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城市叙事
城市在人类文明传承、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学者如此分类城市，即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作为集体消费单位的城市[7]。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他写道：
在城市这种地方，人类社会生活散射出来的一条条互不相同的光束，以及它所焕发出的光彩，都会在这里汇集聚焦，最终凝聚成人类社会的效能和实际意义。所以，城市就成为一种象征形式，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它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庙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质世界——市场的所在；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识的科学团体所在。城市这个环境可以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不断丰富。城市这个环境也会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有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化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体制、制度。城市这个环境可以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重要含义；同样，城市这个环境，也让各民族各时期的时令庆典和仪节活动，绽放成为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历史事件和戏剧性场面，映现出一个全新的而又有自主意识的人类社会。[8]
所以，城市是人类解决生活问题的物质手段，也是人类进行控制、交流的组织场所，它是人类的艺术创造和实践结果。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拍摄乡村的同时，也讲述了少数民族与城市的各类接触。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更多地将镜头投向少数民族社会的定居、城镇化，而对作为乡村的另外一面城市，对于城镇化结果后的生活、置身城市内部的生活却缺少更多的细致描述。那么，城市作为一种文明空间，它与少数民族社会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距离？这是进行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城市叙事研究需要思考的。
首先，城市是先进的，是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向往的现代空间。
城市是便利、发达、开放、富裕、现代化、先进文明的象征，这样的生活空间在少数民族题材影像中也成了梦想之地和寻梦场所。《扎溪卡的微笑》记录了大城市成都，这里的医院可以医治唇腭裂。影片中，拉姆姐妹通过上网，找到了微笑列车基金唇腭裂修复慈善项目，通过联系华西口腔医院得到了免除医药费的确切消息。于是两姐妹四处走访，召集了17个唇腭裂患者一同去成都治疗。扎溪卡高原到成都有一千多公里，需要三天日夜兼程。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诊断与检查，孩子们陆续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完成了手术，离开医院的时候每个孩子都领到了印有“The Smile Train”标志的书包和小礼物。这一纪录片展现的城市是发达、进步、现代的，它能够解决乡村所解决不了的资金、医药、技术等问题。
正如《茅岩河船夫》中所叙述的，城市对于居住在茅岩河下游的武溪村村民土家族小伙金宏章来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城市居民的峡谷漂流是一种体育或娱乐活动，而在茅岩河却是世代谋生手段。影片中，20岁的金宏章向父亲表达外出打工的念头，但未被父亲同意，后结婚生子。不过，十年后的金宏章仍然对着镜头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到上海去打工。到上海扫地，当清洁工，收入也相当于在我们这里开一台车，所以我的心愿是到上海打工去。”应该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也是深深融入当代打工潮流的。
另外，《百年青海》中拍摄了青海省西部城市格尔木。格尔木来源于蒙古语，意为“河流众多的地方”，它是世界上辖区面积最大的城市。得益于青藏铁路与青藏公路的修建与开通，50年前还只是一片戈壁的格尔木，如今高楼林立、绿树成荫、车辆川流不息。延伸到家乡的铁路改变了来自西藏的姐妹，格桑拉姆和次日央宗的生活。她们坐火车来到青海西南部的沱沱河，成为青藏铁路的维护工人。影片中，两姐妹看起来年纪在二十岁上下，她们穿着橙黄色的工作马甲围着头巾，笑容灿烂地哼着家乡的歌。《藏族歌手降央卓玛》讲述了一个从乡村走入城市的藏族歌手的故事。影片积极肯定了城乡转变中歌手的音乐成就和价值实现。降央卓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一个牧民的家庭，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到德格县雀儿山宾馆做服务员，宴会席间凑数唱歌因嗓音特别被县长发现，后一步步考入县艺术团、甘孜藏族自治州歌舞团，在歌舞团期间被送去四川音乐学院系统学习深造。经过专业的学习，卓玛的音乐天赋得以进一步显现，她的第一张唱片《这山这水》仅在藏区就发行了73万张，她的歌声中满载着对家乡山水的深情，她被称作“中国最美的女中音”。2004年的冬天，卓玛第一次进专业的录音棚录歌，“第一感觉就是非常地紧张，因为我当时从牧区刚到大城市，我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确实是摸不着头脑”。后来卓玛演出赚了钱，她也不忘回家乡看看，她用赚来的钱为父亲在家乡修了新房子。
其次，城市作为传统文明、乡村文明相对应的空间。
《牦牛》拍摄了少数民族社会和城市文明之间的交流。一般来说，城里人向少数民族社会寻求精神、娱乐与放松，也为少数民族的同胞们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来源。六月是西藏的旅游旺季，距离夏季牧场十公里的旅游区，游客们蜂拥而入。懂汉语的牧民们在湖边牵着牦牛照相，一次可以挣到十元钱。除此之外，位于西藏的世界第六大高峰卓奥友峰，每年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登山爱好者，牧民们带牦牛队往山上运输物资，也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向城市延伸谋求发展、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等。牧民罗布每年花费一万元供儿子在拉萨上学；才贡和妻子一起来到了当雄县城为新房购置家具。
再如，中央电视台《美丽中国》曾播出专题片《凝望北国边陲明珠黑河》，片子拍摄了新生鄂伦春民族乡，其中鄂伦春族人与城市进行勾连的是传统艺术与乡村文化。《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讲述了鄂温克族姑娘柳芭因为不适应城市而回到山林的生活。在此，城市成了少数民族青年无法安放生活的地方，不过镜头没有拍摄柳芭的城市生活，它只是存在于影像之外的联想之中。《犴达罕》中，鄂温克人维加不仅生活在山林，而且出现在了城市里。通过征婚广告，南方姑娘夏老师爱慕维加的才华，维加因此离开了森林，走进了城市，来到了三亚。生活在三亚的维加脱去了蓝色、绿色的邋遢布衣，外出的时候会戴上印有英文的白色遮阳帽、墨镜，穿长裤条纹短袖，也会穿夏威夷风格的短袖短裤，干净利落完全像个城里人。维加和夏老师一起去游乐城，去登高礼佛，维加也很少说脏话了，在家的时候会拿着调色盘画山川河流，也画驯鹿，也还是会偶尔作诗。然而，维加表示，自己并不是对海南的建筑感兴趣，而是想要寻找当地民族村寨的水牛耕地和其他仪式性的产物，深入了解南方的民族。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维加搂着夏老师的肩膀，并要求随行的摄像拍摄下这一幕，维加说城里人都这样走。尽管态度并不认真，维加也开始跟着夏老师办的少儿英语班一起学习英语。夏老师深爱着维加，会在公交站帮他扇扇子，帮他戒酒，耐心教他英文。但同时夏老师也会担心维加在她的亲朋面前掉链子，会要求他举止表现要正常，甚至曾把维加送进精神病院。最终，维加一直为夏老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事情感到难过，夏老师也觉得维加戒酒无望，无法生活在一起。故维加在影片拍摄的第五年的六月，一个人回到了敖鲁古雅，决定在森林里继续原来的生活。可以说，《犴达罕》让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一次碰撞，让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直接进行了一次对话，而作为传统文明和乡村英雄代表的维加，一直试图融入城市，但是城市对于维加来说难以成为心灵寄托的所在，纵然城市投来甜蜜的情爱和便利的生活，他依然牵挂着北方的山林，在他的观念里，也许南方民族乡村、水牛耕地，更能寄托他的心灵。纵然城市是现代化的象征，是发达的表现，但是在维加的意识中，山林乡村是进步的，是超越城市生活的。
《雨果的假期》记录了少数民族少年与城市的触碰。父亲早逝、母亲酗酒，年仅8岁鄂温克族男孩雨果在社会的资助下，从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定居点到无锡免费接受教育。冬天的一个假期，13岁的雨果回乡探望自己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城市的雨果，突然回到森林，显得有些茫然无措。火炉前，雨果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小雨果有些漫不经心，或者说小雨果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无锡好吗，那个地方”“还可以”“大兴安岭好还是无锡好啊”“当然是敖乡好啦，敖乡好，大兴安岭也好”“那是你的世界，我们管不了，你乐意干啥干啥。你养驯鹿也行，驯鹿有的是；你能考上大学当上博士也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雨果的舅舅维加形容雨果为“淘气的一个小孩”“不是搁森林里待的小孩儿，他在森林里待着就得饿死”“跟森林的情感疏远了”。雨果吃力地在雪地里拉动一块长木，最后干脆四肢伸展仰躺在地，而当被问到这次回来什么感受时，雨果的回答是“经验丰富，很爽”，这里颇有一些由城入乡体验生活的意味。早先的驯鹿、运木头是鄂温克猎民的平常劳作，在雨果的世界里成了快乐体验。
第三，城市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种场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拍摄了许多身为农牧民的少数民族入城读书、打工等状况以及些许思想状态。例如，《啊，可可西里》中“从草原到都市”一节记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移民、城镇定居现状。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牧民，告别了世代游牧的日子，用牦牛驮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从各自的牧场草山向着乡里集中，他们卖掉了所有的牛羊，然后搭乘政府派来的汽车，沿着青藏公路北上五百多公里，来到了他们的新居，格尔木三江源生态移民村。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开始令迁居的藏民们很不适应。三江源移民村村民多杰才让这样描述“这个地方毕竟是城市，口音有一些不懂，比方说上街上去，你坐车或者是去百货商店，啥都不知道”“她（妻子）就害怕人群中去，害怕自己丢了就是样子的感觉，我自己家这么一个房子里面，有墙上那种插座，我也是害怕小孩用什么东西向里插，我全部是该用的插板我用上，不用的我就用透明胶布直接封住”。但多杰逐渐适应并融入了城乡密切结合的生活，经政府部门的培训后，多杰以小型客车营运为职业，收入还不错，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挣四五百块钱。影片中，多杰才让带着全家人清早出发，乘坐格尔木市政府专门为移民村藏族群众开设的四路公共汽车，去市中心的商业区逛街。如今的多杰才让已经能够熟练地用自助缴费机交费，到服务台前找工作人员兑换抽奖，并轻车熟路地带着一家人到快餐店吃饭，去菜市场买菜了。在格尔木三江源生态移民村，村民们可以到移民村村委会上课，从来自各地的城市志愿者身上学习一些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如就医、购物的简单对话等。经政府出资，到格尔木市驾校接受培训，也是三江源生态移民村的藏族村民掌握生活技能的步骤之一。将马和汽车进行比较，村民尼玛才仁告诉我们，“它（汽车）比马还要好使，调皮一点的马那就不一样了，你一骑的话它就蹦了，一蹦的话，你要是骑不好就直接摔掉了。汽车不会蹦呗，有时候还说不定，路不好的地方，还是颠得厉害，坑坑洼洼的，有马跑起来的那种感觉”。新生活带来了应接不暇的新内容，孩子们最为开心。影片中与多杰才让一同乘车进城的还有初二的西然拉毛，喜欢跳舞的拉毛利用学校假期在城里找了一份在业余文艺团体当舞蹈演员的临时工作，一个月有900元。采访中，拉毛计划着初中毕业就上高中，高中毕业则继续上大学。移民村村民尼玛才仁告诉我们，“现在这种生活，尤其这些小孩们，比较喜欢这种生活，那边根本就不想去，到那里去现在他们不会放羊，现在我那个小孩牛羊都分不清”。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展现了各民族地区定居生活，农牧民在城市里的生计、娱乐、心理变迁等等，不过纪录片对于内陆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生活、各级城市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的深入拍摄却相对不多，有待进一步提高。这种提高其实是对中国各民族社会不断城镇化的回应，是对转型之下中国各民族人民城乡辗转、新旧文明交替心态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