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延安和济源三器群相互关系

从年代上来看，宝鸡器群最早出现在西汉中期晚段，流行于西汉晚期，到新莽和东汉集》，齐鲁书社，2006年。早期达到高潮。济源器群中的泗涧沟类器在西汉中期偏晚阶段就已经出现并开始流行，一直延续至东汉中期；蓼坞类器出现于西汉中期晚段，且已有较成熟的水平。延安器群出现流行的时间为西汉晚期到新莽前后。汉代复色釉陶器在宝鸡地区和济源地区出现流行的时间大致相同，而延安地区则相对较晚。

从纹饰上来看，延安器群与宝鸡、济源器群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图7），例如对比延安器群上常见的“∽”形勾云纹与济源蓼坞器类上的“∽”形缠枝纹发现。济源缠枝纹精细复杂，其间点缀有草叶纹样，而延安勾云纹显然是缠枝纹去掉草叶纹后的简化形式，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形纹似乎显示了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又如宝鸡斗鸡台汉墓H8出土的双领罐肩部的绿釉“U”纹，这种纹饰在延安的复色釉陶仓上较为常见。类似的现象在上述三地多有发现。另外，刻划填釉是延安器群的常见装饰工艺，这种做法宝鸡地区不见，而济源器群却有少量发现，显示了延安器群与济源器群之间的联系。

图7　济源与延安复色釉陶器装饰纹样比较

在器形上，延安与宝鸡的复色釉陶灶均为马蹄形，而济源则为长方形；延安和济源的复色釉陶壶均为假圈足，而宝鸡多为真圈足；仓的造型上，延安与宝鸡造型更加趋近，多为上部有遮檐的筒形仓，济源则为无遮檐的筒形囷；宝鸡的复色釉陶樽均有盖，延安与济源的多无盖；复色釉鸮形陶壶在延安和济源地区均有发现，宝鸡不见。

通过对宝鸡、延安、济源三地复色釉陶器年代、装饰纹饰和器物型制的对比，似可以初步认为，延安复色釉陶器在来源上可能同时受到济源和宝鸡的影响，并且表现出与济源更为密切的特征。有研究者认为这极有可能与西汉中晚期的移民戍边政策有关^[19]。《史记·平准书》记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0]《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关东徙贫民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21]。或许在西汉中晚期，从关中和关东迁往陕北戍边的民众中，就有来自陕西宝鸡或河南济源的制陶匠师，他们将先进的复色釉陶器制作技术带到了陕北南部的延安，并与当地的陶器制作、装饰工艺相融合，生产出了地域特色鲜明的延安复色釉器群。笔者曾在陕西渭南、山西侯马等地看到一些当地出土的造型和装饰与宝鸡、济源风格相似的复色釉陶器，也似乎表明这些地区是复色釉陶传播线路上的几个节点，而甘肃庆阳、宁夏固原出土的复色釉陶器则可能是宝鸡地区复色釉技术西传的结果。而且在文化的传播中，移民的方式更容易在空间上产生这种跳跃式的传播结果。关于宝鸡与济源两地之间复色釉陶器的关系，因缺乏相关资料，目前尚难理清，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