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辛村的记忆
（遇仙村）辛村巷道 贾平京摄 2017.10
我的老家辛村在华州区赤水镇。出赤水街东行约三四百米，就到了遇仙河边的安门前村。安门前村向北有条水泥大道，沿此道北行约四五百米然后穿过一个古典式“城门”以后，就到了我的村庄——辛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社化前，辛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从东到西依次是高家、常家和岳家。1958年公社化后，县上将我村东南不远处的瑞凝庄（有瑞南、瑞北、瑞西三个组）并入了辛村。从此，辛村就扩大了一倍，成为有六个自然村的大村。2015年，全县进行村镇调整时，县上又将辛村和罗家合并成了一个村——遇仙村。于是辛村作为独立行政村的历史宣告结束，成了遇仙村的一部分。本文中所说“辛村”，系指1958年公社化前的辛村（含三个组），其余部分均指公社化后的辛村（含六个组）。辛村形成于哪个年代？为什么叫辛村？有什么典故等，典籍上均无记载。所以，关于它的情况，只能从传说和人们的记忆里去寻找。
一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当时辛村的三个自然村并不相连，而且规模都很小，都是一道巷，三四十户人家，一百多人，都有古庙。高家的古庙，一座位于村东路北（高永安家右侧），一间宽，是个小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拆除；一座位于村子正中（高振强家左侧，紧靠大路），坐北向南，三开间，是三个村中规模最大、保存时间最长的古庙，2013年拆除。常家的古庙只有一座，位于村子西头，坐北朝南，一间宽，门槛很高，分为两拱，中间是个小天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拆除，庄基划给了刘智家，庙侧的生产路从此东移到村子中间（即现在的位置）。岳家的两座古庙，一座位于村子东头（大约在二狗家门前），门朝东，里面供奉着神像；一座位于村西南角（马铁军老宅之南），门朝南。这两座庙于1958年被拆除，神像一部分由几位老太太抬着，埋到了遇仙河中心的河沙里，一部分打碎后做了肥料。三个村里的古庙，除2013年高家拆除的那座叫无量庙外，其余均说不清了。无量庙即真武庙。据传，无量祖师即真武帝君，系道教执掌北方天界之神，负责记录三界中之功过善恶，职司消灾致祥、惩恶扬善。所以，那时我村的祈水仪式，历来都是在这座庙里举行的。除古庙外，那时高家有祠堂，常家有城墙遗址。高家祠堂位于高百瑞家西隔壁，解放后做了村初小，“文革”中（1969年）被拆除，青砖和木料做了新建初小（位于瑞凝庄村西、辛村正南之交会处）的建材。常家城墙的东南角、东北角、西南角分别位于杨豆豆、刘毅、刘山阳家现宅基地的后边。城墙地基很高，外面呈坡状，上面长满了茅草。小时候，我和玩伴们常在坡上玩耍。听村里老人讲，以前村里原本是有城门的。
二
那时，我村周边除庄稼地外，几乎全是湿地、水濠、苇子林、芦苇丛、沙梁、沙丘、荒草滩、乱杂坟等，其间常有野兽出没。夜半，村里常有黄鼠狼拉鸡的事发生，凄惨的鸡啼声忽然响了起来，熟睡的男人一跃而起，跑到鸡窝前把黄鼠狼赶走。冬季田野里，人们不时会看到老鹰抓兔子的奇景（“兔子蹬鹰”即由此而来）。我家隔壁的来义叔（大名余志杰，即余刚的曾祖父、余非凡的五世祖）有次，从赤水街赶集回来，手里提着几根麻花。当他走到“洋桥”东边沙滩地里时，一只老鹰猛地从空中俯冲而下，把他手里提的麻花叼走了。更有甚者，那时还发生过狼袭人或狼吃娃的事。
有次，来义叔领着幼子余长江去庄北地里看庄稼——他走在前，幼子跟在后，走着走着，忽听背后一声惨叫，回头一看，幼子满脸是血，一只狼仓皇逃跑了。此后，余长江嘴唇上便留下了一道伤痕，被玩伴们称为“狼咬”。之后此绰号便伴随了他一生，直至2006年去世。还有一次，变娃（十一二岁）和绒绒（八岁）小姊妹俩（刘力劼的老姑），正在路西地里拔小蒜，忽然一条饿狼窜到面前。绒绒以为是狗，对姐姐说，狗来了。谁知话音刚落，恶狼便扑上去咬住了变娃。绒绒吓坏了，赶快跑回家，说姐姐被狗叼走了。等爸妈一帮人赶到地里时，变娃的五脏六腑已全部被饿狼扒出来了——变娃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们村北依渭河，西临遇仙河，是个交通死角。于是，一些小商小贩及手艺人，常在这里走村串巷。他们经营的项目繁杂，品种也五花八门。其中有卖雪花膏凡士林的、卖洋碱（肥皂）、洋火（火柴）的、卖瓦盆瓦罐的、卖纸烟、煮青的；花籽换油的、烂套子换核桃的、烂铜烂铁烂头发换梨膏糖的；箍漏盆箍漏瓮的、缠笸篮缠筛子的、起刀子磨剪子的、焊壶钉锅吹糖人的；偶尔还有耍猴的、耍魔术的、演扁担戏的，等等。
进村后他们招揽顾客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有的敲锣（如耍猴的），有的打鼓（如演扁担戏的），有的摇拨浪鼓（如卖杂货的），大多数则是大声吆喝。那些大声吆喝的，往往是一进村便拉长嗓音，放开喉咙大声呼唤。那长长的呼唤声南腔北调，一下子从东传到西，把全村都穿透了。几声吆喝过后，便会很快招来一帮妇女和孩子。
三
赤水地势南高北低，我村位于最北端，地势最为低洼。因它西依遇仙河堤，积水向北向东又无出口，所以每逢涝季，积水便汇积在这一带，形成大片湿地和水濠——里面长满了芋子或芦苇。当时，三个村子之间，均是由苇子林或庄稼地隔开的。有时村民外出，走着走着就被路正中的积水挡住了去路。这时，行人会自然脱下鞋子，蹬水而过。行人若是一男一女，则男人会俯下身子让女人趴在背上，把女人背过去。雨季村民从井中打水，往往不用井绳，只要手提水桶一弯腰，便可打出一桶水。有时人们挖地，一钁头下去便会挖出个小水坑来。铁路护坡和遇仙河堤旁的湿地里，大小水坑连成一片，成了涝池。阴雨季节，那一带蛙声如潮，把一切都淹没了。地下水位高，盐碱便不断上泛，于是冬季很多地段往往是白茫茫一片，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因为水多、草多、湿地多，极易滋生孑孓，于是蚊子就很猖獗。我村一带的蚊子，多且不必说，而且个儿还特别大，身上带着花纹——人称“花花蚊子”。这种花花蚊子，厉害得争㞞——能隔着衣服咬人，一咬一个大疙瘩，把人痒得实实没办法。外乡人到了我村一带，根本撑不住火。为了预防蚊子夜间咬人，一些家庭便在地上堆些麦秸，上面撒层“六六六”（一种粉剂农药），然后点着麦秸、关上门窗，用浓烟熏上个把钟头，最后把地一扫，熏死的蚊子能扫半簸箕。于是久而久之，这里的蚊子便出了大名，有了“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一说。
听村中老人讲，那时每逢大旱，周边各村都有“取水”（即祈水）的习俗。我村的“取水”活动，常由刘力劼的曾祖父组织，在无量庙里举行，由“老梁”（一位外乡人）充当马仔。他带领三村男丁先在无量庙里烧香叩头，集体跪拜，然后打着彩旗提着瓦罐，敲锣打鼓步行至三十里外的五龙山下；在那里行跪拜礼后，从小溪中将溪水一勺一勺地舀进瓦罐提回村。据说，当时祈水的村子虽多，但唯独我村最为灵验。我曾因此思忖，这大约是待我村都旱得撑不住时，也就该到下雨的时候了。
历史上我村以农为主，主打产品是苞谷、小麦和棉花。因积水多，生产力低下，所以产量很低。比如小麦，村里就有“麦不过石”的说法（即亩产不会超过300斤）。因种庄稼不能养家糊口，所以村民只好另谋出路。当时的出路有两条：一是打箔子，二是学剃头。“箔子”即用苇子编成的帘子，盖房时铺在屋顶用来承载泥巴的。因我村周围长满了苇子，于是大家就地取材，干起了打（即编织）箔子的营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箔子一直是我村传统的手工产品，就连很多女人也都会打——我母亲就是打箔子的能手，三天打一床丈二箔子，绝无问题。村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盖房时都是来我村买箔子的。“文革”中我回村后，还和兴元哥（刘子涵的曾祖父）拉着架子车，去渭河北“细溜村”（即信义）卖过箔子。另外，村里出外学剃头的人也很多。以常家为例，刘力劼的曾祖父，杨豆豆的曾祖父、曾祖伯父，常高峰、刘乐、刘旭峰、刘炜的祖父等，都曾经从事过剃头，常年在外奔波。
四
因我村生态环境太差，所以祖祖辈辈劳作艰辛，生活清苦。妇女在水里摘棉花、掰苞谷是家常便饭。有些年份，积水多得小麦无法下种，村民只好赤脚在泥地里撒上麦籽。村民口粮以苞谷为主，常年吃的都是苞谷馍、麸子馍及野菜等；即是儿女很孝顺的老人，也很难吃到白馍。青黄不接的时月，断炊的家庭很多，需四处借粮，甚至还出现过出外讨饭的现象。住房也很紧张。以常家为例，当时有33户，其中24户都是“间半庄子绺绺房，过来过去都靠墙”——即兄弟几家合住一屋。全村没一家有院墙的。房屋山墙均以黄土夯成，底部能做几层“裹砖”就不错了，上部（即山花墙）多是用苞谷秆遮挡起来的；檐墙也全部以土坯垒成。因土墙不耐潮湿，所以每逢七八月“霖雨天”，房倒屋塌的情况便时有发生。我的发小刘进安，就是雨天在刘中华（的爷爷）墙下玩泥巴时，被突然倒塌的土墙塌折腿的。那时，村民穿的都是粗布衣服，而粗布全由妇女手工织成，过程非常烦琐——弹花、搓捻子、纺线、拐线、经布、织布等，最后用煮青染成黑色。所以除田间劳动外，妇女在家一年到头都忙得很，甚至须在煤油灯下通宵达旦地纺织。其生活之苦，在赤水一带是很有名的。
那时，我村孩子读不起书，所以有出息的人极少。现在回忆起来，历史上，我村仅出过两位名人，一位是刘竹轩，一位是高凤山（小名京山）。刘竹轩出身于常家的大户人家，是刘新旗的曾祖父、刘文柱的五世祖。他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后受聘于私立华县咸林中学，曾任校长十年之久，土改后去世。高凤山是高家人，解放前在义父岳炳光帮助下，赴陕北参加了革命。岳炳光系我村岳家人，早年参加革命，1922年在华县咸林中学上学时，就和潘自力（华县高塘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当过我国驻苏大使）等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中共早期党员王复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青年励志社，据说，后来在兵荒马乱中脱了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凤山曾在南京军区、陕西省贫协、西藏公学任职，后在宝鸡师院担任领导职务至离休。除此之外，我村再未出过任何有影响的人物了。正因为如此，周边人都笑话我村是个“水窝窝”，流传着“有女不嫁高常岳”的说法。
五
我村虽然偏僻荒凉，贫穷落后，但却有个突出特点——民风淳朴，邻里和谐，尤其是村民纯厚善良，包容心强。以常家为例，我们刘姓人家，本是从外地迁入常家的外姓之人，但村里的常姓原住户，对我们先祖及其后代，从未有任何非礼之处。因之我们刘姓繁衍很快，现在反倒成了村中的大姓。又如，土改那年，流落常家的三个外来单身汉老白、小邦、刘道夫，顺利地在常家落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未受任何歧视。再如，常家还有杨、余、岳四五户外姓人家，他们姗姗来迟，人寡势弱，但原住户均对其礼遇有加，双方相处得非常友好。所以，尽管日子很苦，但三个自然村世代为邻，和睦相处，从未产生过宗族纠纷。
一九四九年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村穷人翻了身，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经过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我村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58年公社化后，土地连成了片，政府发挥“一大二公”的优势，对我村周边统筹规划，兴修水利。当时采取的措施，一是在村“大路北”修了条十四五里长的“中央干渠”（“二华干渠”的一部分），使周边积水有了退路。这条大渠起于遇仙河东堤下，向东穿越左卫寨、彭家寨、任家寨及辛庄公社、侯坊公社诸多村庄，直达县城西侧的石堤河下（此处有抽水站）。二是在我村实施了“吊沟抬田”，即在农田上挖了一条条排水沟、排水渠，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排水网，从而降低了水位，抬高了农田。从此我村周边积水统统通过排水网流入“中央干渠”，然后顺畅地向东流走了。这套水利设施，既解决了我村积水成涝的历史性难题，又解除了土壤盐碱化的现实威胁。水患问题解决了，粮棉自然增产了，村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我村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1981年，村里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积极性，所以，从1982年起，年年都是大丰收。家家有了余粮，人人吃上了白馍，年轻人穿上了的确良、凡立丁。1982年夏收时，我家一举收获小麦近四千斤。我家人老几辈，从未有过这么多粮食，因此大喜过望。为感谢党的好政策，受父母之托，我和妻拉着架子车卖了七八百斤“爱国粮”，成为一时佳话。从此，我村解决了温饱问题，迈上了富裕大道。
二十世纪末以来，政府又大力提倡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创立“一村一品”。我村以此为契机，在村支书兼村主任吴增运带领下，开始探索发家致富的新路子。经过多年探索，现已找到了一条适合我村特点的致富之路——大力发展果业生产。因我村西邻遇仙河（沙河），土壤多为沙质，不适宜种植粮棉，却非常适宜栽种桃树——结的桃子色泽好、甜度大、产量高，尤其是成熟期早，易于抢占市场。于是近些年来，村民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作务水平，现已完成结构调整，实现了“一村一品”——所有土地均栽上了红桃。如今，我村果业经济远近闻名，果品营销至全国十多个省市。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常来我村打工，从事疏果、采果、装箱、拉运等工作。村民个个成了果业技术员，常被周边果农捧为座上宾——应邀传授剪枝等技术。每年收获季节，来自青海、宁夏、甘肃、河南、湖北甚至东北等地的客商，皆在我村安营扎寨，使我村成了县西最大的果品集散地。
由于果业经济效益远远大于粮棉产业，所以，村民收入迅速提高，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村里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小洋房，安了路灯，通了自来水；多数家庭用上了冰箱、彩电、太阳能、洗衣机、煤气灶，安装了电脑、电话，用上了智能手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半数家庭买了小轿车（或面包车）。总之，实现了温饱型向小康型的大转变，过上了小康生活。与此同时，镇政府、村委会大抓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使我村由一个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环境脏乱的旧村落，变成了一个村民富裕、交通便利、生产生活设施配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我村被省上命名为“陕西省文明村（镇）”，2008年，被中央文明办命名为“第四届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2011年，被省上命名为“陕西省‘一村一品’示范村。”
最近一段时期来，我村又遇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去年被国家住建部批准为全国第四批古村落保护村。今年被陕西省列为“十三五”古村落保护重点项目村；最近被渭南市确定为新农村建设样板村，由市住建局、安监局、侨联、省中行渭南分行四部门包联三年：被华州区确定为新农村建设幸福村，由区财政局、林业局两部门包联三年。目前已对我村环境建设做了初步规划，村级公园建设已于今日圈地划线，将破土动工。我村由此将迎来又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回顾历史，我村村民感慨万千——如今再也无人嘲笑我村是“水窝窝”了，也再无人说“有女不嫁高常岳”了。
刘正军
（渭南市教育局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