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摄制的持续与变化
作为建国前30年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的中央制作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改革开放初期依然继续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制作。新影厂一直遵循新中国民族政策，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想象和讲述少数民族，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叙事范畴中展现少数民族形象和多样文化，主要再现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众的解放、团结、文化与建设景象，并且这一主题基本厘定了此后多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大致论调[41]。
1979年之后，新影厂所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对建国前30年影片制作内容与方式的承接与调整，拍摄了《黑龙江之冬》《阿尔泰散记》《珠峰艺术之花》《延边之春》《中国少数民族掠影》《傣乡情》《赫哲冬趣》《我们生活在天山南北》等影片。这些纪录电影对中国少数民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诸如赫哲族、僰人、基诺族、傈僳族、门巴人等较小民族也都进入了影像。与之前不同的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在80年代更多地使用彩色片方式。影片内容涵盖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美丽风光、人文地理面貌，各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建设。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革命”“解放”“阶级斗争”的纪录主题逐渐淡化，“生产”与“建设”话语在持续，“文化”之类的内容则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这些文化具体涉及各民族风俗习惯、节日庆典、建筑服饰、旅游名胜、歌舞工艺、文艺体育表演，等等。
例如，《绿色的墨脱》介绍的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墨脱境内的青山绿水和风土人情。雅鲁藏布江贯穿墨脱全境，这里居住着藏族、门巴族、洛巴族等少数民族。影片拍摄了单绳的溜索桥、安全别致的藤网桥、横跨雅鲁藏布江的大吊桥。《画乡》记录的是处于偏远山区的湘西小城凤凰县，这里风光美丽，生活着土家、苗、汉三个人数较多的民族。凤凰县有着浓郁的风土人情，富有民族特色的阁楼、服饰、劳作都在影片中得以展现。《壮乡观奇》记录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山水、漓江风光以及壮乡奇观。
值得一提的是，与1978年以前不同，改革开放初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不仅是记录领袖人物或者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声音和面貌，而且开始进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再现。《拉莎雪顿节》在藏民族的一个节日里表现了西藏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来自深山的报告》则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建设的西南三线工程，促进了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各民族的生活发生了新变化。《苗岭飞歌》通过苗族歌手罗秀英的演唱和罗秀英与作曲家陈钢的对话，向观众介绍苗族人民的民间歌舞、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云山深处》除了拍摄云贵高原各少数民族头饰服饰之外，还表现了民族的风俗、生活、恋爱、婚姻和节日等多层次特色生活。《草原的女儿》记录的是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从北京来到内蒙古草原为牧民演出的情景。《拉萨一家人》通过展现西藏拉萨一位老阿妈一家的生活，表现了当今西藏人的美好生活。《漓江画童》《中国神童》以及《王亚妮》是三部介绍壮族少年画家王亚妮的纪录片。这位壮族小画家是中国年龄最小的举办画展的画家，也是中国年纪最小的邮票设计者。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新影厂摄制的民族题材纪录片记录了时代历史和民族文化，它们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地色彩纷呈的风俗文化，介绍中国建设的面貌和人民生活的变化，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
除了中央新影厂之外，各个地方电影厂在80年代也拍摄了不少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例如新疆厂的《阳光灿烂照新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西藏，西藏》、云南电影制片厂的《独龙掠影》《哈尼之歌》《阿昌风情》《我们的崩龙兄弟》，等等，这些纪录片与新影厂摄制思想一致，同样再现了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产与文化生活，歌颂了各民族的新生活。另外，电视片《祖国新貌》中的《拉萨的早晨》《藏族将军》《藏历土龙年》《华夏风采》《今日中国》等，也都向国内外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各地“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所取得的进展。总之，这些介绍中国各地历史文化遗产、各族文化艺术与大好河山、风光民俗的纪录影像，深受观众欢迎，有时候电影院还组织专场放映，甚至被誉为“银幕旅游”。其中，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景名胜和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在经过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放映与传播后，大大地彰显了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也增加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融合。
对比1978年前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摄制内容，高维进作出了总结性评述：“在50年代摄制的少数民族影片多以新旧对比的手法，揭示他们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介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三中全会以来又掀起了一次摄制兄弟民族地区影片的高潮，则多为介绍民族传统文化、民族风情、在改革大潮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和发展。更从深层次上不仅揭示他们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发展，更从思想上反映他们现代意识的增强。”[42]这一评价基本看到了8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中民族文化叙事的增多以及现代意识增强，与此同时，它还伴随着传媒技术更替，伴随着纪录思潮变迁，伴随着大时代转型，迎来了一些新情况：“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情况还有电视的普及，它迅速地把大量的新闻消息报道给观众，同时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观念也发生着变化，不满足于过去的老一套，要求影片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另外，随着党的政策放宽，对外开放的政策也是一股冲击的力量。”[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