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住进了“老鼠洞”，但此时台湾、香港的“张爱玲热”“热”得很。1976年，宋淇以林以亮为笔名，发表了《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等文，介绍了张爱玲离开大陆后在香港、美国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引起了张迷们的极大兴趣。《私语张爱玲》刊出后，读者纷纷来信表示希望多知道一些关于张爱玲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为人。宋淇征得张爱玲同意，从夫人邝文美的记录中选取一部分辑为张爱玲语录与张迷共享。这些语录取自于他们共同在香港生活的那段时间，那时他们差不多天天见面，且邝文美与张爱玲两位女性在一起无话不谈。邝文美觉得张爱玲很多话都很妙，有时就私下里把当天的谈话记录下来。这些“语录”虽然都出自50年代的张爱玲之口，但隽永简约，妙趣横生，还是窥视张爱玲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比如：
谈自己的生活习惯——“楼下公鸡啼，我便睡。像陈白露、像鬼——鬼还舒服，白天不用做事。”“我有一阵不同别人接触，看见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出外做事，或者时常遇见陌生人，慢慢会好一点——可是又妨碍写作。”
谈读书——“书是最好的朋友。惟一的缺点是使我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我喜欢的书，看时特别小心，外面另外用纸包着，以免喜欢污损封面；不喜欢的就不包。这本小说我并不喜欢，不过封面实在好看，所以还是包了。”
谈写作——“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包括人物、背景的一切细节），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像自己，还不要紧；只怕比自己坏，看了简直当是自己一时神志不清写的，那才糟呢！”“这几天总写不出，有如患了精神上的便秘。”
谈教书——“教书很难——又要做戏，又要做人。”
谈友情——“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美的部分。”“有人共享，快乐会加倍，忧愁会减半。”
谈爱情——“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谈女人——“‘才’‘德’‘貌’都差不多一样短暂。像××，‘娶妻娶德’，但妻子越来越唠叨，烦得他走投无路。”“很多女人因为心里不快乐，才浪费，是一种补偿作用。例如丈夫对她冷淡，就乱花钱。”
谈自己——“我这人只有一点同所有女人一样，就是不喜欢买书。其余的品质——如善妒、小气——并不仅限于女人，男人也犯的。在乱世中买书，丢了一批又一批，就像有些人一次又一次投机失败，还是不肯罢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某些男人那么喜欢买书的女人，女人总觉得随便买什么都比买书好。……结论是：一个女人如果肯默不作声，不去干涉男人买书，可以说经得起爱情的考验。”
谈人性——“‘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最讨厌是自以为有学问的女人和自以为生得漂亮的男人。”[2]
这可是张爱玲在自己的好友面前的真情流露。抄了这大一篇，足可见张爱玲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有个性的正常的女人、作家。她没有丝毫不能容于世的怪僻畸思。有些读者和传记作总喜欢过分渲染张爱玲的“怪”，甚至把她与心理变态者联系起来，其实不过是用庸人凡人的思维去看待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作家。一个人有她不好见人、不喜交际的充分理由。不愿意交际应酬并不等于不谙人事，否则一个“变态”的人何以能写出那么精深的人人叫绝的表现人性的小说来。文明社会应当允许人人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甚至是“怪异性”。
张爱玲和宋淇夫妇，40年的交集，往来信件600多封，1400余页，超过40万字。应该说是非常相知的。“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命运的安排多好。”他们认为张爱玲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总在做新的尝试，从来不走旧路，也不模仿别人。她的人生经验不能算丰富，可是她有惊人的观察力和悟性，并且懂得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在日常生活中抓取写作的材料，因此她的作品永远多姿多彩，一寸一寸都是活的。[3]
宋淇的文章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看张”的愿望。1976年台湾学者唐文标[4]先生出版了《张爱玲研究》《张爱玲杂碎》两本书，几年后他又有《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张爱玲卷》等书出版。尤其是《大全集》一书，搜罗了与张爱玲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他的《张爱玲研究》并没有他的资料工作那么有价值。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文构成。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
唐文标的观点，遭到了有些研究者的批评，认为他低估了张爱玲的价值，也有人附和唐文标，有人评论这种现象说：“张爱玲在台湾渐渐流行起来，当时几个男作家实在是爱张爱玲爱得要死，却又故意装作很客观，要批判她——尤其是唐文标。”[5]
这一年，张爱玲自己也出了一本书：《张看》。“张看”这题目有人看不懂，她后来亦解释：“‘张看’就是张的见解或管窥——往里面张望——最浅薄的双关语。”[6]于是张迷们把读张爱玲的作品和欣赏其人称为“看张”。这本集子收有《流言》之外的40年代的散文《姑姑语录》《论写作》《天才梦》，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创世纪》，加上后来发表的《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在序中，她“自我作践”了《连环套》一番。说它“通篇胡扯，不禁骇笑”。本不打算收这两部旧小说的，但唐文标执意不允，说盗印在即，你不印别人也会印。这样“不得已还是自己出书，至少可以写篇序说明这两篇小说未完，是怎么回事。抢救下两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7]。
《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曾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过。这是两篇长文，是由副刊编辑桑品载索稿而来的。桑品载也是一位“张迷”，二十来岁在军中服役期间狂热地迷于创作。一位香港侨生借给他一本《传奇》，他读了以后，也是“诸天为之震动”，而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作家”。后来他接手《人间》副刊编务后，开始寻找张爱玲，终于在朱西宁处获得张爱玲的美国地址。正要与她联系时，得到上方警告，说张爱玲曾为胡兰成之妻，“思想有问题”，并说“《秧歌》《赤地之恋》也有问题”。
在那个年代，文字检查党政军都有专职单位，副刊编辑被怀疑思想有问题而勒令去职，甚至被捕入狱者大有人在（如林海音、柏杨、童尚经，童尚经更遭枪决），至于遭警总约谈更是司空见惯（我便是警总的常客，亦被调查局约谈过），张爱玲既然有问题，我还要跟她通信吗？跟她约稿吗？如果文章来了，不能登怎么办？
这段话可以看出50年代下半叶和60年代上半叶台湾的“文禁”状况，张爱玲也不能幸免。桑品载还是写了约稿信，但没有回信。朱西宁鼓励他再写，并表示自己也会给张爱玲写信推介《人间》副刊。后来张爱玲回了一封短信，表示暂无作品。桑品载又写了一封信，“客气、尊敬，不过足以让她明白，我这个人也很难缠，不给我写稿就想摆脱我，不是那么容易！”[8]
70年代，《人间》刊发了水晶、夏志清、朱西宁等讨论张爱玲的文章，桑品载一一寄给张爱玲，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次张爱玲在信中说美国买不到好茶，桑品载立刻寄了一包乌龙茶去，但一个月后被退了回来，客气地道谢，又说她其实并不爱喝茶。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个顶怕麻烦别人，顶怕欠人感情的人。
桑品载还听说张爱玲在写关于北方军阀的长篇小说，兴奋地向报社董事长汇报。董事长指示他一定要尽力弄到稿子，并说可以先寄5000美金给她，作为稿费的一部分。当时5000美金值台币20万。然而，张爱玲客气地否认了这篇小说已写好，也不愿接受预付高额稿费的方式。
桑品载与张爱玲有五年的通信联系，金石为诚所开，张爱玲寄来了三万字的《谈看书》，又怕这篇文章过长，报纸不便刊登，给桑品载写信道：“好久以前说要写篇散文寄来，迟到现在才交卷，真太荒唐。这篇文章实在太长，如果与报纸体裁不合，请千万不要跟我客套，寄还给我，以后有较短的再奉上。”落款日期是1974年的4月2日。
在《谈看书》和《谈看书后记》中，张爱玲谈到她近来看的书以记录体居多，反映在这两篇文章里，是她对欧美历史知识的丰富和运用自如。她古今中外地谈了不少书，但花篇幅较多的是有关18世纪英国海军“邦梯号”叛变案的几部作品。30年代的《叛舰喋血记》《邦梯号上的叛变》，新出的画册式大书《布莱船长和克利斯青先生》、小说《再会，克利斯青先生》等。张爱玲看重这个题材，自有一番解释：“不过是一本过时的美国畅销书，老是锲而不舍地细评起来，亦近无聊。原因是大家都熟悉这题材，把史实搞清楚以后，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怎样改，为什么改，可见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同时可以看出原有的故事本身有一种活力，为了要普遍地被接受，而削足适履。它这一点非常典型性，不仅代表通俗小说，也不限西方。”
尽管这个故事十分复杂，评价不一，张爱玲贬抑了布莱船长式的专制者形象，肯定了叛变者尤其是克利斯青的反抗性格。在文章最后，张爱玲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大弟子荣格的“凡是能正确分析的病例都有一种美，审美学上的美感”这句话，认为这并不是病态美，“别的生老病死，一切人的事也都有这种美，只有最好的艺术品能比”。
不论看什么书，张爱玲总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她看见的是人性，人性的美。“‘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