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影像传播力构建中扩大中国形象效果
1955年12月，毛泽东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作出了指示：
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
可以说，“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它其实意在强调中国信息的国际传播问题。这一点在当今全球新闻传播秩序不平等、新媒体繁盛的时代语境下，无论是对新闻传播还是影像传播，都依然具有着现实意义。应该说，中国形象传播所涉渠道是非常关键的，同时中国形象面向的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包括世界各个国家。然而，许多国家媒体上很难见到中国形象叙述，或者所见到的是片面、歪曲的中国形象。有报道说：
（智利国家形象基金会媒体中心主任）珍妮弗·萨尔沃：中国这个词让我首先想到的是神秘、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和古老的文化。近年来，关于中国的报道时常出现在报纸上。人们看到中国经济规模如何之大，经济发展如何之快，但同时也见到了一些负面报道。这些资讯让我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的“混合印象”，既有让我惊叹的，又有让我疑惑的。智利是个资讯相对比较封闭的国家，人们了解中国的渠道相对有限，新闻报道又多从西方媒体转抄而来，有时难免信息失真。
……
美籍俄裔电影制片人、记者和政治评论家安德烈·弗尔切克：绝大多数西方人是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的，而西方的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往往比较负面。在纽约或伦敦的机场书店里，几乎找不到一本赞扬中国的书，大部分都是涉及中国负面事件和一些敏感话题的书籍。
美国知名投资家、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许多西方人既羡慕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又担心中国的强大会使其今后变得不可捉摸。西方媒体在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它们没能反映中国的全貌。[2]
由此，中国影像既要塑造美好的国家形象，还要构建具有强大影响力、吸引力的媒体，或者与各国媒体加强合作，从而使中国信息走向世界各地。换言之，当前务必要重视的是如何提高具体信息的全球传播力，如何实现具体信息的有效送达。
谈论纪录影像里的中国形象，即是观察一种媒介里的国家形象。在这一意义上，一旦将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塑造进行勾连，那么1979年以来的中国媒介环境是需要观照的。这种媒介环境简单说来主要包括“事业属性、企业管理”媒介体制、商业化的传播语境、多元的媒介生产与传播技术，后者主要体现在电视与网络、手机的大放异彩。纵观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这一影像变换既有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还有微观的影像专业背景。第一，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国家发展的主导方针；第二，中国近三十年少数民族纪录片生产和传播的文化大语境主要经历“社会宣传（内部宣传）”“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三大阶段。自1949年后，中央政府即以“对外宣传”作为国际交流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手段。对外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外国人，还有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侨、华裔（统称“四种人”）。1986年，全国外宣会议还特别决定摄制系列纪录片《中国》，从而向国外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3]。由于“宣传”本身在国际语境中的负面色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用“对外传播”为对外宣传工作进行一种话语补充与置换。进入21世纪，作为一种旨在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加强民众信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软力量形式，公共外交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4]。在这里，中国电视特别是纪录片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同道曾称：
在中国电视各种节目形态里，纪录片最早参与国际对话，担当着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纪录片被提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因为纪录片不仅有媒介产业价值，更是价值观和国家形象传播最得力的媒介形式。国际纪录片传播现象诠释了纪录片的独特传播属性：跨文化、跨时空。近年来，中国电视文化品质明显下滑，媒介生态趋于恶化。作为大众传媒，电视本身就肩负公共传播的文化责任，而不仅仅是赚钱的机器。从这一意义说，纪录片不仅是文化品质的保障，也是改善媒介生态的重要力量。[5]
可以说，1949至1978年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主要用于内部宣传和社会整合，旨在增进各民族团结，反映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变化，描述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建设祖国的热情。随着改革开放逐渐走向世界，加强对外经济交流，塑造良好的国际经济合作氛围，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也开始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传播，而且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于是，它们也被划入了对外宣传的框架之下，开始被要求肩负国家形象创造任务。这一意识在目前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下不断明朗起来。第三，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是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恢复、发展和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出现、发展两大专业态势并存的。这些少数民族题材影像都叙述着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光辉进程与复杂景象。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各民族形象乃至整个中国形象的书写，属于一种国家形象的自我书写，这种书写同样需要借助特定的技术方式或媒介渠道来实现所载信息的有效传递。一般来说，中国纪录片主要依靠民间观影、大众传播、文化外交等方式获得一定传播，然而这种传播相对故事片、大众文化信息来说相对有限。那么，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传播力状况何如，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一影像的传播力从而扩大中国形象传播，这是本章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