区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大进步，这种进步是各民族群众努力的回报，是中央政府民族政策坚定贯彻的结果，也是与党和国家关怀、发达省市援建、社会各界帮助是息息相关的。《情暖凉山——1997—2012凉山记事》所直面的就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族聚集区的贫困生活，以及社会各界扶持状况。
首先是民族人才关照，这里所提及的人才并不是指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人才，而是指能为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例如影片《龙脊》中小寨完全小学中21岁的汉族老师黄翠凤，《春风桃李瑶山》里江华瑶族自治县深山密林中的小学教师高于凤，《巡诊路》中的巡诊乡村医生布琼，以及影片《开秧门啰》中多次被村支书提及的旱育稀植育秧的科技人员。《明月出天山》第一部《三峰并起插云寒》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科考人员汇集此地，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测量新疆的冰川，致力于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少数民族建设的重要一环。例如《最后的马帮》中，通往独龙江地区的公路虽然遭遇经济瓶颈，但仍在努力的开凿中；影片《学生村》（1999）和《梯田上的小学》（2009）两片相比较而言，同样是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小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学校教学条件、师资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完善起来，《德拉姆》中政府在此处修建公路发展旅游业，建立起邮局系统为村民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还有乡村医院供村民看病以及乡村学校供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又如处在偏远山区纪录片《南伊沟》中的珞巴族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通上了电；纪录片《最后的梯田部落》在简陋的民居中显得格外亮眼的校舍和孩子们身上的校服；纪录片《最后的防雹师》中现代科技引入人工造雨得以实施；另外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的发展给当地生活带来极大的改观，马路的修建使得当地的旅游业得以兴起，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多纪录片中都有提及，如《盐巴女人》中的藏家乐，《风流的湖》的民族风俗旅游业等。即使是如此，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纪录电影中展现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还远落后于发达地区，科教文卫事业还有待继续发展。
再次是鼓励发展教育。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上的关照在少数民族纪录片中也有很多体现。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出现了一批以学生为主题的纪录片，如《龙脊》《学生村》《西藏班的新学生》《梯田上的小学》，前两部展示的是虽然条件艰苦，学生面临辍学的危险，教师面临没有编制的情况，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依旧得以进行。《龙脊》中，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毛善学来到龙脊调查当地儿童失学情况，帮助他们重返课堂。国家拨给3万元建新校舍，乡亲们捐工捐料，新楼很快建成。这些都表现了党和政府对偏远地区教育的重视。新校舍建好后的开学仪式是最为隆重的一次。来自北京、河北、宁夏的希望工程为孩子们送来了救助卡，供他们读完小学。潘能高、潘能凤一家兴奋地围坐在篝火旁翻看救助卡，爷爷激动地表达了对中央政策的感激，对政府领导人邓小平的爱戴。《西藏班的新学生》则体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关照，国家在经济教育较西藏更发达的地方开设西藏班，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使得更多西藏的学生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梯田上的小学》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少数民族村落小学的小学生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和城市小孩所接受的知识差距正在逐渐缩小。《雨果的假期》中小雨果因为国家的帮扶政策得以离家到无锡上学。《牛粪》中也展现了牧区儿童学习的画面。在《最后的梯田部落》中也可以看到孩子们七岁以后进入课堂，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二）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执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展现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阶级强加于其他阶级的一整套思想，而是被持续定义为一种持续的且无所不在的实践过程，并且所有阶级都参与其中。它深深地根植于所有阶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之中[7]。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统治阶级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宣传意识形态，其中关键战略之一是依赖媒介建立认同、制造共识。应该看到，报刊、广播、电影、互联网等现代媒介与国家、统治阶级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曾一语道破“天机”——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是重要的一点，因为一些批评家已经看到这样的论点，即认为媒介运作完全依赖国家的调节——好像这仅仅是媒介是否由国家控制的问题。但是，应该清楚的是，使媒介在政治事件中的运作合法并且‘公正’的联系并不是机构的问题，而是国家在调节社会中的作用这个较广泛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8]现代媒介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或属于某一党派或资本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也可以代表国家意识形态，而两者之间在一定时候是契合的。霍尔就此还有论述：
媒介在处理引起争论的公共问题或政治问题时，如果它们系统地采纳某一特殊政党或者某个资本利益集团的观点，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属于某一党派的。只有（a）这些政党或者利益集团在国内已经获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并且（b）这种统治地位已经通过正常使用“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得到合法的保证，其政策被表示为与“国家利益”相一致——从而形成了媒介可以采用的合法基础或准则，才能说它们代表了国家。因此，媒介的“公正”需要国家的调节——通过一套方法把特殊利益变成普遍利益，并且获得“全国人”的认可，打上合法性的印记。特殊的利益以这种方式成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则成为“居支配地位”的。[9]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成为执政党，她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合法的国家统治地位。在这一意义上，中共意识形态是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纪录影像作为一种现代媒介，它同样代表着一定的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此作出了积极注解，它们接受着国家意识形态训导，又展现着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着政治认同的建立和社会共识的制造。
1.大众媒体的介入
大众媒体在现代政治宣传和商业炒作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各项建设实践中，同样十分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价值。这一点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如电视、广播、报纸、海报、横幅、书籍的影像式在场，可以说都是媒介介入及其意识形态实践的表现。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展现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往往集中于信息闭塞的农村中，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像城市那样方便快捷，但是在这些纪录片中，大众媒介确是一直在场的。影片《开秧门啰》从第三分钟开始杨堂方和村民在家中讨论开秧门的事宜时，电视镜头播放新闻主播播报新闻的画面；影片《最后的马帮》中出现聚集在独龙江地区的居民在寨里唯一一台电视机收看电视的画面，从效果音可以分辨出是新闻联播的声音，影片中除了提到电视，还提到了为独龙江地区运送报纸；《牦牛》中最后有记录安装电视接收天线的镜头，特写是双语的“党中央国务院赠送”；《八廓南街16号》开头的空镜头画面的同期声是汉藏双语的广播声；《老马》中男主人翁在影片中提及温家宝总理的答记者问，农民的养老保险和南水北调工程，他们也是通过大众媒介途径了解到这些政策的；《雨果的假期》中，疯疯癫癫的柳霞在山林的雪地中不大准确地说唱着“翻身农奴把歌唱”；《平衡》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98年，藏族工人们在可可西里搭建铁塔、修筑房子之余，他们或用汉语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或用藏语哼着《好汉歌》；在铁塔落成时候，镜头还特地给了一位边端着碗吃着饭，边和着广播里的大众流行音乐《梦中的娃娃》歌词“请给我闪烁的星空，要拥抱你在我怀中，让欢乐的歌涌入心窝，这美好的时光属于你我，像虫声在呢喃，像春天的温柔”，不停地摆动身姿、笑容满面的藏族青年工人。这些藏族工人对于大众流行歌曲的熟悉、喜爱，个中折射着大众传媒对于当代少数民族生活的现实影响，它也延伸着各类媒介信息在当代少数民族社会传播和效果发挥的深入联想。此外，横幅和海报在纪录片中也屡见不鲜，如《最后的马帮》镜头里的红色条幅“围绕一个目标开发四大资源打好三个基础发展五大产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八廓南街16号》中党员干部聚集在一起接受党的基本知识学习，镜头对准的是一本名为《党的基本知识简明教程》的书。
2.社会共识的制造
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大众传媒无处不在，阐释着意识形态实践和国家治理的一直在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民族领导干部和群众话语，同样进一步注解着意识形态实践和国家治理的时刻存在，一致推动了社会共识的形成。概括来讲，意识形态除了依赖大众传播之外，作为传播过程的中间人，各级行政人员负责上传下达，他们对于群众来说是兼有舆论领袖身份，话语分量相对更重，因此，各民族地区领导干部在“共识”形成环节，也起到了相当关键作用。
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转述着众多民族干部讲话或谈话，其中“官话”大行其道。例如，镜头中官员发言的常用字眼是“在某某领导人的领导下”“根据上级指示”“你们要遵守社会制度”“为了民族的稳定团结”“学习国家的政策、方针、路线”。《八廓南街16号》开始镜头中的女公务员说到，“今天根据上级指示，请你们几位负责人来，开一个新年前的座谈会”，开会中居委会的曲杰主任说，“在以江泽民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以及八廓办事处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后居委会召集群众开会的时候一个官员又说到，“同志们，你们要遵守社会制度，明天是藏历十五，不管什么佛事活动，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你都可以大胆参加，这是谁也不能阻止的，但是不准打架”。《最后的马帮》中晨练的驻扎官兵齐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交通局局长布置任务时发言说，“为了4 000多独龙族同胞，能够在独龙江安定团结，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在完成”，负责运输工作的另一个官员对独龙江的代表说，“平时工作再苦再累也要重视政治学习，不然的话国家的政策、方针、政策都不懂，不懂的话会迷失方向的”。影片《梯田上的小学》中平安村的村主任讲到，“村主任接到乡政府的通知，教育部门为了集中教育资源，从小学起开始，平安小学被撤销”。可以说，“官话”是一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辞令，它积极地与现实统治政策和民族方针相统一。于是，正是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上传下达，意识形态得以渗入，个中所呼吁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也有了被接收的可能，从而积极地推动了“共识”制造与达成过程。
应该说，“共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还记录了各族人民群众对于官方意识形态询唤的回应，以及政治认同感和共识制造的大致状态。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无论被拍摄对象民族身份和经济背景如何，他们都对党和国家持着一种积极的正面态度，对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怀有一种朴素情感和意识归属感。这种影像层面的政治认同是对各民族群众拥护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客观再现，同时又在影像层面进一步推动了政权合法性和社会政治稳定。总体说来，这种积极回应在纪录片中表现为三大方面：第一，对党和国家恩情的感激；第二，对国家政策、方针的赞同；第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意。第一方面表现如，《西藏班的新学生》中考生家长对考上西藏班的考生说，“这些都是国家和老师的恩情，国家的恩情才使得你有文化”；《最后的马帮》中，独龙族人民欢歌，“共产党好啊，给我们修了人可以走的路，架了人可过的桥，党的人真是好呵，党好呵，公路开始修了，老人们可以看见公路了……”；《巡诊路》中傈僳族村民谈到乡村医生布琼时说，“感谢祖国的恩情，给我们派来了这么好的乡村医生”。第二方面表现有，《龙脊》中潘能高爷爷表示对政府希望工程政策的认同；《老马》中，生活艰苦而又难保温饱的主人翁表现出对国家政策的极大关心和认同，在片中提到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退耕还林政策、南水北调工程、养老保险制度等；系列纪录片《跨越》里，老人在祈福后夸奖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第三方面表现如，影片《老马》中多次提到了毛主席和时任总理；《吾守尔大爷的冰》中，吾守尔大爷在搬冰时唱的号子是维语版的《歌唱祖国》。当然，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也存在一些不同声音。例如，《梯田上的小学》中由于政策变化，学校被迫搬迁，忠杰的奶奶说：“国家什么都好，就是这个做法不好，把农村孩子集中到那里去……那时候讲要照顾农民，照顾农村，现在就没照顾……叫我们这么多人去城市，这个政策不好。”这些声音在影像里颇为微弱，而且多是在遵循官方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之下的方式方法争议。这种声音本身难以构成对领导权力的一种反抗，但却也意味各民族民众拥有着清醒的当家作主意识。
总之，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理性政治”的中国政治形象的再现，主要宣扬和贯彻了当代中国民族政策，践行着执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在民族政治方面的一个集中反映，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中国国家意识形态还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各个领域。具体而言，中国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治意识形态的概括与总结，它来自中华各族人民长期的历史交往实践，来自中华各族人民长期的国家治理智慧，也渗透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执政理念，及其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政治观念。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既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做出了阐释，也对中国民族政治内外的意识形态理念做出了正面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