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纪录片与社区影像、人类学影像
进入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逐渐呈现多元化、小叙事情状，《桃坪寨我的家》《春风桃李瑶歌》《庙里的时光》《新疆，新疆！》《寻找楼兰古国》《回访拉萨》等不同主题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得以出品。在内容上，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涉及民族风光、各族习俗、日常生活、经济生产、文化反思，如《摩梭风情》《边疆问路》等反映民族风情的纪录片，《三节草》《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彼得洛夫的春节》等关注个体、边缘人物纪录片，《风流泸沽》《雪落伊犁》等呈现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青藏铁路》等讲述边疆现代化建设的纪录片，《秘境中的兴安岭》《1943：驮工日记》等关涉历史与民族记忆的纪录片，《虎日》《俄查》等拍摄少数民族生活的人类学影像。这一时期最显眼的进步是它们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并进一步沉入民众本身生活，这一点基本上是由独立导演来执行制作的。从形式上来说，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主要是电视纪录片，但是依然在运用电影纪录方式，后者相对更加精致；从播出上来说，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主要在各级电视台展播，部分在影展、电影院、网络平台上播放，显得多样而又杂乱。由于中国电视市场化改革和商业利益动因，直到2009年中央电视台开辟纪录频道前后，中国纪录片的播出才在国家级电视台形成频道机制，但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播出时间相对来说依然很少。
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继续国际化、全面地融入全球资本系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制作主体、拍摄内容甚至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服务目标日益国际化，近十多年来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足以给予证明。一是国际交流加强和纪录理念国际化。应该看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走向了世界，这一步伐在2000年以后加速前进，国际交流更加深入。从影像主题来看，世界少数族裔题材纪录片自产生以来，它们或是在“看与被看”视野下被讨论，或是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细节真实再现，或是在“维权运动”层面上被分析。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这一国际接触中，也尝试着对这些主题内容拍摄。在此有必要说的一部纪录片是《西藏一年》（2008），该片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地平线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制作。《西藏一年》主要以西藏江孜地区为拍摄对象，观察了包括妇女干部、乡村医生、三轮车夫、冰雹喇嘛和包工头在内的八位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拍摄了他们诵经、婚恋、劳动、谋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该片曾被英国广播公司连播三遍，随后又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阿根廷、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韩国以及覆盖整个非洲的非洲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拉美的拉美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亚洲的发现频道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与播放。获得这种广泛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一点是影片将镜头对准了普通藏族群众。这种真实的底层纪录精神能够获得国际观众普遍认可，同时，它也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近20年间一直追求并逐步践行着的拍摄理念，这次成功的纪录实践也影响了周遭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制作。
二是社区影像“边缘发声”与“文化赋权”的域外理念开始影响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制作。国外对“社区影像”的定义是明确的，即社区内外的社会组织将影像机器交给社区内部民众，让他们去记录自己的现实生活，并将记录的影像在社区内部放映，从而发起一场有关文化与发展主题的社区运动，或者在社区外部放映，告知外界，希冀外界的关注并促成相关问题的解决。这样的纪录状态与纪录方式即为“社区影像”。其中，影像的创作主体是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关注的对象是社区内部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发展，目的在于促进社区的进步与发展，诸如发起卫生运动、医疗运动。因此，社区影像也被叫作“参与影像”“发展影像”。社区影像的制作主体乡民是非精英的，实践的区域乡村是民间化的，关注的诸多内容也是边缘性的，它与其他主流影像简直无法媲美。社区影像在中国大陆得以发展主要得益于人类学调研、民间纪录与DV盛宴的推动。具体说来，在非政府基金、人类学者、纪录片人和乡村精英四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北京与昆明两大社区影像实践中心逐渐形成，推动了国内社区影像的实践。作为北京的一个致力于纪录片影像和剧场创作的独立艺术空间，草场地工作站是由著名纪录片人吴文光组织的。2005年，草场地工作站应“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委托策划了“村民影像计划”。2003年立春，首次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讨论了社区影像项目。一群来自云南的研究者和当地人民一起，用影像教育的手段促进文化传统的保护与发展，此后对社区民众进行不定期的培训，积极促进社区影像的实践工作。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欠发达的，于是一些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较多地将社区影像的实践选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也形成了社区影像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重合性局面。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视角是外部性的，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社区影像强调的是内部自我观看，并主张各种问题的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是社区影像实践的重要场所，少数民族群众借助便宜的摄影器材，一定程度上能够切实描述自身文化、提出发展方案并促成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扛起摄影机器的社区民众面对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面对摄影器材进入自身生活或想张扬或想遮蔽的表演性心理存在，让社区影像实践并不如想象般浪漫[127]。可以说，社区影像将摄影机与普通民众加以重合，注重个人叙述和民间记忆，并将其与国家记忆相连，从而丰富了少数民族社会信息以及中国形象。《晴朗的天空》（2012）讲述了草原上煤田开采、铁路修建和城镇开发背景之下，蒙古族牧民们的日常生活与传统观念正在受到冲击，甚至已经开始渐渐改变。《我的老同学》（2012）则把藏族青年才旦寻找工作、待业在家的经历和面对未来的不知所措展现了出来。概言之，社区影像不能回避影像制作群体的实践动机与外部因素，考察社区影像中国实践应该将其置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去探索，用心拿捏民族影像制作在处理政府意志和群体利益两者关系时应该保持的视角，并置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发展的总体框架内进行分析，放在西方纪录理念的引入和人类学田野实践氛围下去思考，放在中国普遍社会实际、中央和地方关系、国家形象展示中来探讨。另外要说的是，“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从2005年开始设置了“社区单元”，提出“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这种社区影像理念和“乡村影像计划项目”实践的空间大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展览的纪录片大多是少数民族题材的。以2011年社区单元影片为例，《一个小学生的一天》《台磨山村的传统故事》《控拜村的鼓藏节》《黑虎释比》[128]《赕威仙》[129]《云南藏族的建筑文化》《歌舞欢腾
吉祥升平——德钦藏族弦子》《雪莲花》《朝圣者》《大自然的谢恩》《麻与苗族》《我的高山兀鹫》《离开故土的祖母房》《净土》《蒲公英》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它们关注的基本是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族群文化及其面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选择。这些纪录片摄制者来自社会各个领域，乡村村民、教师、公务员不一而足。应该说，“云之南”影像展及其社区影像实践活动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发展是一个推动，但这一实践依然需要处理向公众有效传播及其制作队伍的合法性问题，否则最多只能是人类学范畴下的文化记录。2012年以来，天津电视台与中国本土的自然保护组织“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国合作还推出了大型乡土人文题材系列纪录片《望乡》。“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2007年就开启了“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保护项目”，在中国西南山地，为当地百姓提供摄像器材和技术指导，鼓励他们拿起机器自己记录身边的生活，自主创作记录乡村社区影像，讲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30]。这些系列纪录片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题材的，诸如《白裤瑶母亲的蚕》《夕格羌人的迁徙》《香格里拉之眼》《离开故土的祖母房》《牛粪》《瑶纱》《纸上东巴》《东巴鼓》《索日家和雪豹》《麻与苗族》《酥油》《古道新马帮》《大山的孩子》《虫草》《我的白玉小学》《蓝色洱海》《牧民与狼》《药与瑶》《歌养心》《爷爷的芦笙》《梯田人家》《蒙古戈壁女人》《青海湖畔》《藏民治沙》《画缘唐卡》《回到康定》《藏医手记》《守望黎乡》《沙漠人家》等。它们记录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白裤瑶百褶裙、“羌绣”等民族传统工艺，以及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羌寨羌人的震后迁徙、各地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状况等。
可以说，少数民族在影像中的自我呈现，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官方议程或主流价值观念生产下的少数民族乃至整个社会形象。少数民族力量已经进入国家公共影像空间，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声音，积极地参与到主流力量中去再现本民族的身份，讲述本民族乃至更广阔的社会故事。
《俄查——黎族最后的船型屋聚落》（2012）是一部记录海南黎族百姓文化信仰的人类学纪录片，它呈现了俄查村从茅草房搬到新居的情景。俄查是海南岛中部的一个黎族古村，俄查的村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船型屋子及其朴素生活在现代化建设中发生了巨变，黎族原始的文化生态面临着考验。故事的主人公睿是俄查村的头人，又是大“葛巴”（类似巫师），同时还是俄查小学的校长。睿承袭了祖辈“葛巴”的头衔。他的聪明及智慧使得他成为附近一带最有名望的“葛巴”。他每天忙里忙外，村民病了、牲畜死了、庄稼枯黄了、做噩梦了等等，都要请他祈福免灾、驱魔除鬼。故事的另一主要人物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生刘宏涛，他长期住在村里做田野调查，观察并研究村子里发生的一切。另外还有一位叫阿兰的黎族妇女，19岁时嫁给汉人，由于老公外遇而离婚。之后一直在外面闯荡，村里要出去打工的人大多也都经由她介绍引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向人们真实地展示了俄查黎族的当前文化与生活状况。人类学纪录片《难产的社头——一个花腰傣社区的信仰与文化变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乔历时八年完成。作者在云南元江河谷花腰傣地区进行了超过一年半的田野工作，学会了花腰傣语言，记录了整个社区的谱系，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获取第一手素材，对这个族群的文化有了系统而深入的把握。该片拍摄了一个花腰傣寨子“社头”的新老更替过程，展示了传统社区组织和基层政权、新观念和老规矩、经济权和话语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从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日常生活折射出城镇化、现代化、经济市场化之下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影片在2015年“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中获得银奖，并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藏。张掖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耶什格岔的春天》是关于祁连山下裕固族人生活的。耶什格岔是突厥语地名，意思是“有两个分支的山谷”，位于祁连山的最北端。2014年春天，整个祁连山地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干旱。影片选择了生活在耶什格岔的裕固族牧民杨军和杨建国两家为拍摄对象，忠实地记录了他们在这个干旱的春天所经历的一切。持续不断的干旱、盼望已久的春雨、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不期而至的春雪、新生的小羊、意外的伤病、干涸的泉水、政府打井的消息交织在一起，严酷而平静的生活里频起波澜。对于生活于此的牧民而言，这只是漫长岁月里一个平常的春天而已。导演赵国鹏更多地关心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的生存和情感，表现牧民与羊之间的情感及其变化。纪录片是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之专题展“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的参展作品，并荣获第一届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藏奖的铜奖[131]。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上所展示的《咱当苗年》《苏干湖畔的家》《龙脊水酒》《苗山剪禾》等“非遗影像”也有部分是关涉少数民族文化的。
返回来说，平常百姓、人类学学者、体制外影像生产公司与各级电视台一起都端起了摄像机，开始共同地在2010年前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产制上施加影响，并获得了业内外认可。纪录片《牛粪》（2010）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白玉乡的牧民兰则摄制的，这是兰则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乡村之眼”影像计划培训下所进行的第一次纪录片拍摄[132]。影片是对藏区牧民的真实写照，它展现了藏区牧民淳朴生活以及牛粪对于牧民的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一望无际的草原，成群结队的牛群，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纪录片反映了藏族人与牛粪之间的紧密关系。世代以来，牧民用牦牛粪盖房子、围炉子、搭狗圈，甚至在冬季把它当成储藏鲜肉的“冰箱”。牛粪还可以在冬季的冻土层上用来做拴牛的地桩，治疗牦牛或者马驹的眼药，或者作为孩子们在冰冻的河床上玩耍的玩具。正如导演兰则自述：
气温在零下40℃的高原上，牛粪是牧民家的温暖，牛粪是没有污染的燃料，是供神煨桑的原料，是驱暗的灯盏；牛粪可以用来建筑家园和围墙，是草原上的天然肥料、治病的药物、除垢的洗涤物，小孩子可以用牛粪做玩具，艺术家可以用牛粪制作佛像；从牛粪可以看出草原的好坏，判断牦牛的病情。总之，牛粪是我们高原人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我们离没有牛粪的生活越来越近，没有牛粪的日子将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133]
另外一部讲述牦牛与藏区牧民关系的纪录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牦牛》（2014）。该片讲述了牦牛对于西藏牧民的重要价值，以及西藏草场减少，传统牧业受到冲击下，人们生活开始面临的历史性转变。影片拍摄了纳木措辖龙村几位牧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方式及其变化——纳木措旅游带动了周边工厂增多，才贡买了大卡车，搞起运输，通过拉沙子拉土，一天能挣700元左右；村民开会按照草场大小和牛羊多少来分得一笔政府退牧还草补助款；噶丹和罗布等人赶上牦牛队有偿帮助登山人员运送物资；才贡一家转到冬季牧场，住上了新房，但到当雄县城购买家具资金不够，最后只好卖了一些牦牛加以补贴——然而，无论经济如何转型，牦牛依然是藏民最好的朋友，它们几乎为牧民提供了衣食住行的一切保证，牛粪用来生火，毛则可以制成帐篷，即使下雨也不会漏水，既轻便又保暖，它们同时是牧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影片还拍摄了村民罗布期望孩子好好读书，能够到政府工作，这样就不用干农活，可以过得幸福一些。应该说，这是所有普通老百姓、所有农村父亲的共同心声。2014年5月18日，世界首座牦牛博物馆在拉萨开馆。影片在业内外受到了热烈关注。有趣的是，国家肉牛牦牛体系研发中心还特地通知让机构成员观看《牦牛》：
各位专家、站长：
CCTV9的纪录频道于2014年5月18日晚播放了纪录片《牦牛》。以牦牛为主题，以扎拉一家为焦点，记录了新形势下传统牧业面临的挑战、藏区的新变化、民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和思想变化。
片中反复讲到“牦牛提供了人们衣食住行需要的所有，牦牛现在依然是家庭收入最可靠的保障”。
这部片子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藏区人们的生活和牦牛的作用，对我们进一步提高体系有关牦牛产业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建议不论是否承担牦牛相关的任务，都请大家都要看一看，或许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启示和启发。
首席 曹兵海
2014年5月20日[134]
另外一部以牦牛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是《离天最近的生灵》（2014），它由青海金麒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拍摄，以宣传“三江源”为目的，配合青海省委省政府打造“世界牦牛之都”。影片是一曲牦牛赞歌，主要介绍了牦牛从野生到家养的历程以及牧民如何圈养牦牛并与牦牛相处，还介绍了牦牛在青藏高原繁衍生息、得天独厚的生命体征，在严酷的高原环境和自然灾害下的生存现状以及所面临的疾病和雪灾两大生存威胁。镜头还对准青海省天峻县周群乡草原上的达太加、仲格杰、志强一家藏族牧民生活，拍摄了牧民们放牧牦牛、守护牦牛、挤牦牛奶、分离酥油、清理牛粪、画牦牛像、用牦牛毛制作绳索和“黑帐篷”、赛牦牛，用牦牛角制作青海湟鱼，用牦牛骨制成刀柄，用其他牦牛体材制作茶具、首饰等工艺品，驯化和人工饲养野牦牛等场景，详实地再现了牦牛与藏区牧民生活的一体关系。近年，藏区年轻人如志强为现代文明所吸引而离开了草原和牦牛，赶往城市做生意、求生存。不论如何，牦牛依然在草原上存续，依然继续造福着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