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里的中国形象变迁
1979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一路高调前行，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集体性地在纪录影像中得以亮相，并向中外世界表现了自身，也展现了中国。例如，这些影像展现了“一家人”，如《神鹿呀，我们的神鹿》《雨果的假期》《犴达罕》记录的是鄂温克族人家的数十年生活变化，这一家人的生活历变其实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变迁缩影。这些影像又展现了“一条路”，如《最后的马帮》《德拉姆》《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都讲述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由于地域偏远、民族联系和国家交流频繁，交通运输是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中的一大主题，它们也是少数民族生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展现，是中国整体发展的展现。少数民族社会作为中国形象一部分，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与全面传播至关重要。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传递着各民族状况和中国形象，它直观实在，可以触摸，促人视野开阔，给予人知识，给予人审美，给予人愉悦，给予人启示。概括说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传递了丰厚的中国形象，它们具体表现在人、物和事件上面，大致可以划分为少数民族社会话语形象、国家治理话语形象、宣传政策话语形象和自然景观话语形象四大类。
以《德拉姆》为例，影片记录了茶马古道怒江流域段马帮以及在此区域内的原住民生活，它一方面跟踪拍摄了马帮一路行程，诸如等候修路炸山、过索桥、走山道、做休整、添草料、马坠山崖、支火烧饭、装货卸货；另一方面呈现了茶马古道上普通居民的命运、现实生活与内心情感。茶马古道的秀丽山川、醉人风光和生活气息在影片中通过空镜头和长镜头的方式高调呈现了出来。雾气缭绕的高黎贡山、安静散落的村庄、摆尾的马匹、泛青的稻田、稀落的小卖摊、诊所外给孩子们测量体温的医生、骑自行车的邮差、索桥、马铃、绿色田野、金黄麦田、打篮球场的孩子们、西南土墙木桩民居、奶牛与狗、走过麦田的学生，麦田边树荫下休憩的人们、犁地的村民，一切简单而平常，如诗如画。其中，美丽风光陪衬着人的复杂生活。纪录片选择性地展现了个体生活历程、记忆与情感，丁大妈的生意打算、老牧师的过往情感、年迈阿妈的岁月沧桑、小喇嘛的学藏文愿望、青年女教师的走出去梦想、大耳朵的烦恼、赶马人的爱马情深、老马帮的亲历历史，岁月如梭，一切显得丰富而多样。
社会是丰富的，基于现实社会的影像世界也是丰富多样的。《德拉姆》开篇邮差送来信件，还说“大妈，广东的，这是北京的”，中国国家治理话语和各地相互联系可见一斑；片尾称，中国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后者背运茶叶、盐、粮食，沿三江，过西藏，西上印度、不丹、尼泊尔、西亚，连接欧洲。总之，少数民族群众为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开放的中国边疆形象，一个开放的中国形象在此有所闪现。中国边疆不是封闭的存在和充斥异域情调的想象物，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生活、情感与梦想。它不是香格里拉，居住的人们有着信仰，有着与外界所有人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结构，谈论着生计、爱情、婚姻、家庭、琐事、苦恼和岁月人生。
如今，中国内外形势复杂，新信息、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影像传播商业化气息浓厚，新媒体势头高涨。面对如此影像生态，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难以脱离自然景观、宣传政策、国家治理、少数民族社会四种话语，换言之，它们在自然景观、宣传政策、国家治理、少数民族社会四种话语之间穿梭，向国内外民众讲述着中国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以及个体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注释】
[1]《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4月1日。
[2]《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
[3]《迅速抢救和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 加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人民日报》1979年3月27日。
[4]《大力发展和繁荣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开幕》，《人民日报》1980年7月3日。
[5]《国家民委关于宣传报道和文艺创作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习俗问题的通知》，http：//www.seac.gov.cn/lsnsjg/jiandujiancha/2010-07-01/1277858116074160.htm。
[6]电影“毒草论”影响了电影生产与发展。同样，它对电影研究也造成很大影响。1949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些电影学术杂志，介绍国外电影理论和国内电影事业动态，包括最有信息性和权威性的《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不幸的是，到1966年，所有杂志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停刊。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电影事业面临两个弊端：没有电影与没有出版物。1969年，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批电影工作者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或被分配至边远地区下放劳动，使得电影事业发展受到极大摧残。
[7]张掮中：《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初探》，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第7—8页。
[8]《喜看风暴重又起——重评影片〈鄂尔多斯风暴〉》，《草原》1978年第7期；《祝贺〈五朵金花〉重开》，《中国青年报》1978年10月14日；季康：《写在〈五朵金花〉重新上映的时候》，《云南日报》1978年10月15日；《人民喜爱它——写在影片〈五朵金花〉重新上映之际》，《云南日报》1978年10月2日；《〈阿诗玛〉回来了》，《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9日。
[9]《阿诗玛回来了》，《解放军报》1978年10月13日。
[10]《云南日报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举行座谈会为优秀影片〈五朵金花〉恢复名誉》，《云南日报》1978年10月31日。
[11]丁峤：《为十七年电影平反昭雪》，《文艺报》1979年第1期。
[12]《认真纠正错案 繁荣电影创作 文化部决定为〈早春二月〉、〈阿诗玛〉等影片平反》，《大众电影》1979年第1期。
[13]杨光海、魏治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科学纪录影片简介》，《民族研究》1980年第6期。
[14]张掮中：《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初探》，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第1—100页。
[15]赵月枝、郭镇之：《中国电视：历史、政治经济与话语》，载于《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6]《纪录片的前途》，《人民日报》1983年5月9日。
[17]《纪录片也要上广告画》，《人民日报》1985年9月7日。
[18]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72页。
[19]郝玉生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内部发行2003年，第731页。
[20]《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2—199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21]杜赞奇对于市民社会有此表述：“对欧洲市民社会兴趣的重新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用语上的混乱，因此，我首先把自己对市民社会的用法说明如下：市民社会代表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而自治的个人及集体活动的范围，它包括经济活动以及团体生活和社会性组织，但却不包括政党及一般组织化的政治。……在吸收上述讨论成果的基础上，我将使用市民社会一词来指一种致力于公共问题的话语及捍卫其自治的团体生活的自治领域。”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1页。
[23]同上书，第292页。
[2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3页。
[25]同上书，第394页。
[2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2页。
[27]项飚：《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
[28]刘康：《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
[29]Orville Schell，Virtual Tibet: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Henry Holt and Company，LLC，2000.
[30]Orville Schell，Virtual Tibet: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Henry Holt and Company，LLC，2000，pp.12、30、32、98-115.
[31]王军君：《以电影的方式塑造和传播真实的西藏形象》，《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2]Catherine A.Luther，“National Identities，Structure，and Press Images of Nations:The Case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Mass Communication＆Society，2002，Winter，pp.57-85.
[33]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页。
[34]Bruno Levasseur，“De-essentializing the Banlieues，Reframing the Nation：Documentary Cinema in France in the Late 1990s，”New Cinema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Film，2008，pp.97-109.
[35]纳日碧力戈：《图像、语言学和神鹿——影视和族性》，《民族艺术》2003年第1期。
[36]裴玉章：《〈丝绸之路〉为中日友谊锦上添花》，《现代传播》1980年第2期。
[37]裴玉章：《〈丝绸之路〉是一次成功、有力的对内对外宣传》，《现代传播》1982年第1期。
[38]《蓝天抒情》拍摄了西双版纳的椰林和独具特色的傣家竹楼，从空中展现了傣乡千般英姿；拍摄了新疆吐鲁番的古老的清真寺，从直升机上呈现塔身及其装饰图案。
[39]张小平：《〈唐蕃古道〉启示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年第2期。
[40]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我们的足迹（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页。
[41]王华：《民族影像与现代化加冕礼——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历史及其评价（1949—1978）》，《新闻大学》2012年第6期。
[42]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43]钱筱璋、高维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回顾》，载于郝玉生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内部发行2003年，第25页。
[44]张小平：《〈唐蕃古道〉启示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8年第2期。
[45]高鑫：《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理念的演递及其论争》，《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46]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05页。
[47]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48]《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影人》，《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10日。
[49]南溟：《王朝闻谈电视风光片的独特美感》，《长江日报》1984年7月31日。
[50]《先让你尝一点鲜——记我国的旅游电影》，《新民晚报》1985年8月21日。
[51]《我国旅游影片〈西藏—西藏〉获金奖》，《北京晚报》1985年6月13日。
[52]《国际旅游电影随想》，《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3日。
[53]《国际旅游电影随想》，《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3日。
[54]阮铮：《“我坐在北京饭店，旅游整个中国！”——牛山纯一谈中国民族题材电视纪录片观感》，《当代电视》1988年第10期。
[55]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56]《外国电影专家谈中国电影》，《安徽日报》1986年11月15日。
[57]《外国人说好，我们才说好吗？》，《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16日。
[58]胡滨：《伊文思夫妇谈几部中国电影》，《电影评介》1985年第2期。
[59]同上。
[60]金照：《骏马在奔腾——首届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电视艺术片“骏马奖”评奖有感》，《民族团结》1986年第11期。
[61]《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评奖在昆明揭晓》，《当代电视》1988年第7期。
[62]《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评奖在昆明揭晓》，《当代电视》1988年第7期。
[63]《骏马腾空 百花争艳——第三届〈骏马奖〉评奖纪事》，《中国民族》1990年第11期。
[64]陆耀儒：《发展中的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民族艺术》1990年第4期。
[65]陈昊苏：《塑造国家进步的形象》，《当代电视》1988年第1期。
[66]毛瑞宁：《加强民族团结 繁荣电影创作——记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会议》，《电影》1989年第6期。
[67]纪录片学者吕新雨在20世纪90年代末谈论整个90年代中国纪录片发展时称，中国电视纪录片自90年代蓬勃发展以来，它的第一个高峰业已完成，其标志是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电视片观众和国家电视台的纪录片制作人，使一批电视纪录片栏目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得以出现和运转。中国电视纪录片第一个阶段的繁荣，依靠的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纪实手法的运用。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使电视纪录片首先找到了它的观众群，人道主义关怀、平民视角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纪录片成了老百姓情感表达以及自我审视的渠道。而纪实手法是在“真实”这面大旗下被重视和运用的，它使纪录片开始逐渐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专题片的特质，纪录片的名字日益响亮。但是，纪实手法本身并不能使纪录片的根本得到确立。参见吕新雨：《我们为什么需要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现状的反思》，载于《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68]1991年，全国性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要求：“今后全国只设上海、四川两个国际电视节，作为全国电视节目引进和输出的主要渠道。”参见：《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1990年度全国电视剧创作题材规划和引进海外电视剧管理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载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2—1993）》，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
[69]李瑞环：《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的讲话（1990.1.10）》，《求是》1990年第10期。
[70]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71]同上书，第23页。
[72]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73]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9页。
[74]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75]同上书，第111页。
[76]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77]同上书，序言。
[78]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封面。
[79]郑伟：《记录与表述：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独立纪录片发展史略》，《艺术评论》2004年第4期。
[80]同上。
[81]郑伟：《记录与表述：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独立纪录片发展史略》，《艺术评论》2004年第4期。
[82]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83]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84]张同道：《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形态与美学特质》，《电影艺术》2000年第3期。
[85]郑伟：《记录与表述：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独立纪录片发展史略》，《艺术评论》2004年第4期。
[86]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87]张明博：《她们的声音——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独立纪录片女导演创作概述》，《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88]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89]《希望多拍新闻纪录片》，《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7日。
[90]吕虹：《中国驻外使馆举行活动向公众介绍西藏历史和现状》，《纪录电影》1994年第1期，载于中国电影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电影年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91]中央政府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片和纪录片中借助多种方式，一直保持着计划、主导作用，1990年初期依然如此。例如，1991年，中央电视台与国家民委联合在新闻联播中开辟了系列报道《祖国大家庭》，介绍中国56个民族。这个栏目集新闻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目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重点介绍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和4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这一栏目是在特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产生的，国际上，敌对势力正在策划通过制造中国的民族纠纷破坏中国的稳定；另外，国内广大观众对祖国56个民族的了解甚少，甚至连多少个民族也常常弄错。“我们的宣传指导思想同国际敌对势力针锋相对，重点讲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的贡献。比如，56个民族不分大小，都占用四分钟左右；播出次序沿用国家人口普查公布时用的顺序，主要讲各民族的进步、贡献，不揭短，不渲染落后的东西。有些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站在中央的高度来定稿，比如介绍藏族，增加了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简况。这是针对国际敌对势力支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而加的。”参见杨伟光：《民族团结进步的赞歌——说系列报道〈祖国大家庭〉》，《新闻战线》1991年第8期。
[92]《专题片〈中亚腹地探游〉开镜》，《人民日报》1995年7月12日。
[93]刘苗苗：《阿哥，你何需说——析电视纪录片〈达赖喇嘛〉》，《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94]高维进、钟大丰：《记录与表达——关于新中国纪录电影的对谈》，《电影艺术》1997年第5期。
[95]李幸、汪继芳：《西方纪录电影与中国电视》，《电影艺术》1998年第3期。
[96]扎西旺加：《〈记拉萨的韵律〉的拍摄》，http：//www.cndfilm.com/special/hpjf60/20110523/107195.shtml。
[97]李幸、汪继芳：《西方纪录电影与中国电视》，《电影艺术》1998年第3期。
[98]任远：《东西方电视纪录片对比研究》，《世界电影》1998年第5期。
[99]王竞：《老调重弹：什么是纪录片》，《电影艺术》1992年第6期。
[100]高维进、钟大丰：《记录与表达——关于新中国纪录电影的对谈》，《电影艺术》1997年第5期。
[101]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
[102]张江华：《影视人类学及其影片性质述论》，《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
[103]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页。
[104]当然在拍摄族群文化和信仰时候，导演根据自身经验强调尊重的重要性。“人的尊严、人的隐私应该享受充分的尊重。我们过去媒体就是老大，我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必须配合我，都必须接受我的采访。我们不能这样。西方有时候很羡慕我们的拍片环境，比如说你走到茶馆里，你想拍谁就拍谁。在新加坡也不允许，在新加坡你要在公共场所拍，你必须得到批准。因为你的拍摄有可能给别人造成伤害。”参见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
[105]江华：《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
[106]参见梁碧波：《用中国的画面语言讲中国故事——写在〈三节草〉获国际奖之后》，载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1999年版，第296页。
[107]《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令 第22号（1997.1.16）》，载于中国电影年鉴社编：《中国电影年鉴（1998—1999合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108]宋继昌、刘敬东：《用我们的纪录片到世界上发言》，《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109]编导赵重合在谈及《傈僳人家》创作时，主张纪录片应该还生活本来面目，摄影者不干涉现场而是纪录与观察。他提及，傈僳人家的小姑娘生病了，计划先观察一天再送往卫生所，只有婆婆儿媳妇焦虑，当然观众和拍摄者也都暗自着急，不过为了记录，不干涉最好。赵重合：《纪录片：还生活本来面目——〈傈僳人家〉创作谈》，载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9年版，第297—298页。
[110]任远、姚友霞：《让世界了解中国——纪录片〈最后的山神〉获奖的启示》，《中国电视》1994年第1期。
[111]《裸族的最后一个大酋长》是日本拍摄的一部人类学纪录片，记录了新几内亚岛上达达尼族的酋长制生活。
[112]任远、姚友霞：《让世界了解中国——纪录片〈最后的山神〉获奖的启示》，《中国电视》1994年第1期。
[113]任远：《东西方电视纪录片对比研究》，《世界电影》1998年第5期。
[114]许纪霖认为，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20年来思想界的所有分化和组合几乎都可以从中寻找到基本的脉络。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其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和反思的潜在性格。参见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第50期。
[115]吕新雨：《人类生存之镜——论纪录片的本体理论与美学风格》，《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116]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页。
[117]在此过程中，一些高校与相关研究所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纪录片生产，内容关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为数众多。例如，1993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在康区拍摄了《轮回与圆圈——藏传佛教文化现象研究》，记录了藏族的转神山、转神佛、转寺院等各种不同形态之转轮。转经和轮回的观念融入了藏族日常生活。《康区藏族牧民生活一日》展示了甘孜下雄牧民人家的生活场景，表现了康巴牧民的游牧生活。《藏族的雕版印刷术》介绍了德格古老的印经院，工匠们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印制佛经以供不丹、锡金、尼泊尔、日本佛寺之需。1998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法国汉学机构在青海同仁县合拍《神圣的鼓手》，该片记录了两个藏族村庄“六月歌舞节”的盛况，这项传统活动包括抬神、祈福、祭天、浴佛、驱邪等仪式。《仲巴昂仁》记录了青海果洛州民间说唱艺人昂仁的传奇人生，回顾了这位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传唱艺人50多年的坎坷生涯。该片结合他的离奇身世、藏族的日常生活、祭神的仪式等反映了《格萨尔》史诗深耕民间的文化现象及其对于藏人特殊的精神文化意义。《藏族水磨能和结构》介绍了甘孜地区使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水磨。《康南伸臂桥》介绍了甘孜州巴塘县金沙江至八宿、波密沿岸分布的一种独特的桥梁建筑“伸臂桥”。它由两岸叠压圆木节节伸向河心，犹如人伸出的手臂而得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参见张明：《藏地纪录片发展史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3期。
[118]山子：《〈深山船家〉在戛纳》，《电视研究》1994年第5期。
[119]Richard Kilborn，“How Real Can You Get？:Recent Developments in‘Reality’Televis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4，p.423.
[120]《纪录片魅力何在》，《人民日报》2000年4月29日。
[121]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5页。
[122]冯雷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表示不知道以及没有看过《沙与海》。参见黄小邪：《简单非简单——关于纪录片〈雪落伊犁〉及导演冯雷》，Bbs.pku.edu.cn。
[123]《“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在北京开幕》，http：//politics.gmw.cn/2015-04/20/content_15420922.htm。
[124]张同道：《遥远的和身边的——纪录片的选择》，载于《多元共生的纪录时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5]《中国教育电视台纪录片〈乌鲁布铁〉入围韩国釜山电影节》，http：//www.centv.cn/diandi/folder127/folder257/2013/10/2013-10-1649321.html。
[126]邓翔、杜斐然：《纪录片从影 一次惊喜的登场》，《新闻周刊》2004年第22期。
[127]社区影像实践在国内的发起依然是精英阶层在主导，同时真正的社区影像实践也存在诸多利益关系。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项目实践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少数民族村民通过DV技术和社区影像项目实现的自我表达十分有限。他们在项目的“文化聚合的向心力”和自身所属文化“文化阶层的离心力”的综合作用下，根据“场景”的不同表演着不同的身份认同，并通过表演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诉求和道德要求。参见胡特：《社区影像项目中的“表演”——关于参与者身份建构和呈现的田野研究》，2009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未刊。
[128]释比即端公，是羌语对不脱产的民间巫师的一种称呼。在羌族社会里，释比专门从事如祭山、还愿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死者安葬和超度等活动。他们是羌族宗教的主持者、阐释者，是掌握特殊法术的巫师，更是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2009年至2010年，“我爱纪录片小组”之“影像记录羌文化”成员，拿着最简陋的DV设备数次前往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茂县黑虎乡的崇山峻岭与碉楼民宅之间寻访到两位释比。影片用“访谈加口述”的形式，试图让当事人通过自己的语言阐述，揭示他们眼中释比文化的内涵和身处其间的个体命运。
[129]本片是布朗族章朗青年文化调查小组记录本村村民“赕威仙”，及不同村民对“赕威仙”的看法。“赕”意为奉献，“威仙”指物品种类数量丰富。“赕”是布朗族追求美好生活，与人分享劳动果实的重要习俗，它在布朗族人一生中具有深远意义。但近年来，受外部文化冲击，青年人的思想正在发生改变，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有消退，甚至有青年不知道自己在传统活动中该做什么。章朗青年文化调查小组旨在通过这类调查引导他们认识自己，促进文化反思及传承。
[130]《〈望乡〉在天津卫视开播 借“乡村之眼”展和谐之美》，http：//news.163.com/12/1204/15/8HT2636P00014JB6.html。
[131]《〈耶什格岔的春天〉：裕固族牧民在艰苦环境中的温情生活》，《中国民族报》2015年6月12日。
[132]“乡村之眼”是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多家植根于中国西部乡村社区的机构共同合作完成的一个公益影像计划。该计划在云南、青海、四川等省区对农、牧区学员进行视频拍摄和剪辑方面的培训，支持他们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来表达对自己家乡文化及环境的理解。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07年发起第一次培训活动至今，项目已经在云南、四川、青海共培训了80多名乡村学员，拍摄制作了近60部作品。目前，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坚持拍摄，该计划本身也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发展为一个公益影像行动。参见本报记者：《〈牛粪〉：一位牧民眼中的高原》，《青海日报》2014年2月21日。
[133]“乡村之眼”是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多家植根于中国西部乡村社区的机构共同合作完成的一个公益影像计划。该计划在云南、青海、四川等省区对农、牧区学员进行视频拍摄和剪辑方面的培训，支持他们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来表达对自己家乡文化及环境的理解。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07年发起第一次培训活动至今，项目已经在云南、四川、青海共培训了80多名乡村学员，拍摄制作了近60部作品。目前，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坚持拍摄，该计划本身也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发展为一个公益影像行动。参见本报记者：《〈牛粪〉：一位牧民眼中的高原》，《青海日报》2014年2月21日。
[134]《请观看CCTV9纪录片〈牦牛〉》，http//www.beefsys.com/detail.jsp？lanm2＝0408＆lanm＝04＆wenzid＝4735。
[135]《〈曼春满的故事〉放映讨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4378350100dhvb.html。
[136]付保红、徐旌：《曼春满村寨民族旅游中村民社会角色变化调查研究》，《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2年第1期。
[137]《在山野中记录历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21日。
[138]张海：《从聚焦到失焦——〈格姆山下〉的影视人类学解读》，《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3期。
[139]《失乐园：被误读的摩梭婚姻文化》，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0bf24d0100i4tp.html。
[140]同上。
[141]《从〈苦聪人〉到〈六搬村〉：影像定格苦聪人的变迁》，《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10日。
[142]《从〈苦聪人〉到〈六搬村〉：影像定格苦聪人的变迁》，《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10日。
[143]《从〈苦聪人〉到〈六搬村〉：影像定格苦聪人的变迁》，《中国民族报》2010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