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社会转型之下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1991—2000）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的轰隆声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既是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的背景序曲之一，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国际动因之一。在这一背景或动因之中，中国社会积极追求转变，追求团结、稳定与“全面融入亚洲”。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雄壮主题乐曲中，亚洲现在是“我们的亚洲”，不仅仅是曾经“输出革命”的亚洲，中国开始热情地拥抱亚洲，放眼整个世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明确了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同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市场化或者说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它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大众化、消费文化兴起、社会分层以及知识界分化。随着新影厂划归央视领导，影视合流的语境在90年代高调显现。中国纪录片刚踏入90年代，就显得极为活跃：一是《天安门》《望长城》作为纪实美学两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实践，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录片新时代的开始[67]。二是国际电视节的举办，对于中国纪录片接近亚洲、接近世界起到了促进作用。上海电视节是具有电视节目评奖、节目交易和项目创投、新媒体暨设备市场、论坛等综合功能的国际性电视节，也是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视交流、合作平台之一，1990年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1991年，首届四川金熊猫国际电视节举办，它也是国际影视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国际国内影视节目和影视设备交易的重要平台。电影节的举办加强了国际交往，人们对纪录片的特性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参照和体会[68]。三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成立，该会旨在组织、培训电视纪录片人才，沟通信息，研究作品和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不断发挥作用。四是官方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的宣传，要求营造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要充分利用各种民族节日，开展弘扬民族文化活动。这些民族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藏历新年、泼水节、古尔邦节等，历史悠久，群众性强，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都是民族文化的强大载体。要通过正确的引导，组织好节日的各种群众性民俗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搞得红火热闹，把民族节日办成检阅民族文化成果，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盛会。”[69]
回顾90年代的中国影像历史，中国纪录片界当时发起了一场新纪录片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开始与消退，这里有两段论述：
作为亲历者的蒋樾就把这个事件解读为乌托邦运动，而他的《彼岸》正隐含着对这个乌托邦的检讨，一个对“彼岸”的追求及其破产；正是在乌托邦的废墟上人们开始沉静下来思索中国现实的问题。它孕育了一种精神的转向，那就是重新回到现实。新纪录片运动不约而同出现了一种趋势：到底层去。他们直接的动机是想揭发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人的问题，关注现实，关注人，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当整个社会因为乌托邦冲动的消解而开始犬儒化了，纪录运动却把理想转为精神的潜流灌注在一种默默的行为上。[70]
应该说，这场由体制内外共同发起的新纪录片运动在90年代末已经退潮，被呼唤的个人化时代也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顺利分娩和繁荣，它的出现一再被延宕。而中国的社会环境较之十年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打破专制主义出发而建立的理想，在今天碰到了理想主义最大的敌人：消费主义。商业化是销蚀理想的强硝酸。无论是以栏目化出现的电视纪录片还是以独立式出现的纪录片，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运动退潮了，它还能留下什么？[71]
可以说，两段论述既是对新纪录片运动发展进程的总结，也是对90年代中国纪录影像生存语境的概括。从理想主义到消费主义，它所交织着的是中国90年代巨大的经济变迁和社会转型，同样，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面临的历史语境和立足的现实社会。在这十年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纪录片又行走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它给中国电视纪录片赢得国际赞誉作出了贡献。1992年，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第30届年会上获得电视大奖，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获此国际殊荣。该纪录片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思考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纪录取向也影响了同时期乃至后来一批电视纪录片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