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中国政治形象
“政治”一词源自古希腊词“politikos”，当时或被指代为城市国家，或被认为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方式。这种认知一直影响后世，无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把政治理解为“国家的活动”“人际权力”“政府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还是无产阶级社会将政治界定为“阶级斗争”“国家问题”“非永恒性的”，个中无不都折射着“政治”原本所具有的国家或国家活动、统治治理之类内涵[3]。在此基础上，诸如“国家或国家活动”“公共权力及其权威价值分配”“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公共事务”“政府及其公共政策”“一切政治现象”之类内容，也都渐次被纳入政治学所关注的范围和对象[4]。反过来简言之，政治是一种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实践，政治是一种国家内部关系调整和国际外交关系处理，政治也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信息沟通与有效管理。
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都在各个国家的宪法里有所规定。中国政治表述则最权威地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中：
序言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可以说，中国基本政治状况被上述目录总体性地呈现了出来，它详细规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干部和人事、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人民主体地位、政治参与、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发展道路等。这些表述又联系到另外一个政治象征或政治形象载体问题。有论述称：
梅里亚姆在《政治权力》中，使用了有名的“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这两个术语，把政治象征分为两种类型。所谓感性政治就是为了维护权力而使用的感性的、非理性的“应使人激动的东西”。即通过某些象征和仪式，调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来维护权力；所谓理性政治，就是诉诸合理且明智的“使人可以确信的东西”。即通过理论和实际符合的意识形态等来获得人们对权力的理性支持。梅里亚姆列举当时有关感性政治的具体例子，即“纪念日及应该被人们记忆的时代、公共场所或纪念碑等建筑物、音乐和歌曲、旗帜、装饰品、塑像、制服等艺术性设计，故事和历史、精心组织的仪式，以及游行、演讲、音乐等的大众性示威活动”等。关于理性政治，书中阐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神话等概念。
另外，在《政治系统》中，梅里亚姆首先把这些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具体事例分为象征和仪式两种类型，然后对这两种类型进行了更细的分类。与政治象征相关的实例又可分为六种。即，音乐、旗帜、国家公务员的制服、建筑物、政治英雄、道路和公共场所。[5]
在此，梅里亚姆将政治象征分为“理性政治”和“感性政治”两种类型。若再做一次转换，理性政治可以理解为更具有理论性的公共政策、具有说服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感性政治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客观物质载体或饱含迷思的政治符号载体，这种载体有如音乐、旗帜、国家公务员的制服、建筑物、政治英雄、道路和公共场所。于是，中国政治形象同样可以在“理性政治”与“感性政治”两个维度上来拓展，前者属于国家政策层面，关涉如何处理内部各民族关系，以及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等；后者属于政治象征载体或形象载体层面，可以具体到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能够引发人们政治共鸣和国家认同的现实物体。如此两点成了本书深入民族影像里的中国政治形象分析的出发点和参照点。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民族问题是中国政治一个重大问题。统合前文分析，若在这里讨论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中国政治形象，既要总体性地探讨这类民族影像里所讲述的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实践，中国国家内部关系调整和国际外交关系处理，以及中国各民族社会信息沟通与有效管理，还要针对性地考察这类民族影像里的民族政策和治理制度。换言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中国政治形象，一是要观察这类民族影像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民族理论、中央政府治理民族方法和各民族地区行政方式的回应；二是要分析这类民族影像对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家领导人、首都首府、地方政府部门、公务员制服、国歌、颂歌等国家符号或政治象征载体的表现方式。总之，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中国政治形象最大限度地投射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客观实在的政治象征载体之上，此中有官方治理、民主协商、暴力机器，也有友爱、团结、和谐以及冲突。于是，这也就成了把握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中国政治形象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