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研讨会

1943年、1944年，张爱玲创作到达极盛期。她像一匹马力十足的写作机器，几乎月月有小说刊出。战时上海的杂志多是短命的，所幸的是张爱玲的声名和作品长存下来了。

短短两年时间，张爱玲著述丰富，作品畅销，红极一时。她是作家聚谈会上的座上客，专门讨论其创作的座谈会接连召开，记者的访问记相继发表，评论文章也陆续出现。出名欲旺盛的张爱玲真的出名了。

1944年2月7日下午3点，张爱玲在亚尔培路参加了中日文化协会举办的女作家座谈会。共同出席的还有苏青、潘柳黛等中日作家，座谈会的主持人是事务局长周化人。讨论了中日妇女、文学创作、妇女动员等等问题，直到五点多钟才散会。第二天《申报》以“中日文协举行女作家座谈会——晚间设宴招待小林秀雄氏”为题，对座谈会进行了报道。^[3]

3月16日下午2点，在新中国报社内，《杂志》月刊负责人鲁风、吴江枫约请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关露等举行女作家聚谈会。她们都是当年活跃在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当早已成名的那些进步的革命作家因环境恶劣纷纷撤离上海之后，这块新文学的重镇一下寂然，只有少数几位左翼作家孤军奋战。这批女作者大都因寂寞和牢骚而拿起了笔。文学之于她们，不是斗争武器，不是唤醒人们奋争的号角，而是一种发泄和消遣。她们的笔下没有政治、没有战争，有的只是家庭的小悲欢，女人永远的烦忧。大浪淘沙，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们中的多数已被历史遗忘，只有张爱玲越来越强地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其次是关露和苏青，在此后的文学天幕中有零星的闪现。

在一座洋式住宅的台阶上，错落而随意地摆着十来张椅子，参加者相围而坐，喝茶，嗑瓜子，一片初春的阳光，一种闲适的气氛。主持人首先介绍了这次聚会的缘起，是因为上海的女作家近几年不俗的创作成绩。接着介绍了特别嘉宾，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他有《中国女性文学史》专著，当时正着手编当代女作家作品选，张爱玲亦被他选入。

座谈会主要有7个议题。涉及自己第一个作品的来历、女作家怎样评论女作家、对外国女作家的意见、取材范围、写什么和怎样写、读书与消遣以及对流行作品的批判。席间对张爱玲赞誉最多。有人说初读爱玲小说，惊讶其文笔之老练、想象之丰富，认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作家，不料见面才知道如此年轻。有人宣称只看张女士的作品，其余女作家一般不看，可谓情有独钟。

谈到女作家的取材特点，主持人问道：“有人说，女性作品的题材总是比较狭隘，在座各位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大家议论纷纷，苏青基本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女作家生活范围较小，自然限制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总是比较顺手，又是一个长处。汪丽玲也是这样看，她说：“在这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女性生活的路线自然比较狭隘。……但研究范围的狭隘，也可能表现得较为精细。”张爱玲大体属于这一派，但她有所纠正。她分析说：“的确女人的生活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改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材料的惟一源泉。”关露和潘柳黛则持反面意见。关露说题材的狭隘与否不能以男女分，而应以作家自身生活经历为标准。她举例说，林语堂的作品并不比丁玲的反映面宽广，法国都德的题材也不比乔治·桑广泛。于是话题又扯到男女作家的不同风格问题。张爱玲认为好的作品应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丽，多愁善感，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谈到“怎样写”的问题，主持人特意问张爱玲：“张爱玲女士写的故事都很动人，不知如何取材？”爱玲答道：“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这个回答颇似鲁迅“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的“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写法。可见，高明的作家自有其相通之处，他们都是观察广泛、概括精当的写人高手。

会上还就各自的读书和消遣，对古今作家的看法交换了意见。张爱玲还谈到他喜欢的作家有毛姆、赫胥黎和斯特拉·本森^[4]。就文学谈文学，没有丝毫政治色彩。大家任意而谈、畅所欲言，时间一过就是好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在座诸位女作家中，张爱玲成就最大，她的技巧常为与会者称赞。她本来发表了不少意见，仍老是被点名，请她对许多问题发表看法。她有一句回答引得大家哄笑起来。她说：“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这倒不是俏皮话，它如实地反映了爱玲的思想特点。她不是那种常能急中生智、滔滔不绝的演说家型的作家，也不是那种能不分场合左右逢源的社交型作家。她的特长在于悟，独自的体悟。

这次座谈会可以看作是张爱玲被上海文坛承认的一个标志。也是认识那一特殊时期的女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生涯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