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进步、结构问题与国家经济战略——基于民族区域经济视角的中国经济形象
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展现了各民族地区多种行业形象以及各民族收入方式。在此过程中，这些影像也展现了各民族地区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形势。
（一）作为地方经济繁荣进步发展的中国经济形象
纵观少数民族纪录片中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独立于汉族之外，远离国家总体的发展方向，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入到了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与其他民族，甚至是世界的其他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少数民族人民在生产资料、技术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帮助，使得自身在发展上呈现了更加科学化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眼界的开阔与思想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开始放弃了过去固守的经济发展方向，转而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开始转变思路，拓宽市场，争取跟上市场化快速前进的步伐。
《啊，可可西里》中谈到了退牧还草与生态移民，使得很多藏民不再逐草而居，而是来到了格尔木，定居在了城市中。过去的牧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逐渐会讲汉语，有了自己的小生意。影片展现了来到城市的牧民们，通过政府的帮助以及自身的努力，融入城市生活。镜头中展现了牧民们学习驾驶汽车、汉语、藏语、各项生活技能等场景。相较于较早拍摄的藏族纪录片如《藏北人家》（1991）、2002年的纪录片《西藏班的新学生》，从2013年的纪录片《盐巴女人》和2014年的纪录片《牦牛》可以看出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不再局限于靠天收的种植业和农业，建筑业、旅游业、零售业等第三产业获得发展，人们有了更多办法谋生。但是依然可以看出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相较于沿海和中部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待提高。《维修布达拉宫》真实地记录了维修布达拉宫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央政府对维修布达拉宫工程的重视，同样也体现了党领导下的藏汉大团结以及经济建设成就。
因此，在当前纪录片镜头中，人们看到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逐渐增多的共性。很多少数民族的孩子可以说流利的汉语，也为高考成绩的高低而欢喜、忧愁，曾经的游牧民族住进了楼房，津津乐道着韩剧的剧情，未曾踏出过大山之外的老乡，却能用简单的英语向外国人推销手中的产品……这些现象的发生，恰恰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奠定了基础。
（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三组矛盾：有待转变的地区经济形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尽管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依旧存在不协调的矛盾。这些矛盾已经不仅仅体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宽泛的、处于表面的层次上，也体现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部分少数民族民众成为了这些矛盾的“牺牲品”。以《犴达罕》为例，不难看出，猎人维加可以说是“使鹿鄂温克人”一个缩影，他不仅有着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特性，也有着与其他“使鹿鄂温克人”一样的共性。从影像中他那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上可以看出，他俨然成了各种矛盾的“牺牲品”。所谓的“牺牲品”确切地说，它是若干矛盾交锋之后的产物。这些矛盾主要有三：少数民族经济与全国总体经济发展的矛盾；少数民族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家庭经济与总体经济的矛盾。
所谓少数民族经济与全国总体经济发展的矛盾是指，在55个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与传统信仰，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劳作习惯。就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而言，文明的、大工厂式的、机械化的、高科技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时代所追求与强调的，而那种野蛮的、手工作坊式的、粗放式的经济方式，必须要被时代发展的潮流所淘汰。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言，这绝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遵守的原则。从历史脉络上来看，中国各民族经济生活方式是多样的，有的定居农耕，有的游牧狩猎，有的依水打渔，各自有着独特的信仰、语言、视角与思考方式。一些定居民族如汉族，他们很难习惯那些粗犷的生活方式，而游牧渔猎民族也一时适应不了定居下来的经济生活。因此，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既要考虑到每个民族发展的个性，又要看到粗暴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做到真正促进每个少数民族发展的，因此必须要采取微观的、有针对性的、有引导性的、相对温和的经济模式，才可以一步一步引导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所谓少数民族经济与政治的矛盾是指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经济发展方向或模式难以与政治发展相匹配，换句话说，经济发展的步伐有时要落后于政治的发展。对于中国民族经济学研究，有的教科书如此表述，“这是一门‘穿着民族服装’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可以称之为‘民族政治经济学’”[18]。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让鄂温克人到山下定居，接受现代的教育与医疗，从这一行为上看，更多的含义是倾向于政治方面的。从政治扶助角度来看，鄂温克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种必然。然而，即便是改变了鄂温克人生活方式，却难以改变他们对于狩猎为代表的传统劳作方式的依赖。2003年，猎枪被禁止，驯鹿也被赶下山圈养，这对鄂温克人来说，更是难以接受的。那种以猎枪打猎为生的方式是存在于血脉之中的，即便从新中国成立开始，鄂温克人就开始告别森林，尝试转变传统生活方式，然而到了21世纪，对于维加这一代鄂温克人来说依然难以适应山林外的生活。《最后的图瓦》影片记述了图瓦人习惯从事畜牧业。现在，图瓦人夏天选择在山上避暑，冬天又赶着牛羊下山，在温暖的冬窝子里越冬，当地政府曾考虑让图瓦人定居，便在山下给他们修建了房子，分了田地，但他们并不习惯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活，后来又陆陆续续返回了森林。一些居住在喀纳斯湖边的图瓦人本可以利用自己的房屋经营旅游业，但他们还是愿意将房屋常年出租给他人，自己搬到山里头，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所以，当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走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时，就会使得某些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难以迅速改变生存现状。应该说，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是要相辅相成的，两者配套一致、协商前行，才会真正地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健康发展。
此外还有家庭经济与总体经济的矛盾。少数民族经济本身即是欠发达的，因此，他们会保持自己的家庭独立性，在家庭经济的发展上，更加侧重于自给自足，不去依赖社会经济，甚至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距离，产生脱节。而一旦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利益所得，那么他们侧重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往往就是较为粗犷、原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这样的经济活动模式自然要与少数民族总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大相径庭。因此，也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产生，使得影像中的那些鄂温克人难以忍受现在的生活状态，他们依旧希望自己可以依赖于自己亲自进行的狩猎，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安排，转换为与社会相联系的，但是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的经济生存方式。
回到影片《犴达罕》，维加一开始出现就显得不同寻常。他的手里拿着一瓶白酒，镜头中的他说话好似精神分裂一般，前言不搭后语，粗鄙非常。他满嘴都是脏话，粗鲁得不堪入耳，让人心生厌恶。但是，这个人竟然又有着相当艺术的一面，他会作诗，会画画，他所写的诗与他本人看上去格格不入，但是，同时又格外的融洽，他身上有着极为强烈的矛盾，他一面文艺着，一面粗俗着，他向往的是狩猎时猎物的鲜血横流，但是无法继续狩猎的他，只能被迫融入现实的文明之中，面对着这种变化，他手足无措起来。满口脏话，酒不离口成了他的标志。或许这是一种自我麻痹与保护，也或许这就是一种对于文明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无论如何，维加的骨子流淌着的血液，使他难以融入现在的社会。在影片结尾，维加站在一片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口齿不清地吟诵着他的诗歌，长期的饮酒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首诗无奈又叛逆，表现了他对于原始狩猎状态的向往，以及对现在状态的不满。在影片中，当维加讲述他的狩猎过程时，脸上所带着的狂热的表情让人难忘，那种感觉对于他而言是绝对“美妙”的。主人公维加成为现在这种模样，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本质上发生的变化，更是因为周围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其被迫地、完全不情愿地，甚至是强制性地与飞速发展的社会进行了一种对接。这种强制性的对接，简单而又粗暴，因此使得以维加为代表的一些人，难以接受如今飞速发展的“物质文明”。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依旧停留在落后的、原始的生存环境上面。作为世代以打猎为生的“使鹿鄂温克人”，维加难以接受现在的生活方式，没有了猎枪的他就像被折断了翅膀的鸟儿，难以继续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他断然表示道，“生态移民整错了”。生态移民本是为了帮助移民者谋求理想的生活方式，并且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举措，本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但是在维加眼里却是恰恰相反的。没有了猎枪的鄂温克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打猎方式，从而使得他们失去了谋求自我生存的技能。鄂温克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根深蒂固，他们的思想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纵观上述三组矛盾，纪录片《犴达罕》都给予了相应拍摄与反思。这一影像呈现了中国东北鄂温克人区域经济形象，同时也对这一民族区域经济方式进行了一次思考。可以说，这种思考本身也是当代民族区域经济形象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直接体现。它进一步传递的深层意味在于，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寻找一种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现实的、具有阶段性的发展路径，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少数民族传统观念，改变他们实现生活状态，各民族区域经济与其他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更加彻底地前行。
（三）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现状：有关资源环境问题
中国各少数民族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要讲究民族文化保护和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换言之，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存在的环境破坏、动物猎杀等经济形象，也进行了一定呈现。
《啊，可可西里》中，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了镜头聚焦的重点与思考的难点。随着经济发展，经济与自然逐渐开始站在了冲突的对立面，不过伴随人们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意识的提高，人们又开始致力于对环境和珍稀动物的保护。镜头里，每当母藏羚羊进行迁徙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全天候守在公路旁，每当藏羚羊通过公路的时候，他们就会让过往的车辆停下来让路。人们开始尊重自然界的法则，面对狼捕食羊的弱肉强食，人类不会进行干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应该看到，可可西里历史上发展相当落后，没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原始自然经济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尽管国家对于可可西里进行了大力的扶持，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可可西里地区独有的、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分析称：
藏区可可西里地区资源较为富裕，但是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大，受教育的程度低，长期以来，藏区基本上奉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同时僧本位思想浓厚，他们差不多把每年收入所得的钱财都花在寺庙的重修、建设、佛像的镀金等活动上，很少把资金重新投入再生产，更新生产设备，加大科技投入更成为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粗放型为主，进而农民在农耕或放牧的过程中，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土地、牧场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土壤肥力下降，草原的植被破坏，对来年农民的收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他们经济水平的提高。[19]
正是以上种种原因，才导致了可可西里地区经济与自然的冲突、对立。各民族地区充沛的自然资源没有找到相对应的社会地位，曾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因此成了历史。影片中有很多工作人员投入到了可可西里的保护之中去，他们致力于与偷猎者作斗争，并且善待当地的珍稀物种，但是，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若想真正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发展，必须要注重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原则相统一。
（四）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有关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问题
纪录片《情暖凉山》呈现的是凉山彝族农村的生活贫困以及外界给予的经济资助。这种影像里的贫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真实再现，也是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和乡村发展不平衡、内地和边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真实反映。《情暖凉山》中，教育的落后，生活条件的艰苦，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都是因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落后而造成的。这种经济落后主要指凉山县农村地区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真实再现。应该说，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不仅仅出现在凉山彝族地区，而且也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中国主张城镇化发展，将先进的生产技术投入到大小城镇之中，以大城镇为依托，迅速推动其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乡村则在发展上明显劣于城镇。于是，有着先进生产方式的城镇与依靠传统、自然经济模式发展的乡村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矛盾由此凸显。需要指出的是，凉山彝族地区属于少数民族乡村，那么从这个概念上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尽管与其他地区的乡村存在同质性，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二元化矛盾存在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普遍特点，但是除此之外，少数民族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还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事实上，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城乡差距，民族地区的城乡差异显得更为明显，局势也更加紧迫。首先，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始终比乡村居民的收入高，除此之外，中国内陆或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以及乡村居民收入，纵向比较都要高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乡村居民收入。由此可见，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发展程度要劣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之间的二元矛盾更为明显。造成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发展如此不平衡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不平衡的农业、工业结构，以及自然条件和社会投入上都无法满足和谐正常的农业、工业的发展。
（五）少数民族扶贫战略
扶贫工作历来是中共和中央政府工作重点之一。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地域位置的封闭性以及恶劣的生态环境，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相对严重且复杂。近年来，中国政府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扶贫策略，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许多是西藏题材的。应该说，西藏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重要自治区，她拥有着美丽的自然山川、迷人的风俗文化以及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因而备受中外纪录片拍摄者青睐。其中，西藏在外界特别是外国人眼中，那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香格里拉，富有神秘性与宗教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西藏在影像中展露的已经不仅仅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而是全方位的发展与日常生活。一批纪录片已经转向了对西藏区域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方面的真实展现。其中，西藏地区贫困问题以及扶贫战略就成了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形象一大影像表征。与全国一样，西藏的扶贫战略要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条件，满足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产条件，满足贫困人口基本发展能力。例如，纪录片《牦牛》讲述了当前西藏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冲突与对立。西藏传统牧业遭遇挑战，西藏一半的草原在退化，国家实行退牧还草政策，限制牛羊的数量。于是，纳木错旅游业开始发展，周围的工程建设开始多了起来，牧民们开始使用更加具有现代化的工具谋生。但是对于西藏牧民来说，牦牛的畜养依旧是相当重要的经济来源，除了过去单纯的买卖牦牛之外，西藏旅游业的发展也为牦牛的畜养带来了新的希望与契机，牦牛成为吸引游客照相、为登山客驮运行李的重要工具。再如纪录片《西藏2009》中，习惯于使用牛粪作燃料的藏族人安装沼气，不断改善着目前贫困的生活状态，提高生活的质量。由此，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再现了新时期中国扶贫政策的中国经济形象。
总之，中国各地区经济不仅是繁荣进步的，需要自力更生的，它们与国家总体规划息息相关，需要国家基本战略扶持、社会各界的相互帮助。与此同时，中国纪录影像的民族想象不能回避一种经济生产视角，换言之，影像应该关注生产性和消费性同为一体的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关注其中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以及家庭结构、劳动分工、经济角色、区域经济，从而与政治状况、人文状况一道呈现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经济状况。这一综合的经济形象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试图要传达的，从而有效地完善了影像里的中国经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