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基于历史、世界眼光的中国形象
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这些影像综合性地展现了各民族形象以及整个中国形象的，或者说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相连在一起共同存在于影像空间之中的。这些影像空间里的每一个声像符号都指代或者隐喻着特定的民族形象和中国形象。在此，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应该更真实、全面地呈现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及其变迁。与《话说长江》、《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一样，大型纪录片中可以继续注入少数民族元素，一是基于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各民族地区、人民是统一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交融中有共性也有特色，如果不关注则是残缺的。
值得补充的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叙事，应该置入统一的中华民族框架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下进行。有学者如是称：
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将民族视为一个文化实体的思路不同，中华民族一开始便是作为一个政治的和历史的概念提出来的。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属于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而在新疆和西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为伊斯兰文化和佛教文化，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范畴，原因正在于此。
从理论到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直到1949年才完成，对于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意识也是建国后才真正逐步确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仍然是政治的：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等平等政治的实践，各族人民才切实地体会到融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的感觉；也只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会有“翻身农奴把歌唱”，才有可能出现库尔班大叔执意要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感人故事。
我们可以将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向前推进一步：作为一个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这里的革命是双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以实现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说，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无法被叙述，甚至这个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29]
因此，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叙事，应该正视中国历史和革命记忆。纪录片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各民族的讲述，不应该回避客观的社会历史，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去政治化，不应该离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乃至整个民主革命历史。应该看到，中华各民族正是在近现代革命历史过程中，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获得共同体的独立和平等政治身份，离开这一革命历史来叙述中华民族和各个民族都是一种历史虚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叙述中一直强调政治性和阶级性，而非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这一点基本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历史内涵，而非西方民族主义概念上民族作为文化实体的意义。然而，新时期因为受到一些“去阶级化”或“去政治化”民族叙述话语影响，革命与阶级的历史事件或者宏大叙事，逐渐被生活化小叙事所替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反思和致敬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小叙事，而对于革命历史和政治斗争实践却顾及甚少。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话语方式乃至中国形象讲述流变是与新媒介技术发展、大众消费意识形态以及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叙事，都是不无联系的。它们转换成生活小叙事，其实是对革命和政治叙事形成了一种对抗或消解。它们转换成底层叙述，却有时候是对革命和政治叙事的正名，如《三节草》中女性视角下的阶级政治再现和评判。因此，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不时地回眸历史，不时地对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进行回顾，不时地对民族团结政治加以讲述，其实它是一种民族国家必须持续的政治叙事，它的有效完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度阶级话语叙述或者历史虚无主义叙事的双重抑制和矫正。
除了历史的、革命的视野之外，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叙事还应该置入世界视野中加以考量。可以说，中国民族影像及其所展现的中国形象的世界传播，它所面对两类世界里面的观众：一是西方世界，这个世界的观众更多地受到帝国主义或者东方主义的心理预期和观看期待影响。二是南方世界，这个世界的观众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盟友和亚非拉兄弟，如今与中国依然具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总而言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呈现了多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形象，以及一个综合的中国形象。对这种影像形象的认识、深入理解与继续塑造，还需要立足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历史，立足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立足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注释】
[1]《有声有色的历史》，《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6日。
[2]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我们的足迹（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赵建文：《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孙关宏、胡雨春：《政治学（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页。
[5]张晓峰：《政治传播与政治象征理性评介》，《现代传播》2004年第6期。
[6]王华：《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与建构（1949—1978）》，2010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未刊。
[7]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
[8]Stuart Hall，“The Rediscovery of‘ideology’：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Culture，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Michael Gurevitch et al.（eds），Clays Ltd，St.IvesPLC，1982.
[9]Ibid.
[10]埃德加·莫兰：《电影或想象的人：社会人类学评论》，马胜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11]《〈曼春满的故事〉放映讨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4378350100dhvb.html。
[12]邓小平：《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丁长艳：《从“革命性”到“现代性”：新中国政治系统的结构性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4]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和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15]《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规定了我国经济活动的行业分类及代码，适用于在计划、统计、财政、税收、工商行政管理等国家宏观管理及部门管理中，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行业分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
[16]Gundolf Graml，“（Re）mapping the Nation：Sound of Music Tour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ustria，ca 2000 CE，”Tourist Studies，2004，4，p.137.
[17]《塔什库尔干县大力发展旅游经济》，http：//www.xjxnw.com。
[18]龙远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19]冯桂香：《藏区可可西里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关系的思考》，《魅力中国》2010年第14期。
[20]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页。
[22]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樨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23]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胡淑陈、冯樨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24]同上书，第163页。
[25]同上书，第600页。
[26]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27]栗志刚：《精神文化的民族认同功能——兼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8]高力：《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与民族精神文化》，《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4期。
[29]李北方：《我们如何叙述中华民族》，《南风窗》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