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任福相关史实
此墓墓主任福，明嘉靖乔世宁《耀州志》中有小传，云任福成化七年（1471）举人。“初知解州，后知高唐州。收解州盐税，秋毫无私。高唐值岁饥，盗起，福自循行抚之，盗遂解。高唐有刘御史者，状其子不孝，福察其有内谮，乃开谕御史，御史悟，父子如初。会王同知以大理左迁，福直以僚佐遇之，王不能平，数谮福当道，当道以福催科失时，数窘辱福，福自以廉直不容于时，意愤愤，发病死。”[24]《耀州志》对任福的相关记载仅有其大略，至于其家世子嗣以及本人的仕宦履历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017年，铜川市耀州区发现一部清抄本《张惇物文集》。此书作者张蒙训，是明代耀州号称“父子《春秋》三魁”[25]之一。张蒙训是任福的外孙，在其文集中，就保留着一篇《明奉训大夫山东高唐州知州任公墓碑》，所述即任福（图12）。我们据此对任福家世等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碑文所述任福的先祖只追溯至元代的任探马赤。探马赤本是元代的一种军官名称。清人赵翼说，探马赤“军名，谓兵之矫捷者”[26]。《元史·阔阔不花传》载：“太祖命木华黎伐金，分探马赤为五部，合置将一人。”[27]任福先祖取这种名字，是当时汉人蒙古化的表现。《廿二史札记》“元人多作蒙古名”条载：当时“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28]。岳婷婷认为，元代汉人取蒙古名，多数保留自己的姓氏，即“汉姓+蒙名的形式”。至于汉人为何取蒙古名，“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压力所迫，许多汉人把取蒙古名作为入仕的准备，特别是下层吏员。……当然，取蒙古名的原因绝不仅仅限于入仕做官。民族大融合时期，文化影响的对流和互补性，形成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大交流。蒙古文化风俗借助政治强势进入中原，在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中，逐渐渗入中原文化体系，并影响了汉人的某些风俗习惯。因此，在新的社会风气下，文化认同成为汉人取蒙古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取蒙古名是汉蒙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人蒙化的一个显著标志。”[29]任福先祖取探马赤为名，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耀州民俗的表现。
碑文记载，明代初年，任探马赤被编入耀州石人里，宅第位于耀州城西的儒家社。据张琏嘉靖《耀州志·杂志第八》“村管”条记载，明初耀州共设14里，其中“石人里，在州西五里，管村四：石人子、开家坡、王里堡、唐家堰”[30]。儒家社不在其列，说明此村在当时是人口比较少的小村落。儒家社村虽小但历史并不短。原存耀州延昌寺的承安二年（1197）《延昌寺创修三门助缘檀越姓名记》中就有“茹家社茹密”的记载[31]。说明在金代儒家社尚写作“茹家社”，而且村中还有茹氏居住，由此可知村名取自于居住者的姓氏。只不过后来随着家族的迁徙或消亡，茹氏逐渐在此无人居住，而村名也就渐渐讹变为“儒家社”了。此村今尚存，位于铜川市耀州区政府驻地西侧、铜川新区东南，行政区划归属于铜川市耀州区正阳路街道办。
任福（1439—1495），字天锡。其父任贵，母齐氏。成化辛卯（成化七年，1471），任福考中举人。因家道中落，加之母亲年老，不得已，遂直接由举人出仕。这种情况在当时被称为科贡官。对于科贡官，明代有相关规定。《明史·选举二》：“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32]对于选贡之法，明人乔世宁认为：“选贡法所以及时用才也。三途并用，法所以激劝吏治也。自学校士多，于是岁贡者多衰老之人。自进士科重，于是科贡者无自信之志。豪杰所为孤愤而太息也。余以为，先选贡而后可以行三途，积十余年而后可以见成效，论治安者无逾于此矣。”[33]严敦易先生说：“科举时代，为了照顾庞大数额的秀才的出路，防止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不满，特定制了一些办法，使得知识分子在不能从科考出身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做官的目的。这办法就是选一定数额的秀才做贡生，贡生可以充任杂职小官。被选定为贡生的办法很多，其中之一，是按年资挨次轮推，这一年挨着了，就叫做出贡。如本人不愿意，就让次一人递补。”[34]对于秀才年满三十岁时出贡的规制，在明人小说中也有反映。《警世通言·老门生三世报恩》中有老秀才鲜于同“到三十岁上，循资该出贡”的记载。但鲜于同并不愿意走此途径，故其多次让贡，最终耽误到四十六岁仍为秀才。别人劝他，他说：“俺若情愿小就时，三十岁就上了。肯用力钻刺，少不得做个府佐县正。”“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叙得极贪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末，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勾几年工夫，依旧做起。倘拼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有这许多下平处，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俺宁可老儒终身，死去到阎王面前高声叫屈，还博十来世出头。岂可屈身小就，终日受人懊恼，吃顺气丸度日！”后来在五十七岁时，鲜于同终于考中举人。次年“鲜于同五十八岁，会试，又下第了。相见蒯公，蒯公更无别语，只劝他选了官罢。鲜于同做了四十余年秀才，不肯做贡生官，今日才中一年乡试，怎肯就举人职。”[35]小说虽是虚构，但从中仍可看到时人对选贡官的看法。
任福出仕首任便是山西解州知州，时在弘治二年（1489）[36]。解州有盐池，这在当时是一个由国家控制的极为重要的资源，政府每年在此征收有大量的盐税。《明史·食货四·盐法》记载：“河东所辖解盐，初设东场分司于安邑，成祖时，增设西场于解州，寻复并于东。正统六年复置西场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场分司。洪武时，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弘治时，增入万引。万历中，又增二十万引。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地有两见者，盐得兼行。……岁入太仓银四千余两，给宣府镇及大同代府禄粮，抵补山西民粮银，共十九万两有奇。”[37]任福在解州知州任时，对所收盐税毫厘不染。且时常以德化教民，又亲自在学宫教授诸生，成果显著。两年后，因母亲齐氏故去，任福弃官守制三载。服阙，重新上任，被任命为山东高唐州知州。时值岁荒，饥民聚众为盗。任福亲自予以安抚，饥民遂散去，百姓乃安。此举深得时人赞誉。在任高唐州知州期间，又调解当地刘御史家庭矛盾，挑明症结所在，使御史父子和好如初。碑文中阙载刘御史名字。查光绪《高唐州志·选举志》，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进士有刘魁，曾任监察御史。[38]则任福劝解者当为此人。当时有王姓官员，从大理寺贬官为高唐州同知，任福以僚属对待，引起王氏不满。王氏屡屡在上官处诋毁任福，说其催科税赋不及时，令其经常为难。任福不容于当道，心中郁闷，遂一病不起，于弘治八年（1495）年九月十七日卒。弘治十一年（1498）正月，葬于儒家社村西北一里。正德十三年（1518），夫人李氏（1436—1518）卒，与任福合葬。
任福有子二人。长子任敏政，成化庚子（成化十六年，1480）举人，官河南开封府通判。次子任敏树，未出仕，因德高望重，被尊为义官，同时还推举为乡饮宾。所谓乡饮，是古代一种地方官邀请德高望重者举行宴饮，席间有特定的座次，以此来推行教化之意。参与者分别有宾、介宾等名号。《大明会典·乡饮酒礼》载：“乡饮之设，所以尊高年、尚有德、兴礼让。”洪武“十六年，颁行图式。一各处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乡饮酒礼。酒肴于官钱约量支办，务要丰俭得宜”。洪武十八年（1385）又规定：“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39]
任福有两女，长女嫁于崇宁（县治在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知县之子昌宗义；次女嫁于张琏，即张蒙训之母。任福孙辈人众，其中也不乏出众者。其长孙任光谱，嘉靖间贡生，曾任山西泽州学正。任福买地券中的任太儿，当即此人。嘉靖六年（1527）初刻张琏《耀州志》时，尚为生员的任光谱担任了誊录校勘工作，见该书卷尾题名[40]。任缮，嘉靖间贡生，曾任河南彰德府林县教谕。任约，嘉靖间贡生，曾任顺天府蓟州平谷县丞。任绾，嘉靖间贡生。以上四人均见铜川市耀州区博物馆藏嘉靖三十九年所刻之（1560）《国朝岁贡题名》碑。
关于任福世系，列图表如下：
图13 任福世系图
（器物照相：张明惠）
专家点评：周晓陆
从山西大同一直到陕西韩城，是一个古代玻璃器发现的“喇叭口”地带。宋明之后，这一类东西所见不多，在渭河、秦岭以北地区，琉璃器也好，玻璃器也好，对陶瓷业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人们谈到中国的玻璃，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唐宋以前，玻璃是很珍贵的，玻璃器的贬值是在明代，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在云南、广西都见过类似的玻璃器的做法，小墓葬也可以做大文章。借助于文献，多注意这类小型墓的资料，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小册子。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思考，挺好的。
【注释】
[1]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新区未来城明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2期。
[2]顾肇仓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09页。
[3]带座瓶图片可参看耀州窑博物馆编《陈炉耀州瓷精粹》，文物出版社，2007年。
[4]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第4、5期。
[5][明]李廷宝修、乔世宁纂：嘉靖《耀州志》卷四《田赋·物产》载，耀州“不种稻”。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影印，1976年，第24页。[明]刘泽远修、寇慎纂、孔尚标增修：《同官县志》卷三《田赋志·物产》：“谷则有黍稷、麦、椒、秫各数种，有荞麦、芝麻、稔，而近亦有稻。”《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影印，1997年，第308页。[清]袁文观修纂：乾隆《同官县志》卷四《风土志·物产》：“谷属：麦（大麦二、小麦二）、黍（有黑、白、赤三种）、稷（俗曰糜，种同黍）、梁（即粟也，俗名谷）、秫（俗曰高粱）、菽、稻（即粳也，俗名大米，惟东乡间有种者）、荞麦、脂麻。”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乾隆三十年（1765）抄本影印，1969年，第207页。余正东、田在养修，黎锦熙纂：民国《同官县志》卷九《生物志》：“谷属：芝麻、蓖麻子（油供燃料）、火麻子（兼作药用）。”《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28），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清]樊增祥修、谭
纂：光绪《富平县志稿》卷三《风土志·物产》：“谷类：大麦、小麦、荞麦……谷、豌豆、胡豆、稻。”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影印，1969年，第267页。
[6]袁胜文：《塔式罐研究》，《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7]如甘肃陇西宋墓中就出土有类似器物，参见陈贤儒《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第90、92页。
[8]实例可参看铜川新区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该墓为砖室墓，后壁及两侧壁各有券顶砖龛，后壁龛内放置有买地券和黑釉瓷罐各一件，其中的瓷罐，就属于五谷罐。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
[9]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10]铜川市考古研究所：《漆沮遗珍》，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94页。
[11]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1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六○《礼十四·凶礼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5页。
[13]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自然杂志》，2006年第4期。
[14]干福熹等：《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187页。
[15]如明清时期的山东淄博颜神镇的主要产业是煤炭、陶瓷以及玻璃。其中陶瓷中占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琉璃，见前引《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第199页。
[16][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277页。
[17]宿白：《〈白沙宋墓〉注释》（97、98），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62—63页。
[18]顺治十二年（1655）《胡氏买地券》：“维‘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祀’‘神魂□当用二月二十九日甲申安葬□’‘大清国陕西西安府耀州鱼庄里见在’‘南街居住寓胡氏本身之柩卜葬祖茔’‘四至俱佳祖茔永为吉兆何……’‘……保……经直符……’‘……主直符……’。”买地券2016年铜川新区出土，实物存铜川市考古研究所。
[19][唐]贾公彦撰：《周礼注疏》卷三十五，[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0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第878页。
[20]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21]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
[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铜川阿来金、明墓葬发掘简报》，《文博》2015年第2期。
[23][明]凌
初著，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记载：波斯商人玛宝哈“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把纸笔让与他。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起笔来写道：‘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两买成。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合同为照。’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乘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着，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押了花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17页。
[24][明]李廷宝修、乔世宁纂：嘉靖《耀州志》卷九《选举志》“科”，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影印，1976年，第250页。
[25]父子“春秋三魁”是指明代耀州张琏父子。张琏经魁第五；琏三子蒙启，经魁第四；琏四子蒙训，经魁第四。见[明]李廷宝修、乔世宁纂：嘉靖《耀州志》卷九《选举志》“科”，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影印，1976年，第251-253页。
[26][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蒙古官名》，中国书店，1987年，第419页。
[2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二十三《阔阔不花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3022页。
[28][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中国书店，1987年，第443页。
[29]岳婷婷：《元代汉人取蒙古、色目名考述》，《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
[30][明]张琏纂：嘉靖《耀州志》，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七十二），上海书店据明嘉靖二十年（1541）刊本影印，1990年，第107页。
[31]碑原存铜川市耀州区延昌寺（俗称万佛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村人砸碎修筑蓄水池。2016年清理残石，现存铜川市考古研究所。石高四尺五寸，广三尺八寸，记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姓名年月十五行，字数不等。首题“延昌寺创修三门助缘檀越姓名记”，楷书。杜穆撰、书并篆额。全文见武善树《陕西金石志》卷二四、页二一至二二，三秦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本影印。
[3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5页。
[33][明]乔世宁：《丘隅集》卷十九《丘隅意见》，民国十三年（1924）张鹏一辑本，第9页。
[34][明]冯梦龙编，严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6—257页。
[35][明]冯梦龙编，严敦易校注：《警世通言》卷十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56-257页。
[36]徐嘉清修，曲
锐等纂：民国《解县志》卷十上《官师表》，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九年（1920）石印本影印，1968年，第605页。
[3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食货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3页。
[38][清]周家齐修、鞠建章纂：光绪《高唐州志》卷五《选举·征辟》，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8册，凤凰出版社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本影印，2004年，第404页。
[39][明]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七八，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九○《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1—422页。
[40][明]张琏纂：嘉靖《耀州志》，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七十二，上海书店据明嘉靖二十年（1541）刊本影印，1990年，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