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与反思：时代感、重访拍摄与少数民族形象再述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更多地延续90年代形成的记录生活思维，进一步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展开观察、调研和拍摄工作，深入关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变迁。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末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坐标和比较的可能，在近50年的中国社会大变迁中重新去记录那些曾经被记录的民族和人们的现代生活与文化变迁。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鄂伦春族》到《最后的山神》，从《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到《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已经做出了一次比较，展现了东北两个狩猎民族鄂伦春和鄂温克在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冲击下的生活变化和复杂形态。2000年以后，这种比较又被扩大到西南地区的摩梭族、苦聪人、佤族等少数民族及其内部成员那里。
1.从《西双版纳农奴社会》（1962）到《曼春满的故事》（2003）
《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是一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民族志影片”）。影片对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组织形式、封建剥削关系、宗教信仰活动、婚姻丧葬礼俗、当地自然景物风光、泼水节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反映。这部影片是谭碧波1962年在西双版纳曼春满寨摄制的。谭乐水的《曼春满的故事》是以其父亲谭碧波老人重返曼春满寨为由头而进行的重访拍摄。纪录片访问了昔日的房东康朗吨一家，主要讲述了云南傣族村寨旅游开发和社会变迁[135]。1990年以来，曼春满村寨旅游景点开发价值高、景点开发早、发展速度快。2000年以后，它逐渐成了西双版纳第二大旅游接待点傣族园的主要村寨之一。旅游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改变了当地人生活和观念，有调研结论称，“村民在参与旅游业的过程中，传统产业被放弃或减少；家庭经济收入逐步转变为以旅游业为主；家庭消费更多地投入到精神产品上；村民人际关系中融入了经济因素和竞争意识；夫妻家庭劳动分工中，从事旅游业的妻子已基本不做农活和家务；以儿媳为代表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村民思想意识等方面受到外来者的影响，拉近了村民与城市居民的距离”[136]。《曼春满的故事》即讲述了康朗吨妻子与儿媳妇成了最能干的旅游从业者，日益发展的旅游产业改变了少数民族村寨，改变了村寨里村民的人生。
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狩猎民族变成农耕民族，传统的山寨辟为旅游度假村，纺线织布姑娘当上了导游小姐，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大象大吃百姓庄稼。谭乐水基于这一时代变化还摄制了纪录片《巴卡老寨》，关注西双版纳基诺族生存问题。基诺族这个世世代代靠刀耕火种的民族，迈入21世纪之际，改变祖辈传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挖大沟、种水稻，而尚处于温饱状态的巴卡人要干水利工程却又没有资金，片子围绕挖大沟事件展示了巴卡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外部社会对其传统文化的冲击[137]。
2.从《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1975）到《格姆山下》（2008）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摄制于1965年，完成于1975年。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公社的纳西族，解放前处于封建领主社会，但长期以来还保存着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保存着以母系为核心的母系家庭，保存着男不娶、女不嫁的“阿注婚姻”。男阿注到女阿注家过夜，过晚上来白天走的“半同居”婚姻生活。影片对这种婚姻形式、特点和母系家庭结构等做了记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摩梭人文化受到了社会关注，人类学学者、电视工作者、独立影像制作者不约而同地将镜头对准了摩梭人。1995年，蔡华在永宁地区拍摄了纪录片《无父无夫》。1998年，来自香港的周华山组织拍摄了纪录片《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片子通过人物访谈，关注了三代摩梭人婚姻变迁的故事。2003年周岳军在泸沽湖拍摄了纪录片《风流的湖》，依然是对不同年龄段的摩梭人和游客的采访记录，表现了现代旅游产业对摩梭地区当地人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以及摩梭文化在全球化和旅游业冲击下的适应与调整。不过，该片的猎奇心态较为明显。2007年，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尔青拍摄了《离开故土的祖母屋》，讲述了两名外国人要进入四川省的利家嘴村，打算买下一间摩梭人的祖母屋搬到北京展出。尔青用DV记录了整个过程，卖家平措觉得这是宣传摩梭文化的一个机会，而家人却都不同意。平措说服家人，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他们后来又仿建了一个祖母屋，继续生活[138]。与此同时，受到媒介商业化影响，摩梭人“阿注婚”“走婚”成了各类媒介的报道奇观和猎奇对象，公众对摩梭人的主要印象是婚姻自由以及性自由。
2008年，张海重回经典民族志电影《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的拍摄地，来到了位于永宁乡坝子的者波、八坡、温泉等摩梭人聚居村寨，这里没有游客和发达的现代设施，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摩梭大家庭和诸多传统文化特征。张海尝试去做一部重访式的民族志影片，试图重新挖掘和发现当前摩梭人的生活状态和婚姻文化，最后完成以《格姆山下》为名的纪录片。导演通过一段时间的参与观察，把拍摄的对象锁定在几个不同的群体：一户与壮族通婚的摩梭家庭、两个在外打工的摩梭青年、一户普通的摩梭家庭、一个在四川学习藏传佛教的小喇嘛、一位80多岁生活经历极其丰富的摩梭老太太。通过他们的声音和故事展现了摩梭社会在现代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现代摩梭人的内心想法以及摩梭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变”与“不变”的内容，同时也更正外人对他们的诸多误读。
评论如是称：“如果说《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是一幅全景式画卷，提供了一份关于摩梭社会构造的‘标准答案’，那么《格姆山下》就是一张‘勘误表’。”[139]这位作者提及摩梭婚姻文化称，一方面，摩梭婚姻文化遭受着误读，“虽说没有附加条件，无论贫富、年龄，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就能自由结交，但并不等于说可以乱来。实际上，摩梭的‘走婚制’除了尊重个人意愿外，为保障生育质量和种族繁衍有着严格界定，最主要的一条是：来自不同母系血统家族的男女，才可结交‘阿注’关系，从而杜绝了‘近亲’导致的退化现象，符合优生优育原则。外界广泛传播的‘乱伦’更不可能发生。除此之外，摩梭人强烈的‘害羞文化’也从行为上规范着自由的情感。处于‘阿注’关系的男女双方夜晚相会，白天很少见面，即便见了面也很害羞。‘阿注’关系一旦结成就相对固定，如若任何一方心意有变，也将在解除一段‘阿注’关系后才会结交另一段。而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可以随便乱来。”另一方面，摩梭家庭结构、婚姻形式、婚姻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140]。在纪录片《格姆山下》中，两个从北京、上海打工回来的女孩，虽说见多识广，眷恋着外面的世界，但却不约而同都选择了走婚，或愿意随着妈妈一起，或担心嫁出去不习惯。不过，当地年轻女孩更趋向于结婚，担心走婚没有保障。这种多元的婚恋观即是当前摩梭人的基本状态。与此同时，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导致了摩梭社会形态的相应变迁。年轻人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在当地从事旅游产业，歌厅、舞厅、酒吧、烧烤摊等娱乐场所挤满泸沽湖畔。年轻人不再依靠农耕为生，走婚形式也发生变化。《格姆山下》一对摩梭走婚青年说，以前男子天黑才到女方家，鸡叫就赶紧离开，现在男方没事干，下午就到女家耍起，早上太阳照屁股了都不回去。“害羞文化”的根基不再，男女双方的关系也掀开神秘的面纱，变得比过去更随意。现代都市和感官刺激改变了摩梭青年。在纪录片《格姆山下》中，酷爱赌博的丈夫称，永宁街上条条巷子里都设着赌局。而对丈夫恨铁不成钢的妻子干脆说，在街上玩的都是坏人，男女都是。经济利益影响、改变着摩梭人的传统文化和生活。
3.从《（佧）佤族》（1958）到《马散四章》（2008）
1957年，中央民委民族研究所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合作，分赴海南黎族、西盟佤族和凉山彝族，并在1958年完成了《佤族》《黎族》《凉山彝族》三部影片。《佤族》拍摄的是云南西盟山佤族解放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情况。除“窝郎”“头人”“魔巴”为主组成的村寨组织、部落联盟和刀耕火种的生活习俗以外，影片对于剽牛、猎取人头祭祀等也有所反映。
云南人类学者陈学礼摄制的民族志纪录片《马散四章》是对《佤族》拍摄地云南西蒙佤族自治县大马散佤族村的重访拍摄。与《佤族》相比，《马散四章》以“仪式”“啤酒”“大年初一”“文化传承”四个篇章展现了今日的大马散生活景象。50年前，佤族村寨因为生产力低下相互之间起了纷争，仇杀、械斗以及砍人头祭鬼神时有发生，《马散四章》记录了当年知情人的“猎头祭谷”记忆。如今，这一猎头习俗和村寨仇杀已经消失，用于“猎头祭谷”的木鼓房也消失于无形之中，佤族人如今生活中更多是笑容和击鼓欢唱。大马散居民相信“万物有灵”，并以此解释诸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村寨中常用鸡来算卦。片子中的小伙子外出打工前都要杀鸡算卦，祭师说如果卦象不利则必须放弃远行。总之，50年的沧桑巨变改变了大马散佤族村，村民的居住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饮食结构、卫生状况、社会教育等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村寨也逐渐丧失了其曾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地位。《马散四章》对此作出了诠释，记录了一个全新的佤寨形象。
4.从《苦聪人》（1960）到《六搬村》（2008）
苦聪人世代居住在云南省边陲哀牢山、无量山一带海拔1 800米左右的山区，人口约4万。如今，苦聪人已划归拉祜族，但当地其他民族仍然习惯性地将他们称为“苦聪”。由于解放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云南金平县哀牢山里的苦聪人被迫逃匿于深山密林之中，当时处于父系家族公社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穿着芭蕉树叶，吃着野生薯果，钻木取火，漂泊林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和当地各族群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苦聪兄弟，迎接他们走出深山老林，帮助他们耕作定居。这是民族志电影《苦聪人》讲述的主要内容。
2008年，由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组成的摄制组回到当年《苦聪人》拍摄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勐拉乡翁当区。“1958年拍《苦聪人》时，摄制组就曾经花了大力气寻找苦聪人。据说，当时的边防军曾几度深入原始森林，却连苦聪人的影子都没见到，最后还是在一位会讲苦聪话、与苦聪人有过交往的瑶族妇女邓三妹的帮助下，苦聪人才被请下山协助拍电影。电影拍完后，苦聪人又回到了原始森林。”[141]因此，寻访当时参与拍摄的苦聪人及其后代是一个关键问题。摄制组主要通过在翁当村放映《苦聪人》的方式，寻找到了其中一位参与拍摄者的后代白幺妹，在她的带领下到了拍摄故地者米拉祜族乡老林脚村。“老林脚，顾名思义就是在原始森林的边上。这是一个居住着130多户苦聪人的村庄，也是一个较大的苦聪人聚居地。1958年拍摄《苦聪人》时，当地政府专门组织了几十户苦聪人来此定居，形成了一个小村落，电影拍完后，这些苦聪人又全部搬回了原始森林，其间数次搬进搬出，现在老林脚村的苦聪人都是1998年之后陆续从森林中搬出来的。”[142]可以说，苦聪人一直在原始森林内外徘徊。《苦聪人》摄制完成50年后，它在摄制组的安排下首次在当地播放，镜头里的老一辈苦聪人的生活让现代的年轻苦聪人比较震惊，不少人也在电影中认出了自己的亲人，这些亲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还健在，比如58岁的白树林和90岁的马二妹。白树林在拍《苦聪人》时还是一个赤身裸体、背着沉重的竹箩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的孩子。如今，白树林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眼界也很开阔，被称为“村子里最精明的人”，他当了40多年村干部，还是县人大代表。
影片拍摄的时候，老林脚村再次面临搬迁，由于经济发展以及大多数苦聪家庭掌握了在森林外谋生的技巧，大家也都乐于往山下搬。摄制组即跟踪拍摄了老林脚村苦聪人的第六次搬迁全过程。《六搬村》拍摄了白幺妹家的生存状态，白幺妹采药、卖药、购买生活必需品、分房过程等等。影片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巨大变迁，他们的生活与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国内部民族关系息息相关。“草果成熟的季节，正逢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跌，草果收购价格也下跌近一半，白幺妹家收入大幅缩水，估计他们按时还债已不可能。草果价格下跌也让白树林家感到了压力，他们家将山下的田承包给了外地来种香蕉的人，一亩地一年才收800元租金，而自己种的话，一亩地年收入可达上万元。因此，白树林家决定承包期满后自己种香蕉，白树林还专门到山下哈尼族人那里去学习了香蕉种植技术。”[143]《六搬村》展现一个全球化下的现实中国和苦聪人的经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