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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华州的历史源流与变迁
华州，是一个历史地名。在古代，曾是管辖过数县的雄邦重镇，也曾是只辖一县之地的散州。作为州级或县级行政区划，曾存在过一千多年。
民国初的1913年，改华州为华县。如今，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华县，设立渭南市华州区，使“华州”以市辖区的形式重新出现。
华州因何得名呢？宋朝大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三中说：“华州以华山得名。”
明代所修的《华州志》亦云：“华州以华山为名。”
清朝道光年间的《陕西志辑要》一书中对华州的释名是：“在华山下，故名。”也就是说，“华州”之名，取自于华山。
华州初设在南北朝时期。在此之前，这里称为郑县，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在今渭南市大部分地区设置了一个州，治所在今大荔县，因华山在其所辖的华阴县境内，故称华州（后人又称其为北华州）。
39年后，将今华县、华阴、合阳等地区从北华州划出，另设东雍州，治所在郑县（今华县）。这时的华州境内没有了华山，不免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憾。所以，东雍州设置28年后的西魏废帝三年（554），将境内有华山的东雍州改名为华州，而将境内没有了华山的原华州，改名为同州（以治所在古同国得名）。隋、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朝，华州州治始终在郑县（或原郑县），华山及其所属的华阴县也一直在其辖境内。
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后，华州不再管县，只治理今华县地区，降为县一级的散州，华山已在其辖境之外，但州名因循未改。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民国北京政府改华州为华县。
华州辖境变化较多。西魏废帝三年（554）的华州，领两个郡五个县，约为今华县、华阴市、蒲城县、白水县等地区。唐朝的华州，大多时间辖郑县、华阴县（含潼关）、下邽县（约为今临渭区北部）三个县。北宋、金时，华州辖郑县、华阴、蒲城、下邽、渭南五县。元朝时，郑县省入华州，辖华阴、蒲城、渭南三县。明朝时，辖华阴、蒲城两县，明初还曾一度辖过渭南、洛南二县。清朝时，在雍正十三年（1735）以前，辖华阴、蒲城、潼关三县，其后，华州降为不辖县的散州，等同于县。
民国建立后的第二年，公元1913年，将等同于县的华州改为华县，但积淀了一千多年的华州人文精神，却很难消失。数十年前的老一辈人，言语中还常常习惯以“华州”称呼华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州”一名又以“华州人民公社”“华州乡”的形式出现，时至今日，仍设有“华州镇”“华州街道办事处”。
而此地的各种店名、校名、公园名、网站名，乃至人名，以及文宣材料中，“华州”一词出现频率就更高了。这里人们的华州情结深厚长久，血脉相承。
华州是历史名州，一度在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尤其是在唐朝。
唐朝的华州，因在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以东180里，为京畿重地，故定为上辅之州，与岐州（治所在今凤翔）、同州（治所在今大荔）、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并列，在全国200多个州府中，地位仅次于京兆府（治所在今西安）、河南府（治所在今洛阳）、太原府（治所在今太原）。
华州是京城长安的东方门户，是拱卫京城的股肱之郡。长安通向中原的重要关隘潼关又在华州境内。为确保这一战略要地，唐肃宗时，在华州始设镇国军节度使、潼关防御使，管辖华州、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的军、民、财政。唐代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刺史，从唐肃宗后，镇国军节度使、潼关防御使多兼任华州刺史。
由于华州地望为高，所以，朝廷对其行政官员的人选予以特别重视。华州刺史多由重臣担任。比如唐代宰相令狐楚、李固言、刘晏、高郢、李绛、董晋、崔湜等17 人，在任相职之前或之后，都任过华州刺史。
因此，诗人李洞曾在一首《送知己任华州刺史》的诗中，称华州为“东门罢相郡”，意即被罢去宰相一职的人，都会去京城长安东门外的华州任刺史。
唐朝末年，皇帝唐昭宗在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形势下，为避难，曾在华州驻跸两年之久，朝廷百官随之而来，等于中央政府搬到华州，华州成了临时首都和全国的政治中心，连本应在京城长安举行的进士考试，都改在华州进行。
华州在唐代的地位较高，这在当时的一些诗文中屡有表现。
著名文学家韩愈称华州为“百郡之首，重于藩镇”，即：华州地位居天下各州郡之首，比各地藩镇更重要。
著名诗人刘禹锡有诗句赞华州为“百二山河雄上国”，意谓华州是关中的雄邦重镇。
另一诗人王建的诗称华州是“通化门前第一州”，通化门是京城长安的东门。此句的字面意思是：经长安城的通化门向东，出了京兆府，第一个州就是华州。而其实际寓意是：出了京兆府长安城，华州就是天下第一州。
通过以上记述，不难看出华州在唐代的政治军事地位之高，这也是华州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期。
唐朝灭亡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华州的政治地位下降，但依然是陕西乃至西北之重镇。
明朝《大明一统志》记：“华州前据华岳，后临泾、渭；左控桃林之塞，右阻蓝田之关，古人所谓百二之胜，天府之国也。”
明朝学者张光孝说：“关中为天下根本，而华州尤关中要地。”
即使到清朝，华州已降为不辖县的散州，人们仍然认为华州人文鼎盛，名州风采依旧。有人在少华书院讲堂撰一幅楹联，其下联是：“翕渭水华山灵气，人文大振名州。”
可见，清朝时，只辖一县之地的华州，一千多年积累的名气不减，历史凝聚的华州人文精神传承延续，华州响亮、大气的名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萦回不退。
闫广勤
（华州区地方史志学者）
华州历代建制沿革
西周时，今华州区属于畿内，称为“郑”地。西周初年，彤国分封在今境内的西南。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周宣王封其弟姬友（郑桓公）于郑地，即郑国。
春秋时的秦武公十一年（前687），秦国在此设郑县，这是本地设县之始。
战国时，郑县仍属秦国。
秦朝时，郑县属内史（治所在今西安市）管辖。
西汉、东汉时，郑县属京兆尹（治所在今西安市），三国曹魏和西晋时，郑县都隶于雍州京兆郡（治所在今西安市）。
十六国时期，郑县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夏等国。
南北朝的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于郑县设华山郡，上属泰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太和十一年（487）郑县属华州（治所在今大荔县北）华山郡。
孝昌二年（526）北魏又在郑县设东雍州，郑县改隶东雍州华山郡，州、郡治所都在郑县。
西魏时，于废帝三年（554）改东雍州为华州，华州领华山郡、白水郡。
北周时，郑县仍属华州华山郡。
隋朝时，于开皇三年（583）撤华山郡，大业三年（607）撤华州，郑县属京兆郡管辖；义宁元年（617）割京兆郡之郑县、华阴，复置华山郡，治所在郑县。
唐朝时，于武德元年（618）改华山郡为华州，辖郑县、华阴（包括潼关）、下邽（今渭南市临渭区北部）三县。
五代时，华州辖郑县、华阴、下邽。北宋时，郑县属永兴军路华州，华州下辖郑县、下邽、华阴、蒲城、渭南五县。
金朝时，郑县属京兆府路华州，华州所辖县与北宋同。
元朝时，省郑县入华州，郑县建制撤消，其境由华州直辖。华州上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治所在今西安市），下辖蒲城、华阴、渭南（包括下邽）三县。
明朝，华州隶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辖华阴（包括潼关）、蒲城。
清朝雍正三年（1725）前，华州属陕西省西安府。雍正三年后，华州升为直隶州，辖蒲城、华阴、潼关三县。乾隆元年（1736）以后，华州不再领县，属同州府（治所在今大荔县）管辖。
中华民国二年（1913）2 月，改华州为华县，隶陕西省关中道。
民国十六年（1927）撤关中道，直隶陕西省。
民国二十八年（1939）属陕西省第八行政区（治所在今大荔县）。
民国三十七年（1948）8 月，于华县设立陕西省第二行政区，辖华县、华阴、潼关、渭南、临潼、蓝田。
1949年5月，华县解放以后，属陕甘宁边区渭南分区。1950年5 月，隶陕西省渭南专区。1956年10 月，渭南专区撤销，华县直隶陕西省。1959年1月，华县与渭南、华阴、潼关合并，称渭南县，原华县分设华州、高塘、金堆三个人民公社。1961年9 月，恢复华县建制，属复设的渭南专区。1969年10 月，属渭南地区。1994年12 月，属渭南市。
2015年10 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华县撤转为渭南市华州区，并于2016年1月22日由市委、市政府授牌正式设立。
闫广勤
（华州区地方史志学者）
华州区行政区划的演变
在华州这块热土上，公元前11世纪建立古彤国，公元前806 年建立古郑国，公元前687年，秦设郑县，西魏废帝三年设华州，民国二年（1913）2月改华州为华县（设州历时1359年），2016年1月，改华县为华州区。
明代以前，华州区境内区划资料甚少，仅记唐代有安乐乡，五代后唐时有罗文乡，北宋时有大扎乡，金朝时有大理乡，元朝有丰原乡。
明代，区境内有4乡41里。
将相乡：在华州城区以东，辖将相（汾阳王故里，含出将入相之意）、柳枝、广润（河润九里）、孟村、临渭、拾村（桓公居咸林迁拾）、通渭（二里以近渭）、六坊（多水多坊）、罗纹、通化、少华11里。原先，还有义坊、丰润2 里。
孝弟乡：在华州城区以北，辖孝弟（后汉蔡顺采桑椹供母至孝）、新庄、侯坊（唐人养马亦于泾渭远其同华置八坊，其地千二百三十顷，苜蓿、苜麦用牧奚三千人）、大涨（涨，水大貌，二里以其近渭）、小涨、遇仙（陈抟入华山路过这里）、平定（唐昭宗驾回长安，克定强藩，遂于华建坊，曰平定）、宝义、集贤（唐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聚集相欢）、宝胜、唐村（华州北五里，唐昭宗迁建兴德宫）、岳前12里。原先还有崇安里。
仁义乡：在华州城区以西，辖兴仁（武王东伐纣，告太平于此，尝兴仁义之师）、兴义、新兴（唐乾宁四年华州为兴德府）、车独、故县、郭市、太宁（唐垂拱元年改华州为太州）、甘泉（泉流清湛、饴美可吸）、清宁、西关10里。原先还有西溪、徐村2里。
丰原乡：在华州城区西南，辖丰原（高平曰原，收入丰于他处）、兴修、白泉、太平、吕胜、东能（鳖三足能带切）、西能、良侯8里。原先还有高塘、东阳、渔村、圣山4里。
清代，仍为4乡41里，各乡辖里有所变动。
民国初年，华县区划仍沿明清乡、里制，为4 乡42 里。
民国十四年（1925）改为4 区42里，后又改为5区35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后，取消区制，实行保甲，初出35联保，后改为23联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全县调整为13个联保，次年联保改乡，即桓公、令公、莱公（纪念郑桓公、令公郭子仪、莱公寇准）、沈阳、赤水、瓜坡、大明、通仁、石孟、集太、清光、丰镇、岭南13个乡，共辖91保，2061甲，132011 人。
1949年5 月23日，华县和平解放，24日，华县人民政府成立，废除国民党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新政权。
5月底，接管了国民党13个乡公所，沿用旧制，建立13个区人民政府（同仁区公所驻少华镇、桓公区公所驻西关街、令公区公所驻柳枝街、石孟区公所驻毕家村、莱公区公所驻下庙街、沈阳区公所驻侯坊街、赤水区公所驻赤水街、清光区公所驻东阳村、集太区公所驻圣山村、丰镇区公所驻高塘街、大明区公所驻大明寺、瓜坡区公所驻瓜坡街、岭南区公所驻东坪），将保改为乡，共57个乡。
7 月，将石孟与令公区合并为柳枝区，赤水区与沈阳区合并为赤水区，取消甲。
8月，区划调整，将原13个区改为8区1市，并将地名称谓改为数字称谓。桓公区与同仁区合并为第一区，柳枝区为第二区，莱公区为第三区，赤水区为第四区，清光区与集太区合并为第五区，丰镇区与大明区合并为第六区，瓜坡区改为第七区，岭南区为第八区。又设城关市，8区1市54个乡，290个行政村，152000人。
1950年5月，将城关市并入一区，全县7个区，51个乡，267个行政村。1953年7 月，又调整为8个区，53个乡，171912 人。
1955年3月，华县人民政府改称华县人民委员会。
1955年10月，将区名以数字命名改为以地名命名，全县8区1镇、53个乡。
1956年6月，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撤区并乡，保留三个区（岭南，宜棉、高塘），设立17个乡。
1957 年4 月，撤销三个区，全县20个乡。
1958年8 月，合并为10个乡，9 月，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改乡为人民公社，全县10个人民公社，即东风（城关）、华锋（莲花寺）、先锋（毕家）、红星（下庙）、卫星（侯坊）、五星（赤水）、燎原（高塘）、星火（大明）、红旗（瓜坡）、幸福（金堆），共336个生产大队。
12 月，华县建制撤销，并入渭南大县，原华县辖区设立华州、高塘、金堆三个人民公社，25个管理区，189个生产大队，1208个生产队。
1961年8月，华县建制恢复，全县划为14个人民公社，239个生产大队，1500个生产队。
1962年5月，全县18个人民公社，242个生产大队，1417 个生产队。1965年7月，增设城关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3 月，华县人民委员会和公社、镇相继被造反派组织夺权，“华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主持全县工作。
1968年9 月5日，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公社（镇）革命委员会亦先后成立。1980年12 月金堆公社改为镇。
1981年3 月，华县革命委员会改称华县人民政府。
1982年开始实行政社分设，恢复乡镇人民政府建制。1983年4月，在金惠、少华试点，5 月，金惠、少华两公社改为乡。1984 年3 月，全县公社改为乡（镇），生产大队改为村，5 月，全县建立17 个乡和城关、金堆两个镇。12月，瓜坡、赤水、杏林、莲花寺、柳枝、高塘6个乡改为镇，全县8镇11乡，242个村，1368个村民小组，17个居民委员会。
1997年12月，大明、下庙撤乡建镇，全县10个镇9个乡。
2002年3 月，撤乡并镇。城关镇与华州乡合并为华州镇，少华乡并入莲花寺镇，东赵乡并入瓜坡镇，圣山乡并入高塘镇，侯坊乡并入辛庄乡，全县10个镇4个乡。
2012年10 月，撤乡并镇。毕家乡并入柳枝镇，辛庄乡并入赤水镇，东阳乡并入高塘镇，金惠乡并入大明镇。全县共10个镇不变。
华州镇镇政府驻县城新华大街西段，下辖马斜、崖坡、铁马、西关、温巷、大街、城内、吴家、张场、团结、西罗、王什字、王堡、蔺家、杜家堡、杨巷、赵村、㭠农、宜合19个村民委员会，69个村民小组，36个自然村和大街、西关、吴家、电力、红岭5个居民社区。
杏林镇政府驻南王堡，下辖杏林、三溪、梓里、李庄、老官、磨村、龙山、李坡、城南、车湾、灰池、天岩、康坪、梁西14 个村民委员会，77 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07.3平方公里，耕地9000亩，总人口31841人。
瓜坡镇镇政府驻瓜坡街，下辖瓜底、张岩、井沟、沟岭、三留、三小，故城、马泉、姚郝、过村、湾惠、井堡、南沙、良侯、北沙、君朝、阎岩、东赵、孔村、田杨、庙前、黄家、李托23个村民委员会，129个村民小组，总面积4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6000亩，总人口26372人。
大明镇镇政府驻大明寺，下辖大明、三义、高楼、沟南、孙堡、吕塬、赵家、唐安、算王、杜湾、白泉、方寨、渔池、马场、水渠、里峪口、桥峪、汤坊、毛沟、北耐、李岩、寺王、杜塬、兴国、崔马、韩凹、下李、薛马、雷西、马峪30个村民委员会，200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4061 亩，总人口34689 人。
高塘镇镇政府驻高塘街，下辖朱张、铁里、同家、北村、南堡、吉河、柿村、二合、枣园、处仁口、腰村、东峪、吉尧、寺前、罗吝、西湾、老年、大王、刘堡、圣山、南麦、寺底、忠靳、薛底、北侯、南侯、江村、里寺、堡底、泽口、韩良、东阳、胡磊、侯岩、宋斜、小村、安尧、拆头、南堡（涧峪口）、留马、西峪41个村民委员会，23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50517 人，耕地面积60136亩。
赤水镇镇政府驻赤水街，下辖赤水、水城、乔家、南会、程高、郭村、漾田、罗家、楼梯、辛村、蒋家、麦王、新城、台台、江村、南吉、辛庄、沙弥、魏三庄、城内、李家、薛史、马庄、太平、侯坊、贾家、王里渡、刘家、姚家、李家堡、陈家、步背后、雷家33个村民委员会，199个村民小组，125个自然村，总人口48669人。总面积7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9400亩。
下庙镇镇政府驻下庙街，下辖南解、秦家滩、康甘、田村、甘村、惠家、滨坝、下庙、牛市、简家、吊庄、王巷、什字、新建、三吴、苟家、东周、西周、姜田、车堡、杨相21个村民委员会，11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5876人，总面积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9600亩。
柳枝镇镇政府驻柳枝街，下辖南关、丰良、孙庄、梁堡、上安、伏中、东新庄、张桥、构峪、西沟、石沟、彭村、北拾村、秦家、钟张、王宿、毕家、孟村、北刘、拾村20个村民委员会，14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3000人。总面积100.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0390 亩。
莲花寺镇镇政府驻高家河，下辖三合、八里店、袁寨、长寿坡、党家河、白家河、高家河、南马、北马、西马、罗纹、肖场、白石、龙潭、水峪、荷草、乔堡、少华、何巷、西寨、瓦头、东罗、庄头、时堡、南寨、汀村、由里27个村民委员会，118 个村民小组，2个社区，总人口29080 人。总面积29.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9884亩。
金堆镇镇政府驻金堆街，下辖东坪、草坪、任家滩、西川、铁炉、罗涧、车台、寺坪、栗峪、栗西、大栗西、西坪、武坪、芋坪等14个村民委员会，3个社区，8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1688人，总面积22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014 亩。
2015年2 月初，华州区（原华县）完成镇村行政区划调整重组工作。调整合并重组后，华州镇改为华州街道办事处，其他各镇不变，全区原242个村民委员会合并重组为14个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和121个村民委会。具体合并重组情况如下：
杏林镇
将车湾村、灰池村、天岩村、康坪村合并，命名为朝阳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1742 人），办公地点为社区办公室内。
将梁西村、老官台村、李庄村合并，命名为李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2159人），办公地点在原李庄村。
龙山村、磨村、杏林村、梓里村、三溪村、城南村、李坡村7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杏林镇辖2个新型农村社区，7个村委会。
金堆镇
将大栗西村、西川村、栗西村合并，命名为金新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1894人），办公地点为金堆镇移民新村。
将武坪村、草坪村、任家滩村合并，命名为任家滩村民委员会（2361人），办公地点为原任家滩村。
将东坪村、芋坪村、西坪村合并，命名为东西坪村村民委员会（2194人），办公地点在原西坪村。
将车台村、罗涧村、铁炉村合并，命名为铁炉村村民委员会（2036人），办公地点为原铁炉村。
将栗峪村、寺坪村合并，命名为寺坪村村民委员会（1666人），办公地点为原寺坪村。
合并后，金堆镇辖1个新型农村社区，4个村委会。
下庙镇
将三吴村、苟家村合并，命名为曙光村村民委员会（2367 人），办公地点为原苟家村。
将东周村、西周村合并，命名为周村村民委员会（2038人），办公地点为原西周村。
将什字村、新建村合并，命名为胡村村民委员会（2700人），办公地点为原什字村。
将杨相村、简家村、吊庄村、车堡村、姜田村合并，命名为新下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3049 人），办公地点为原杨相村。
将下庙村、惠家村、牛市村合并，命名为下庙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2766 人），办公地点为原惠家村。
康甘村、南解村、王巷村、秦家滩村、滨坝村、田村、甘村7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下庙镇辖2个新型农村社区，10个村委会。
柳枝镇
将丰良村、伏中村合并，命名为泉护村村民委员会（2933 人），办公地点为原丰良村。
将南关村、上安村合并，命名为南关村村民委员会（3940人），办公地点为原南关村。
将梁堡村、构峪村合并，命名为樱桃沟村村民委员会（1160人），办公地点为原梁堡村。
将西沟村、石沟村合并，命名为新园村村民委员会（799人），办公地点为柳枝新区。
将王宿村、北刘村、秦家村合并，命名为毕家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4616人），办公地点为原王宿村。
将北拾村、拾村合并，命名为新拾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4456人），办公地点为原拾村。
东新庄村、张桥村、孙家庄村、毕家村、彭村、孟村、钟张村7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柳枝镇辖2个新型农村社区，11个村委会。
瓜坡镇
将井堡村、过村、良侯村合并，命名为良侯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3269人），办公地点为原良侯村。
将井沟村、张岩村、沟岭村、瓜底村合并，命名为瓜底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3201人），办公地点为原瓜底村。
将李托村、田杨村、黄家村合并，命名为黄家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3188人），办公地点为原黄家村。
将三小村、庙前村合并，命名为庙前村村民委员会（2328人），办公地点为原庙前村。
将北沙村、君朝村合并，命名为君沙村村民委员会（2480人），办公地点为原君朝村。
将故城村、马泉村、湾惠村合并，命名为湾惠村村民委员会（1594人），办公地点为原湾惠村。
南沙、闫岩、东赵、孔村、三留、姚郝6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瓜坡镇辖3个新型农村社区，9个村委会。
华州街道办事处
将宜合村、赵村、㭠农村合并，命名为㭠农村村民委员会（2547人），办公地点在原赵村。
将马斜村、崖坡村、铁马村合并，命名为铁马村村民委员会（1777人），办公地点为原铁马村。
将张场村、西罗村、团结村合并，命名为团结村村民委员会（1135人），办公地点为原西罗村。
将大街村、城内村合并，命名为城内村村民委员会（2200人），办公地点为原城内村。
将杨巷村、温巷村、西关村合并，命名为西关村村民委员会（2743人），办公地点为原西关村。
将吝家村、王堡村合并，命名为吝家村村民委员会（1410人），办公地点为原王堡村。
将杜堡村、王什字村合并，命名为王什字村村民委员会（3112 人），办公地点为原王什字村。
吴家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华州街道办事处辖8个村委会。
高塘镇
将忠靳村、薛底村合并，命名为薛底村村民委员会（2390人），办公地点原薛底村。
将寺底村、西湾村、老年村合并，命名为老年村村民委员会（2112人），办公地点原老年村。
将刘堡村、圣山村合并，命名为圣山村村民委员会（1934人），办公地点原圣山村。
将罗吝村、寺前村合并，命名为寺前村村民委员会（1412人），办公地点原寺前村。
将大王村、北侯村合并，命名为北侯村村民委员会（2223人），办公地点原北侯村。
将堡底村、里寺村合并，命名为堡里村村民委员会（2000人），办公地点原里寺村。
将泽口村、韩良村合并，命名为韩良村村民委员会（1931人），办公地点原韩良村。
将侯岩村、宋斜村、胡磊村合并，命名为胡磊村村民委员会（2719人），办公地点原胡磊村。
将安尧村、小村合并，命名为小村村民委员会（2013人），办公地点原小村。
将吉尧村、留马村合并，命名为留马村村民委员会（3165 人），办公地点原留马村。
将西峪村、东峪村合并，命名为涧峪村村民委员会（2388人），办公地点高塘镇移民新区。
将处仁口村、枣园村、腰村合并，命名为腰村村民委员会（2258人），办公地点原枣园村。
将吉河村、南堡村合并，命名为南堡村村民委员会（3248人），办公地点原吉河村。
将二合村、柿村合并，命名为柿村村民委员会（2492人），办公地点原柿村。
北村、同家、涧峪口、南麦、拆头、铁里、南侯、东阳、江村、朱张10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高塘镇辖24个村委会。
赤水镇
将水城村、赤水村、乔家村合并，命名为赤水中心社区居民委员会（3657人），办公地点为原赤水村。
将城内村、南吉村、太平村合并，命名为小涨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4182人），办公地点为原城内村。
将辛村、罗家村合并，命名为遇仙村村民委员会（2302 人），办公地点为原罗家村。
将新城村、台台村合并，命名为大涨村村民委员会（2666人），办公地点为原台台村。
将马庄村、李家村合并，命名为李马村村民委员会（2246人），办公地点为原李家村。
将程高村、南会村合并，命名为会东方村村民委员会（2065人），办公地点为原南会村。
将雷家村、刘家村、步背后村合并，命名为南侯坊村村民委员会（2566人），办公地点为原步背后村。
将姚家村、李家堡村、陈家村合并，命名为朱村村民委员会（2935人），办公地点为原陈家村。
将楼梯村、漾田村合并，命名为田梯村村民委员会（2719人），办公地点为原漾田村。
麦王村、郭村、江村、蒋家村、贾家村、侯坊村、王里渡村、沙弥村、辛庄村、魏三庄村、薛史村11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赤水镇辖2个新型农村社区，18个村委会。
莲花寺镇
将水峪村、荷草村、龙潭村合并，命名为龙潭村村民委员会（1731人），办公地点为原水峪村。
将肖场村、白石村合并，命名为白石村村民委员会（1823 人），办公地点为原白石村。
将党家河村、白家河村合并，命名为白家河村村民委员会（1753人），办公地点为原白家河村。
将袁寨村、八里店村、长寿坡村合并，命名为长寿坡村村民委员会（2177人），办公地点为原长寿坡村。
将高家河村、三合村合并，命名为高家河村村民委员会（1404人），办公地点为原高家河村。
将南马村、北马村合并，命名为楠新村村民委员会（1593人），办公地点为原南马村。
将汀村、由里村、时堡村合并，命名为时堡村村民委员会（2018人），办公地点为原时堡村。
将西马村、罗纹村合并，命名为忠义村村民委员会（1470人），办公地点为原罗纹村。
将瓦头村的凹子组、七岔口组、封官组与东罗村合并，命名为东罗村村民委员会（1888人），办公地点为原东罗村。
将瓦头村的瓦头组、虫陈组与西寨村合并，命名为西寨村村民委员会（1361人），办公地点为原西寨村。
将乔堡村、少华村合并，命名为少华村村民委员会（1399人），办公地点为原乔堡村。
何巷村、南寨村、庄头村3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合并后，莲花寺镇辖14个村委会。
大明镇
将三义村、算王村、马场村、大明村合并，命名为大明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3419人），办公地点为原大明村。
将北耐村、毛沟村、汤坊村合并，命名为毛沟新型农村居民委员会（3153人），办公地点原毛沟村。
将马峪村、雷西村、薛马村合并，命名为薛马村村民委员会（2126人），办公地点在原雷西村。
将韩凹村、崔马村、兴国村合并，命名为兴国村村民委员会（2586人），办公地点原兴国村。
将杜塬村、寺王村合并，命名为寺王村村民委员会（1758人），办公地点原寺王村。
将桥峪村、水渠村合并，命名为水渠村村民委员会（2701人），办公地点在原水渠村。
将沟南村、孙堡村合并，命名为孙堡村村民委员会（2583 人），办公地点原孙堡村。
高楼、吕塬、赵家、唐家、杜湾、白泉、方寨、渔池、里峪口、李岩、下李11个村委会行政区划不变。
合并后，大明镇辖2个新型农村社区，16个村委会。
邵拉雄
（华州区党校高级讲师）
华州城的历史变迁
大唐王朝的唐代宗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在今华州区城的位置上，一座新城建成了，这就是华州城。此后，这个城市虽在1253年的历史风尘中饱经沧桑，但始终屹立在这个位置上未曾迁动。
华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始于南北朝的西魏废帝三年（554），当时的州城并不在今城区位置，而是在赤水镇的郭村一带，郭村村名的来历，即因此地曾为城郭而得名，非因郭姓聚居而来。53年后的隋朝大业三年（607），撤华州建制，华州城也被废弃。唐朝建立时，于武德元年（618）又恢复华州，武德四年（621）在被废弃的华州城东一里处再建了华州城。这一时期华州城的规模已不知晓。时隔144年，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镇国军节度使兼华州刺史周智光在今城区处重建新的华州城。这就是今华州区城区建设的滥觞。
永泰元年所建华州城的规模较大，唐以后的五代、北宋、金各朝，华州城基本维持了唐代格局，元朝时虽在西北隅有拓修，但变化有限，我们可以统称这一时期的华州城为唐华州城。《续华州志》记这个华州城“周七里一百五十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其遗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许多保存，原县城建局当时对此作了勘察，结果是，唐华州城的遗迹共长约8500米，也就是说，唐城的周长大约十七华里，《续华州志》的“周七里”，应为“周十七里”之误。
经勘查，唐华州城（包括元代拓修部分）的北城墙，东起今东关以北一二百米处，向西经华州街道办事处潘陈村、张场村之南，温家巷以北等处，至华州街道办事处杨巷村北二三百米处为止。原华县城关棉绒厂厂区北墙，有一段30多米长、3-5米高的土夯高台，就是这一段城墙保存至今的珍贵遗迹。西城墙北起今华州街道办事处杨巷村村西，向南经铁炉巷村西，变成东西走向，经铁炉巷村南，又折向南，经崖坡村东，再折向东，在今华州街道办事处吴家村南、马泉堡南，变成东西走向的南城墙。东城墙北起东关原郭子仪祠东二三百米处，向南经莲花寺镇封官台村西、瓦头村西、虫陈村东，再折向西南，经西寨村西，在马泉堡村东与南城墙相接。
唐华州城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今华州区城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达到当时华州城的规模。唐代华州是京城长安的东方门户，近畿上辅之地，“百郡之首”（韩愈语），辖郑县（即今华州区）、华阴市（含潼关）、下邦（今渭南临渭区北）等县，因此唐代华州城的规模，是当时华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位置重要性的体现。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华州发生了毁灭性大地震，包括城墙在内的所有建筑物均倒塌。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1556年1月），当时的华州知州朱茹重建了华州城墙。这次建的州城比唐城缩小，其北城墙仍为唐华州城的北城墙，但西、南、东三个方向向里收缩。西城墙和北城墙的连接处，大体在北环路与新秦北路相交处附近，然后西城墙向南，经今西关街东口，沿新秦北路西侧向南延伸，约止于今酱园住宅小区一带。南城墙约西起酱园住宅小区一带，东经物资局住宅小区南、南街南口，再向东延伸到今莲花寺镇西寨村西二三百米处。东城墙大体南起西寨村西向北，经今少华中学校园内，至官道（柳枝至赤水公路）三门巷北口与东关之间，然后沿西北方向与北城墙相接。
明朝大地震后重建的华州城，据民国《重修华县县志稿》卷三记：“周长九里”，东南西北各有一城门，门上皆有城楼。其西门约在今西关街东口，门曰“望安”，楼称“挹渭”。东门约在今三门巷北口与东关之间，门曰“镇潼”，楼称“镇华”。南门约在今城内村南街南口（教师进修学校大门北百米），门曰“见山”，楼称“瞻华”。北门位置不详，门曰“带渭”，楼称“通渭”。
这个时期的华州，虽已不是近畿之地，地位较唐代大为下降，但仍为关中东部重镇，辖华阴（含潼关）、蒲城等县（郑县已省县入州）。州城规模虽然比唐代缩小，但仍相当可观。
时至清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华州城的规模仍与明代相当。乾隆元年（1736）始，华州不再管县，降为相当于一个县的散州（虽仍称为州，实为一县）。政治地位进一步的下降。再加上清朝末年的战乱频繁，天灾不断，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华州城已是“幅员寥阔，年久坍塌，居民鲜少，难资守卫”（清《三续华州志》卷二）。同治七年（1868），华州知州王赞襄遂再次收缩州城，重修了一个小城。这个华州城的东城墙、南城墙依原来的旧城墙，另新筑西城墙、北城墙。西城墙北起今咸林中学教职工住宅区西北角，向南经咸林中学西校门，延伸到法院住宅小区，再向南与旧南城墙相接。北城墙西起今咸林中学教职工住宅区西北角，沿咸林中学北院墙向东，经少华中学北二百米处，与旧东城墙相接。这时的华州城周长“四里一分”，民国时，有人精确测量为2394.55 米。这个规模，不但难与唐华州城相比，就是与明华州城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清同治七年修筑的华州城西门，建在今丝巷路北口与法院住宅小区之间，门曰“镇乾”。北门建在今三门巷路与咸林中学北院墙相交处，门曰“拱极”。当时未建东门。到了光绪元年（1875），知州俞志敬添修了东门，位置约在今华州街道办事处城内村民委员会办公室东一二百米处（莲花寺镇西寨村西北），门曰“延春”。
上述在今城区位置，于唐朝永泰年间、明朝嘉靖年间及清朝同治年间的三次重要的城郭建设（小规模整修不算），被称为“三筑华州城”。
民国时，华州改为华县，华州城自然变为华县城，县城延续清末华州城的规模，没有什么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已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原城墙、城门逐渐废弃。七八十年代，县城建设开始突破清末、民国的州城、县城范围，渐达明朝嘉靖年间的水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区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城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城区东至少华山服务区东侧边界，西至规划赤西路，北至郑西高铁路，南抵秦岭北麓的龙山村、李坡村、荷草村南，规划面积548平方公里，2017年底已建成面积127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到6.8 万。一座初俱规模、功能逐渐完备的现代化城市正在形成。
闫广勤
（华州区地方史志学者）
华州区各街镇的集、会时间
华州区集市贸易一般按农历计时，定期交易。
据明《华州志》载：隆庆六年（1572）前后，华州每月有集、会50多次。另外有年会8次。
集日是：城内每旬前5 日；西关每旬后5 日；柳子（枝）每旬逢三、八日；赤水间日。
会日是：城隍庙四月一日和二月八日：西关六月六日和十二月八日；赤水逢三日；东关逢四日和三月二十八日；下庙八月八日；少华岳神祠七月十五日；赤水哄庙十月十日。
清光绪八年（1882），华州每月有集、会180多次，年会9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县集、会日仍沿旧例。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形成以后，“大跃进”时期，华县集市贸易曾两次关闭。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华县各集镇的会期一律改为星期日，传统年会亦随之取消。此时，集市贸易面临厄运，物资交流受到阻碍。
1980年5 月，华县革命委员会决定，从6 月1日起取消星期天集日，恢复花插集日，每个集镇每月统一定为6个集日。
1984年，随着市场的开放，柳枝镇每月再增加3个集日。1989年，全县每月集日有60多次，计：
城关逢四、十；高塘逢五、九；赤水逢三、七；瓜坡逢一、六；
侯坊逢二、八；下庙逢五、九；罗纹逢二、六；柳枝逢一、五、八；
金堆逢二、八；王宿逢四、八。
在华州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原始商品交易。集会的汇聚之地就在各个乡镇上，当地人将这种活动称之为“上会”。华州区农村，村落面积宽，村民居住分散，离县城较远，加之平时农活太忙，不可能天天上街去。需要买生活日用品或者销售自家农产品，都会在约定俗成的赶集时间，集中到乡镇街道，或买，或卖，或聚，或吃，或看，或娱乐。
赶集那一天，村上的人一定会起个大早，三三两两、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就会从远近不同的家中出发，边走边聊。
农村赶集的时间并不是统一的，一般是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十，每个集大约相隔三五天。
很多村民一大早就会来赶集，有的会把当季自己家田里的农作物拿出来卖。不但新鲜而且价格不贵，还可以讨价还价。
集市上的服装摊，卖的不是牌子，而是价格便宜。
那时的人虽然不用电子称，但用杆秤也不会缺斤少两。
那时还有卖老一辈人爱抽的烟叶。
那时的肉，都是新鲜屠宰的猪肉。
在牲畜交易区都会有卖鸡的、卖鸭的、卖鹅的、卖小猪的等等，应有尽有。
“上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今，华州区许多的年轻人都将奋斗的脚步，迈进了城市。城市的天空下，商品交易活动相对便利。但是，华州区的“上会”，在每个华州区人的心里，是无法替代的。
马上快过年了，正值返乡高潮，人们都从外地纷纷回到家乡，逢上镇里集会，便总会前去。每到这时候，镇上往往是最热闹的地方。
邵拉雄
（华州区党校高级讲师）
贾平京
探索与研究
华州区村级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村名刍议
2014年底至2015年初，华县村级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原242个村民委员会（民间俗称为行政村或政村），调整为121个村委会和14个新型农村社区。新村名有的很好，如赤水镇的台台村、新城村合并为大涨村村民委员会，城内村、南吉村、太平村合并为小涨村村民委员会。大涨、小涨本是历史久远的地名，最迟在明朝时就已有记载（见明《华州志》卷一），大涨村、小涨村从明清直至1950年代初都存在，明、清、民国初，曾设有大涨里、小涨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还曾设过小涨乡。以后，这两个村名在行政区划中逐渐消失。这次借并村之机，恢复历史旧名，值得点赞。类似的例子还有赤水镇的辛村、罗家合并为遇仙村，赤水镇的姚家村、李家堡、陈家村合并为朱村，下庙镇的什字村、新建村合并为胡村。新村名其实都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地名，不过，近几十年在行政区划中消失，仅在民间口头尚存。这次旧名重用，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厚重。
有些新村名勉强可以，但不尽如人意。比如，杏林镇的原梁西村、老官台、李庄合并称李庄，不如叫老官台。因为老官台是伟大诗人杜甫在华州时的纪念地（老官指杜甫），老官台还是新石器时代“老官台文化”的代表，不用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老官台之名，而用毫无特色的李庄，未免可惜。再如，柳枝镇的拾村与北拾村合并为新拾新型农村社区，拾村是华县延续历史最悠久的地名，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郑桓公于公元前806年受封，在今华县地区建立郑国，先居住在械林，后迁徙到“拾”地。郑国东迁到今河南一带后，拾地渐渐形成村落，称为拾村，以后延续至今，有2800年以上的历史，当为华县之最。北拾村之名当与拾村有关，两村合并后称拾村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未用这历史悠久之名。
有些新村名是很失败的。例如，莲花寺镇的西马村与罗纹村合并称为忠义村，不知何意？西马村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故里，郭子仪死后的谥号为“忠武”，是不是将忠武与忠义搞混了？《逸周书·谥法解》云：“危身奉上曰忠。险不辞难，克定祸乱曰武。”郭子仪忠心为国，平定安史之乱，“忠武”正是其辉煌一生的高度概括。而“忠义”是指忠臣义士，像关羽一类讲义气的人，称为忠义之士。郭子仪的特点是平定安史之乱，关羽的特点是义薄云天，郭子仪故里要改名，用“忠武”也比“忠义”贴切，再说，“令公”“将相”都是备选村名。郭子仪同时代人都尊称其为“郭令公”，民国时，西马村所在的乡称为“令公乡”；郭子仪出将入相，明清时，这一带设“将相乡”“将相里”。即使用西马村旧名也无不可，因为海内外郭子仪后裔经常回华州寻根，都知道西马村，也是知名度很高的村庄。罗纹也是有一千多年历史记载的地名，最迟在唐朝就有此名。这两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都不用，却用一个指向不明的“忠义”，让人无语。再如，赤水镇的南会村与程高村合并为会东方村。“会东方”，据说，是有人在此会见到西汉著名文学家东方朔而得名，其实此为讹传。早在300多年前，清康熙年间刊行的《续华州志》就对此有厘正。该书指出，当地曾出土普鉴和尚塔铭，塔铭中有元朝“中统元年重修玉泉寺于会同坊”字样，证明此地应称“会同坊”，而“会东方”不过是音转而已。这次并村未能拨误为正，仍用讹传的会东方，怕是讹传会长期传下去了。还有，高塘镇的堡底村、里寺村合并为堡里村村民委员会；华州街道办事处的吝家村、王堡村合并为吝王村村民委员会。这种硬性嫁接的地名很容易引人诟病。像湖北省荆州与沙市合并为荆沙市，社会反响很不好，荆沙市只好又改为荆州市。
村名，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定名、改名，都应挖掘其历史渊源、文化底蕴，宜严谨、慎重，切忌草率处之，以免留下遗憾。
闫广勤
（华州区地方史志学者）
华州区高塘镇形成与得名初探
陕西省华州区高塘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塬区乡镇，位于关中道南侧的土塬上，当地人俗称“高塘塬”。而“高塘”这两个字究竟来源于何处？起于何时？一直缺乏史实考证。
有说法称，高塘的得名与塬上有一处池塘不无关系。传说，高塘镇政府附近早先有一处池塘，每到夏季莲花盛开，景色宜人，在关中道一带相当有名，人民慕名前往观赏，久而久之，这个莲花池就被称为高塘，而高塘的这个地名因这个远近闻名的莲花池而得名了。
用这个传说来解释高塘这两个字的字面意思，并无不妥，而且相当贴切，只是该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莲花池具体所在的地方，也没有人见过，目前已经不可考。所以，姑且作为一种来源说法。
高塘之命名很有深意
如今高塘镇宋斜村之南，有一座小山包，当地人称其为“鸡仔山”，山包上清一色地生长着白皮松。当地人说：此地历史数千年，是尧帝的陵墓。在山包以东一公里的地方，有三个村子，沟西面的叫西安尧，沟东面的两个村分别叫作上安尧和东安尧。据村里老人介绍，这三个村子所在地，就是当年尧帝落土之后守陵人之居地。几千年过去了，之前完全是人工建成，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变成如今这座山包。而守陵人繁衍生息，渐渐形成了村落，村名就叫“安尧”，意思是安葬尧帝的地方。
笔者曾经考证过，尧是一个部落的称谓，而并非一个帝王的称谓。目前，该观点在史学界已经获得共识。尧帝作为部落首领的名称，不止一个，所以，尧帝陵也并不是一座陵寝。之前已经做过考证，这里不再赘述。
目前，位于高塘镇的这座尧帝陵，能够成为尧部落曾经的迁徙地，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根据一些有限的历史记载，在上古时期，人们要躲避洪水和猛兽的侵袭。那个时期的古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猛兽，如今我们常用的成语“洪水猛兽”，就来源于此。
唐尧时期，因为洪水泛滥频繁，以及其他部族的侵扰，尧带领部落到处迁徙。依据史料所载，历史上海河流域水患猖獗，尤其是上游在山西、下游在河北的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进入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
《尚书·尧典》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寰宇通志》说：“尧时上游之水无所痒，壅而四出”；《晋乘搜略》说：“尧时黄水为患，震及帝都。”不一而足。
万般无奈，唐尧携带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唐县一带，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沿着滹沱河溯流西进向高处迁徙，穿越了太行峡谷，进入了今山西省境，在今孟县又沿滹沱河支流乌河、温川河，汾河支流杨兴河，继续向西南跋涉，终于来到了汾河中游的河谷地带，今太原盆地，随后迁都至平阳（现临汾陶寺遗址）。
这个迁徙的过程相当漫长，也许经过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地方。所以，几乎每个部落联盟首领离世之后，在他去世的地方都会有一个陵墓。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尧王虚葬八百墓，唯有真身在谷林”。无论是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甚至安徽等地，都有尧帝陵的传说。其实，这些并非是虚葬，而是整个唐尧部落在迁徙过程中，不断有部落首领离世，而就地安葬造成的。
那么，尧部落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获得答案，应该满足一些条件。第一，必须靠近河谷，因为古人依水而居，没有水就无法生存；第二，要气候温暖适宜，这也是基本生存条件之一；第三，是要能够防止洪水，地势要高；第四，就是要远离其他部族的骚扰；第五，土山为主，要不然无法垦荒进行原始的耕作。
满足以上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而高塘镇确实都满足：地势较高，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可以耕种；往北不远就是渭河，取水方便；地处中原腹地，文明开化较早，又远离北方游牧的未开化的野蛮族群。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
那么，我们不难想象，作为部落联盟的唐尧部落，对于高塘这个地方是满意的，他们有一部分人或者一段时间在这里居住和繁衍生息，也是极为可能的。
高塘得名与其地形有关
众所周知，唐尧部落之所以命名为唐尧，与后世的年号一样，都有自己的希望在里面。唐尧是什么意思呢？
《说文》：“尧，高也”，段注云：“尧本谓高，陶唐氏以为号。”“兀”，《说文》“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唐，广而平”（平原唐其坛曼兮。——扬雄《甘泉赋》）这就是典型的黄土塬地貌，而高塘正好在黄土塬上，地势地形非常符合。那么，“唐尧”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源（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城”。同样说明了唐尧部落对于迁徙地的一种期望和希冀。
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在其著述《中国上古史导论》中主张，尧音近唐，唐音近陶，陶音近高，唐音近阳，因此，尧即陶唐，亦即高阳，甚至认为，高阳即高辛、高唐，尧亦即高辛、高唐。两种说法都提到了高唐，这很明显与高塘这个古老地名的来源有莫大的关系。而且，高塘附近的东阳，也应该属于同样的地名来源——根据地势而得名。而得名时间应该在上古时期，故而年代相当久远。
那么，为什么叫作做高塘而不是高唐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唐与塘是完全通用的。根据《康熙字典》【丑集中】【土部】记录“通作唐”。两个字在古代是通用的。
因此，高塘，亦作“高唐”，得名于其地形，当然也可以说得名于上古部落或者朝代名——陶唐或者唐尧。而东阳的“阳”，也可以说，是与“唐尧”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吉建军
（职业作家，人中国视窗网总编辑 山西聚缘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艺总监 网络媒体时事评论员）
华州区地名初探
地名，顾名思义，是地方的名称，是人类依其主观认识和共同约定而赋予特定事物实体的一个记号或标志。一个好的地名似在无声无息的告诉来者，这里曾经的过去和梦想的未来。地名的形成和变更，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探索历史文明进程的见证和物证。
华州区地处关中东部，是古华州的州治所在地，位于秦晋豫金三角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经建国设州置县，历朝历代名将名相辈出，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大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也是佛教进入内地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这样大背景下，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多重性，对华州区地名的形成，无不打下时代的洛印。
一、区划调整带来的地名命名
华州是一个有着7000年人类文明史的地方，在历史渐进渐变过程中，从古至今，历经了不计其数的区划调整，每次变更，都会伴随着地名的形成和变更。
周宣王二十二年（806），周宣王封其庶弟姬友（郑桓公）于郑，建立郑国。秦武公十一年（687）设郑县，北魏孝昌二年（526）在郑县设东雍州，西魏废帝三年（554）改东雍州为华州，领华山郡、白水郡。民国二年（1913），改华州为华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州区先后对乡镇村多次进行区划调整，凡此种种，都影响和推动了地名的形成与变更，如2016年的区划调整中，柳枝镇丰良村和伏中村合并，得名泉护村。赤水镇罗家村和辛村合并，得名遇仙村等。
二、人口迁徙形成的村名
人口迁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社会现象，它如同无数条交错的大河，从一处涌出、奔腾，然后在某一处汇聚、分叉，蔓延逶迤成支流、沟渠，乃至溪涧。在气候、历史、土地、粮食、财富以及各种偶然命运的驱赶下，人们往往会远投荒野，然后让荒野成为故乡。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以华州为中心的大地震，遇难人数达83万，其中华州区遇难人数占当时总人口的60%以上，造成“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在明廷实施的人口大迁徙中，华州区成为当然目的地之一，成千上万人从山西大槐树下分批被遣送到华州。在荒无人迹的旷野之地安居落户，形成村落，由此产生了不同内容的村名地名，大致有以下几种：
1、以原始住户或后来大族户姓氏得名的村名地名，如：刘家村、张家村、李家村、梁家等。
2、以地形地貌或当地特产得名的村名地名，如：堡子底、白泉、沟南、莲花寺、构峪等。
3、以姓氏与地形地貌融合形成的村名，如：侯岩、杜湾、安窑、马家堡、水城堡等。
三、庙宇对村名地名形成的影响
佛教发源于印度，东汉永平十年（67），佛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互相影响、吸收，发展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佛教与道教、儒教长期共生以沫，对当地社会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其他文化形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州区是佛教在内地早期传入地之一，所建的寺、庙、观、庵、殿、堂、院、宫、祠遍布城乡村落，形成了许多以庙宇为方位坐标的村名，如：寺前村、庙前、下庙、庙底沟等。还有一些把庙宇直接叫成村名，如：泰度庵村、太平寺村、兴国村等，华州区与庙宇有关得名的村名地名就有31个。
四、因传说故事得名的村名地名
华州区地处陕西东大门腹地，介于洛阳古城与长安古城之间，距离长安城仅有90 公里的路程。民间流传着许多宫廷皇帝及达官贵人在此游山玩水和造访民间，以及天子、太子、王孙在此逃难避祸的传说故事，他们所到之处和所作所为，受到当的百姓的关注和崇敬，也带来了村名地名新生的活力。
传说历史上有位皇上，年老多病，朝廷大权旁落，在太子外出为父寻治病秘方期间，不料遭朝廷奸臣带兵追杀，紧急关头，当朝一位叫隋合的忠臣，甘当替身，引开了追兵的杀戮，自己为国捐躯。太子登基后，为感谢隋合舍身救己的恩情和弘扬他精忠报国的精神，在隋合家乡【今华州区瓜坡镇（君沙村）君朝村】建寺立庙，每年率大臣祭奠朝拜这位忠烈，人们取君王朝拜之意，将原村名更名为君朝。
传说周幽王八年（前774），宠妃褒姒图谋废太子宜臼，伺机加害，宜臼逃亡途中，曾住宿渭滨（今柳枝镇王宿镇），后宜臼称帝周平王，人们纪念周平王宿住此地，改渭滨为王宿庄、王宿村、王宿镇之名。
传说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另立新政，为了根除后患，四处追杀皇室宗亲刘秀，刘秀为了躲避追杀，沿秦岭北麓向东逃亡到今华州区境内，一路留下了许多关于刘秀神仙保佑、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传说故事，许多村名地名由此而得，诸如郑（蹬）村、汉马龙泉、马刨泉、潜（藏）龙寺等。
五、因地形地貌变化而命名的村名地名
自然界地壳运动常常带来地貌的变化，有的变化成为当地的地标特征，人们将其特征习惯性的约定俗成为村名。还有一些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命名的村名，赤水镇（遇仙村）辛村一个自然村叫瑞凝庄，早先因为地处低洼，官道以及罗家、马堡秋天的雨水不断流入，田地常被雨水淹没，村庄成水围城，由此得名水淹庄、水银庄。时过境迁，水淹庄的情形已不复存在，后经文人以其谐音改叫瑞凝庄，含有聚祥凝瑞之意，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
柳枝镇东新庄村的联社自然村，很早以前村庄建在乱石堆中，人们形象地描述当初情景说：“出门石头送，回来石头迎，躺在坑头做石头梦”，石头之多之乱不难想象，人们叫其“乱石堡”。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乱石错落的现象已成过去，面对新面貌，村民觉得村名叫“乱石堡”，既名不符实，又不文雅大观，经村民协商讨论，改“乱石”为“联社”，随有“联社村”名的得来。
六、因为驻军得来的村名地名
华州为历朝历代的战略重地，既是关隘，又是后方粮仓，所以多有驻军把守和备战。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军队以营为寨，以寨为家是常有的建制形式，和平时以营为寨务农种田，旦有战争便戎装上阵，开赴战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随着时局变化，军队解散或裁减，不少军人和家眷留在了营地生活，形成了后来的民居村寨，寨名常以住户姓氏和“寨”字结合命名，如：大明镇的方寨村，赤水镇的漾田寨、佐魏寨、彭家寨、任家寨、姚家寨等。
纵观华州区的地名形成、演化与发展，可将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地形地貌与姓氏结合而得名，如：高塘镇的侯崖（岩）、王崖、郭崖，刘家斜，杨村凹，下庙镇的秦家滩村，大明镇的吕塬、颜塬、潘塬，瓜坡镇的闫崖、李岩村等。
二、以姓氏与城堡结合而得名，如：大明镇的孙堡，华州街道办事处的马堡、王堡村，赤水镇的水城堡等。
三、以寺、庙、庵、院而得名，如：大明镇的太平寺村，泰度庵村，瓜坡镇的庙前，高塘镇的寺前村、观音岔，赤水镇的安（庵）门前村等。
四、以传说故事而得名，如：高塘镇的江村，郑（蹬）村，大明镇的龙湾村、鱼姑川、骆驼岭，莲花寺镇的罗纹村，赤水镇的遇仙村，柳枝镇的王宿，瓜坡镇的君朝村、龙泉村、宰相坡。还有以神话传说得名的村，如：高塘镇的腰村等。
六、与古代城池有关而得名，如：赤水镇的郭（廓）村，柳枝镇的南关村，华州街道办事处的东关村、西关村。
七、以当地特产品而得名，如：高塘镇的核桃园村、枣园村，有“十里红杏”之称的杏林镇，以盛产莲菜得名的莲花寺镇，以盛产甜瓜得名的瓜坡镇等
八、以姓氏而得名，如高塘镇的同家村、罗马吝村，大明镇的赵家村、薛马村，赤水镇的刘家村、贾家村等。
九、以主观愿望而得名，一些村名会因人们主观对客观认识上的契合或接受而改变。如高塘镇涧峪口村的仁义村，原叫霸王沟村，后来觉得“霸王”二字不雅，便取悦大家一致意见，报政府备案后，更名为仁义村等。
十、以区划调整而得名。如由于渭南市的区划调整，华县更名为华州区；在2016年华县镇村区划调整中，华州镇更名为华州街道办事处：柳枝镇的南关村与上安村合并后，取名为南关村，梁堡村与构峪村合并后，取名樱桃沟村，西沟村与石沟村合并后，取名新园村等。
千百年来人们口口相传的村名地名，不仅仅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语言符号，重要的是它保存着人们对特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有的认识和思考方式，对于研究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民族民间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考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古老的口头或书面地名，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消失，正面临失传的危机。如高塘镇涧峪口村，原叫石坊院村，随着石牌坊的消失，这个村名早已无声无息了，现在知道这个村名的人是凤毛麟角。在清《续华州志》中，如：平定、太宁、广秀、车徒、集贤、清光等地名，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成为志书里的符号。今天地名消失与失传的最大危险，在于大量的城镇化建设、工业和道路交通建设带来的拆迁和用地。拆迁造成原有村容、地貌的破坏，极易造成古老地名的消失与失传。因此，加强对村名地名保护，已成为当下十分紧迫的任务。保护和传承好村名地名，是对广大人民群众乡愁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也是建设人文、宜居、生态、智慧新华州的客观要求。
贾平京
（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原华县文化体育局局长）
留下记忆的影子
2017年8月，辛苦了整整四年时间，终于编辑完成了《乡愁的味道——华州地名面面观》这部书的文字稿件，只等着拍摄好相关村庄的特色照片，便可交付出版社印刷完成任务了。高振强同志是我当文化体育局局长时的业务骨干，擅长照相，具备专业的摄影技能。我把情况给他说明后，他爽快热情地答应，愿意帮助照相。
《乡愁的味道——华州地名面面观》这部书记录了华州区264个村名或地名来由的传说故事、考证笺说、乡村记忆。为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本文图并茂的书籍，使人们在品味故事的同时，也能形象生动地感悟那些曾经生活过的场景，从而存留悠悠乡愁。于是，我们决定给每个村庄或地点至少配插一张照片，这样一来，就要涉及全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镇村，工作量非常大。
李兴武（左）、高振强（中）、吴彦荣（右）在雷西村清理石碑 贾平京摄 2017.8
8月的华州正经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每天平均气温都在37度以上，我本想等一段时间稍凉后再拍，可振强同志却说：“明日何其多，万事成蹉跎。”他一再坚持马上开始拍摄。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俩就出发开拍了。
未承想，首发却出师不利。其一，是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使镇村建设相似化、同质化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村村社社几乎是雷同摸式，很难找到独特的地形地貌、地标建筑或人文景观，使人在现场很伤脑筋，有无从下手之惑。其二，是为了找寻最佳角度，振强同志常要沿低上高甚至爬墙攀树，那天，他从一处大沙石堆往下跑时，不慎被一块石头绊倒，一下子匍匐在地，右手腕关节内侧擦伤较重，流血不止，幸好附近有个卫生所，急忙进去做了简单的止血消毒处理。我暗想着，今天看来拍不成了！可振强同志却毫不在意地说：“没事、没事”他轻伤不下火线，依旧坚持工作，但拍照明显受到影响。第一天我们未能如期完成任务。
在实践中总结，在摸索中前进，开动脑筋琢磨，会让人的思路变得开阔。之后每到一地，我们通过与当地村民交流探访，尤其是采取实地查看每条巷道及全方位观察村子四周等，看似愚笨的办法，却渐渐地找到了拍好某一村某一地的窍门。比如，拍摄现存的庙宇、碑石、古树、古建筑、古遗址等，或者借助路牌、桥梁、水塔、墙体标语、村卫生室门牌，甚至基督教教堂等，展示各村所在的位置。后期补拍时，还扩展了村庄景观叠加人文活动一并呈现的思路。采用这些拍摄方法，效率提升明显加快。但是，即便是这样，因为需要拍摄的村庄实在太多，加之振强同志追求完美不愿放弃任何一种拍摄可能的敬业精神和务实作风，致使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13小时以上，常常是追着太阳拍照。记得拍蔡郭村时，天实在太晚了，我们只好开启汽车大灯加闪光灯用混合光源拍摄。晚上回来在电脑上回看时感觉不满意，第二天一早又赶去重拍。
贾平京在张桥村擦洗石抱柏石碑文 高振强摄 2017.8
有一天，区电视台的吴彦荣先生、瓜坡镇的李兴武老师（画家）也饶有兴致地参与到拍摄中。在大明薛马的雷西村，村主任向我们提供了两块很有价值的古石碑，上面的字迹历经数百年岁月侵蚀，虽已有些模糊，但还可见。为了拍到清晰可辨的碑文内容，大家一齐动手，先用木杠把侧靠在墙根的碑石撬开，小心翼翼地移放到操作方便的地方；再用清水清洗碑面；然后找来石膏粉在碑面上均匀涂抹，让石膏粉进入字痕里；待略干后，迅速用稍潮的抹布除去碑面浮粉，对一些字迹不清楚的还要逐个进行加工。这样反复了好多次，才基本达到每个字都可辨认。拍照时正值中午，碑面上半阳半阴，严重影响拍照效果。于是我们就地取材，借桌子架板凳撑塑料布，临时搭建了三米多高的遮棚，最终才得以成功拍摄。二块碑石一块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敕建小师佛碑”；另一块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公断渠水碑”。为了尽最大努力拍好这两块珍贵的古碑，大家汗流浃背地干了足足两个半小时，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都觉得很值得，很欣慰。
三伏天照相是一项体力消耗非常大的活。振强同志肯吃苦，不怕累，总是不停地跑，不停地选角度，不停地拍摄。伤口根本无法得到很好护理，手握相机时汗水顺臂膀流入伤口，很快引发感染，举高相机时脓水又沿手腕流下，十分难受，让人很是心疼。当晚回到县城，先到华夏诊所赶紧对伤口再次进行了处理，然后才吃晚饭。随后，我又专门从家里拿了碘伏、棉签等交给振强，叮嘱他晚上醒来，以及白天坐车途中，尽量多往伤口上消毒敷药。就是这样，症状才逐渐好转。
天气实在是热，加上振强因身体原因，不能开空调，所以他每天都要带三件上衣出门，一件汗湿透了，脱下来晾在汽车座椅靠背上，换上干的继续拍摄。第二件湿了，又换上另一件，一天不知脱了换，换了脱多少次？很是辛苦，很是尽心，很是令人敬佩。我的主要任务是开车、做向导、当参谋、掮梯子、擦洗碑石等。每当累了有所泄气时，我们相互勉励，一起加油，接着再干。记得振强同志说得最多的鼓励话是：“做的好和更好，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既然要做，再累再苦也要尽力争取做到最好，尽管不能人人都满意，但也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丁点的遗憾，这是自己唯一可以决定的。”这段话是我听到且感受到的最励志的话语，也是这次最大收获之所在。
第五天去高塘镇处仁口村拍照时，我和振强分头寻找拍摄位置。在村外一块坡地上，我发现一座水塔和斜搭在上的铁梯，就试图登高观看。登梯上去时还算顺利，可谁知下来时生锈的梯框突然断裂，一下子把我挂在了半空，慌乱之中我的手抓在了断茬上，左手大拇指内侧的皮几乎被撕开一半，伤口很深，血流如注，在村民的帮助下，我咬着牙关才落地，这时两手都是血淋淋的，衣服上也到处是血迹……幸好振强及时返回，急忙拿出随身携带的碘伏赶快给我消毒处理，后来，好心的村民还拿来了创可贴等，伤口才得以包扎止血。至此，我们两个人都已负伤挂彩，但没有一个人说停，仍然坚持工作到太阳落山，才关机回城。
这次给各村拍照，连同后来补拍，前后大约花费了十一二天时间。从赤水到柳枝，从东阳到毕家，从辛庄到金惠，从高塘到下庙，塬上塬下来回地奔跑，跑遍了全区多半村庄。我们开汽车烧了三四箱油，行程1500多公里，顶烈日，冒风雨，流大汗，洒鲜血，累计拍摄这些有故事村庄过去和现在的第一手真实图像2000多张。之后，又熬了许多个夜晚，才遴选出这260余幅图片，奉献给大家。尽管这些图片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还很不完美，但就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而言，我们绝对是竭尽全力了。因此，虽憾亦欣慰，恳望读者谅解！但愿这些画面能成为人们怀古思乡美好的回忆。诚如此，我和振强足矣！
贾平京
（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原华县文化体育局局长）
为了承诺的兑现
历时四年多时间，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华州区镇村地名传说故事、考证笺说、乡村记忆为主要内容的《乡愁的味道——华州地名面面观》将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对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来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对初心的一个交代，对华州区乃至社会来说，是对地名文化的首次挖掘与保护。
为了得到更多有价值资料和文稿，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一是制定了稿件标准；二是建立以奖代补奖励机制，年终表彰奖励优秀作品的作者；三是每年二次分片区召开征稿推进会；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取得社会支持。
本书凝结了广大会员的心血、汗水和智慧。
广大会员走千家、串万户，奔波在全区各镇、街道办事处的村庄、社区，搜寻采访濒临消失的地名传说故事与古村落过去的容颜风情。
一个地名的采访，往往需要往返多次甚至十多次，采访十几人。会员罗文学、贾宝勤、邵拉雄、张书经、同阳洲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挖掘整理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记录资料，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于投稿者对于地名故事理解的不同，加之文字组织能力的差异，稿件类型五花八门，在文字组织、逻辑性、可考性等方面差异很大，从中甄别取舍，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大挑战。在编辑中，我把传说故事、乡村记忆的真实性，视为本书价值的生命线，坚决摒弃凭个人主观臆造或虚构之作。
当第一本《少华山传说》出版后，给了我完成《乡愁的味道——华州地名面面观》很大的鼓舞、信心和决心。通过对书稿的反复阅读，对有关方面的反复考证与咨询，参阅《华州志》《续华州志》等书，对我来说，既增长了知识，又拓展了对区情的了解，磨炼了意志，是收获最大的一人。
华州区地方史志研究者闫广勤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很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我经常向他请教学习，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教导，送我《华州志》《续华州志》等工具书，帮助我校勘内容。还积极撰稿，而且质量很高。编委会魏志礼主任，经常深入偏远村庄陪同人员采访，同时动员和物色撰稿人，反复阅读全文进行校勘、严格把关。华州籍在外工作的老师刘亦农、刘正军、郝庆年、张明、刘恒吉、吉建军等积极投稿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进一步确保书籍出版质量，先后有李五九、郝庆年、刘正军、邵拉雄、闫广勤、种树坤、高振强、贾宝勤等对本书内容进行了校对，还有华州区委区政府对本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荣幸得到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教授赵宇共老师、西安市旅行社法语特级导游毋建国同志作序，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编撰贯穿了我的不少主张，难免会暴露出一些偏见，有让大家失望之处，敬请包涵并提出宝贵意见。
贾平京
（华州区民间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原华县文化体育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