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哪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重点批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阐述了人民创造国家思想的观点。马克思首先赞同黑格尔的是，国家是一种政治制度。然而，黑格尔却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对立，他认为市民是具有私人利益的人，市民社会是一个利益角逐舞台[21]。马克思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事实说成理念活动的结果，不说成这一群体的理念，而说成不同于事实本身的主观的理念活动的结果。”[22]在这里，人是国家的主体，应当从现实的人引申出国家。“因此，黑格尔不去表明国家是人格的最高现实，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反而把单一的经验的人、经验的人格推崇为国家的最高现实。这样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用主观的东西偷换客观的东西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做理念的现实真理。”[23]
马克思进而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是脱离的，市民社会就是现实的政治社会。“国家只是作为政治国家而存在。政治国家的整体是立法权。所以参与立法权就是参加政治国家，就是表明和实现自己作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因此，市民社会力图让所有群众，尽可能地让全体都参与立法权，现实的市民社会例如代替立法权的市民社会，这不外是市民社会力图获得政治存在，或者使政治存在成为它的现实存在。市民社会力图变为政治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力图使政治社会变为现实社会，这是表明市民社会力图尽可能普遍地参与立法权。”[24]“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政治国家脱离市民社会，如果这样，就不是一切人都能单独参加国家生活。政治国家是一个脱离市民社会的组织。……或者恰恰相反，市民社会就是现实的政治社会。”[25]
所以说，国家形象不仅包括国家实体标志和各项政治制度，而且包括家庭和市民社会状况，包括私人权利和社会财富。既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不是断裂的，那么，处于家庭和市民社会里面的所有国民也就是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参与着国家事务。这一关系马克思称之为“他们自己同自己的现实事务的关系”，他论述到：
一般国家事务就是国家的事务，是作为现实事务的国家。讨论和决定就等于有效地肯定国家是现实事务。因此，国家的全体成员同国家的关系就是他们自己同自己的现实事务的关系，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国家成员这一概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含义：他们是国家的成员，是国家的一部分，国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包括在本身中。他们既然是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社会存在自然就是他们实际参加了国家。不只是他们参与国家大事，而且国家也参与他们的事情。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有意识的部分，就要有意识地去掌握它的某一部分，有意识地参加这一部分。没有这种意识，国家的成员就无异于动物。
……不是一切人都单独去经历这种（国家）活动。否则每一个单个的人都成了真正的社会，而社会就成为多余的了。单个的人不得不同时去做一切事情，可是社会使他为别人工作，使别人也为他工作。
是不是一切人都应当单独“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只有在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割裂开来的基础上才会产生。[26]
现代国家成员是国家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存在即是参与一般国家事务，这种参与是相互之间进入各自的现实事务，从而也就完成了为自己和别人工作的社会任务。若谈国家形象，它需要观照国民的社会特质，发现国民的群体文化、社会特点，后者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基础和重要部分。换言之，国家形象表现在每一个充满社会性征的现实的人身上。
综之，作为政治国家而存在的国家代表的是所有人的普遍利益，国家与社会现实、社会里的人是密切关联的。那些抽象的政治生活、国家生活其实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系统之下。本书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一大主题即是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当然这种人的形象不只是某一个体或者肉体的人，而是具有社会性的人，而是要捕捉群体社会特征。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是否有过欧洲著述中所说的市民社会，或者与市民社会距离有多远，学界认识不一，它需要与中国农业文化、农民社会、多民族社会的历史语境进行细致勾连，本书也不去探索。然而应该看到，纵然国家控制相对强大，但是中国社会是广泛的，人民是具有创造力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应当更多地关注各民族地区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
学者项飚曾结合中国具体现实，撰文提出了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他在文中总结了一些“国家”认知：
中国的“国家”概念是高度总体性的，它不区分地域意义上的国度（country）、民族共同体（nation）、暴力统治机器（state）以及行政执行机构（government）。但是这些区分正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前提之一，也是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沿用的重要理论预设。我们可以称前者为总体性国家概念，后者为有限国家概念。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已经普遍关注到，“国家”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双重性。国家是一个组织、一套体系、一系列的实践；同时国家是一个主观构建，是一个想象。这个主观想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它无法和可观察的现实直接对应。当我们要在客观世界里指出来“国家”究竟在哪里，我们能指的无非是某个具体官员、部门或者政策，显然不等于我们脑子里的那个“国家”。这就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所能直接观察的无非是树木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森林”的概念是完全虚假的；相反，没有“森林”的概念，我们就不能认识树木。[27]
项飚之所以强调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主要是把“国家”概念看作大众想象、理解、评论、批判社会生活的理论工具，而非简单的“想象”，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被想象的对象、被观瞻的象征系统。基于此并兼顾影像书写特性，本书观察影像里的中国形象，既顾及中国是一种主观构建，是一个想象系统，又把握到中国是普通人主观能动性所施展的场域，是中国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实践所形构的空间，是中国各族人民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所影响的结果。
国家形象是客观实在的，它可以凭借具体实物来呈现，也可以通过抽象概念来诠释。少数民族形象是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影像中的少数民族形象构成了一幅真实的中国剪影。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形象广泛出现在外国传教士、探险家、旅行者、殖民者、文化学者的日记、照片和影像以及外国官方文件中，这些文本或真实，或虚假，或是美丽风光，或是羞涩人群，或是一些虚幻的符号，或是抱有偏见的观看。
例如，西藏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聚居的主要是藏民族，它地域辽阔，地貌壮观、资源丰富、文化灿烂。学者刘康指出：“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西藏话语与中国互不交接，南辕北辙。西方多年形成的西藏形象，首先涉及西方的普世价值，其次反映了西方长期对中国的偏见以及近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西方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在西藏问题上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28]美国人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曾在《虚拟的西藏——在喜马拉雅和好莱坞之间寻找香格里拉》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西方人进入西藏、评述西藏和想象西藏的基本历程，重点分析了好莱坞是如何讲述西藏以及为何如此讲述西藏。谢尔着眼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及其对西藏“香格里拉神话”想象，历史性地回顾了这一想象的前身、建立及其误区、破灭，分析了西方人痴迷西藏、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达赖在西方的影响、西方大众媒介主要是好莱坞在制造“香格里拉神话”中的关键作用。谢尔称，19世纪以来，西方人前往西藏更多的是一种朝圣，而非简单的地理旅行或者探险。西藏神话几乎出现在各类大众娱乐上面，包括杂志、报纸、书籍、漫画、儿童故事书、舞台剧以及电影[29]。谢尔在该书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人这么关心西藏；为什么要建构这样一个梦幻之地而它却如此的遥远、陌生。西方人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精神迷失，充满苦恼，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寄托和出口，于是找到了西藏。西藏是一个实在的地理空间，她原本缺乏便利设施、环境恶劣、生活穷困、高度等级化以及具有许多捉摸不定的乌托邦特性，但依然难以阻挡西方人的疯狂梦幻。中国政府治理西藏不仅是对传统秩序的变革而更多成了搅和或粉碎西方人美梦的行为。好莱坞作为电影王国开始积极参与西藏的诠释，但它们所诠释的西藏不是喜马拉雅山后面的那个实在西藏，而是好莱坞王国里的符号化西藏。在这里，好莱坞作为一种强大的娱乐工业介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西藏神话”制造。这些电影制作者即使没有到过西藏，或者被拒绝前往西藏拍摄，他们也能够运用自身的本事进行一次完美的影像想象。西藏作为一种题材，成了好莱坞造梦想象的发动机，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能耐“造梦”，掀起了一股西藏拍摄热潮，纵然场景挪用的是远离中国的印度或是南美，但还是出品了一些影片，具体如《金童子》（The Golden Child，1986）、《小活佛》（Little Buddha，1994）、《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1997）。好莱坞对西藏的这种突然关注也引发了观察家笔下的“西藏现象”，而又进一步引发了各类传媒的跟进联想。《西藏七年》记录的是达赖英文教师哈勒的拉萨生活，影像给予他极高的正面形象，还加入了他热爱妻儿的家庭生活情节。然而，哈勒后来被证实是纳粹分子，他的儿子也称哈勒不顾家庭，冷酷而缺乏情谊。其实，哈勒本人对好莱坞所掀起的西藏热潮都不以为然，认为这些都是表面的、虚假的、故作高深的[30]。总之，在面对工业化对人的奴役、人文精神逝去的现代社会时候，西方人制造出了西藏的“香格里拉神话”。香格里拉神话是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西藏梦想的升华结果，西藏俨然成了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人的精神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西方人也沦为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与此同时，中国西藏形象在西方影像中也就被另类地呈现了出来。
基于西方人及其大众媒介的西藏想象，中国民族影像应该有所担当，需要真实地讲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应该说，当代中国藏族题材故事片在这一方面的担当总体是值得肯定的。王军君曾对中国西藏题材电影中西藏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些梳理和分析，他认为这些国内西藏题材电影塑造和传播的不是西方式的虚拟的、想象的“香格里拉”，而是立足历史和现实基础上的真实而又完整的西藏形象[31]。那么，当代中国藏族题材纪录片状况如何？它们是如何叙述西藏乃至整个中国形象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又是如何叙述少数民族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形象？这是需要探讨的。
中国纪录片一直在讲述着全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面貌，以及山川风景与社会变迁，其中，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对少数民族形象专门的集中性描述，从而有效地完善了中国国家形象。本书引入“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意在为当前观察与解读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提供一种批评范式，讨论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进行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建构的意义与可能。应该说，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中国形象呈现首先是现实与历史的统一，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既要面对现实受众接受需要，也要面对子孙后代的文化感知，为未来历史提供珍贵的文献资料；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是对外和对内的统一，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不仅是向欧美世界传达中国形象，也要向第三世界国家传达中国形象，更要向中华各民族人民传达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